公元前456年，在宋国左师向戌的努力下，晋楚实现弭兵。
所有的国家都喘了口气，弭兵带来了难得的国际和平局面。诸侯国面临的外部战争压力减轻了，但内部的权力斗争却激化了。这个时间段中原国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国君的权力不断下降，国家大权掌握在贵族手中。晋有六卿，鲁有三桓，郑有七穆，宋有华和向两大家族。这些卿大夫的权势盖过君权，君臣矛盾激化，成为春秋后期政坛的一大景观。
在政治权力出现巨大变革的时代，与其他国家相比，郑国的内政相对稳定，在春秋末期成为一方乐土，这与子产的巨大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不过子产的执政之路并不是一条坦途，而是密布荆棘，险象环生。
郑国“七穆”指的是七大家族，分别是罕氏、驷氏、良氏、国氏、游氏、丰氏和印氏，这七大家族都是郑穆公的后代。
子产属于国氏家族，他被任命为卿之后在内阁中排名第四，排在他前面的是子展（罕氏）、子西（驷氏）和伯有（又称为“良霄”或“良氏”）。
子展与子西先后去世，伯有执掌国政。
伯有这个人奢侈无度，又是个酒鬼。他在自己家里建了个地下室，晚上就躲在地下室喝酒。一边喝酒，一边敲钟奏乐。因为他是执政，经常有官员前来找他。可每次他都只顾喝酒，不出来，官员就问：“主公在哪里？”伯有的属下就开玩笑地说：“主公躲在山谷里呢。”戏把地下室称为“山谷”了。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奢侈无度又酗酒，而且刚愎自用。
根据弭兵大会的精神，郑国有义务向楚国朝贡。
公元前544年，伯有准备派公孙黑去楚国。公孙黑是子西的弟弟，属于驷氏家族，是前任首相子驷的儿子。
公孙黑一听要去楚国，他不干了，对伯有说：“楚国与郑国关系很不好，你却要叫我去楚国，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
伯有一听，说道：“你们家可是世代都搞外交的呀，你不去谁去呀？”
公孙黑一听，火气上来了，勃然大怒，顶撞伯有说：“可以去我就去了，有危险我才不去呢，这跟世代搞外交有什么关系！”
伯有一听，现在是我当权。你居然敢不听我的命令，便要强迫公孙黑出使楚国。
公孙黑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大怒拂袖而去，回到家后他准备带兵去攻打伯有。这时郑国的大夫们都赶紧出面，为伯有与公孙黑调解矛盾。伯有趁机拉帮结派，让大夫们到他家中，硬要结为同盟以巩固自己的势力。
郑大夫裨谌对另一位大夫然明说：“伯有拉着大家结为盟友，可这能管用多久呢？这只会乱中加乱，祸害不浅，我看他撑不了三年了。”然明问道：“那政权将会落在谁手里呢？”裨谌回答说：“好的代替不好的，这就是天命，我看就是子产吧。如果论资排辈，也该到他了；如果论择善选贤，也非他莫属。郑国现在这么乱，如果子产上台，郑国还有希望；如果不是这样，我看郑国要亡了。”
现在伯有还没有垮台，大夫们就在讨论下一任的执政。而且还看好子产，看来子产的出类拔萃是得到公认的。
不久后（公元前543年初），子产追随郑简公出访晋国。晋国大夫叔向拜会了他，向他询问对郑国时局的看法。子产回答说：“关键要看今年了，现在伯有与公孙黑明争暗斗，很难调解啊。如果两人和解的话，政局就会比较清楚了。”
叔向问说：“不是已经调解了吗？”
“唉！”子产叹了一口气说，“伯有这个人骄奢刚愎，公孙黑则盛气凌人，两人很难妥协的。虽然在大夫的劝说下暂时和解，可是互相之间仍然充满怨恨，很快就要掀起新一轮的争斗了。”
子产的政治判断力与分析力很惊人，表面平静的郑国政坛，实际上却是暗流涌动。
郑简公访问晋国后回到国内，他也出面调解伯有与公孙黑的矛盾，但是效果并不大。伯有果然是个相当固执的人，他又跑去见郑简公再次提出要求。即要派公孙黑出使楚国，然后又回家喝酒去了。
公孙黑得知消息后，大怒，带着自己的家族武装连夜杀向伯有的家中。这时伯有又在地下室里喝得大醉，不省人事。他的家兵抵挡不住公孙黑的武装，家臣赶紧带着不省人事的伯有逃了出去，逃到了雍梁城。
公孙黑找不到伯有，便放了一把火把他的府邸给烧了。
伯有从美梦中醒过来时，吓了一跳。记得自己是睡在自家的地下室里呀，怎么换地方了呢？正充满疑惑，还以为在做梦哩。家臣们向他汇报了公孙黑率兵攻打府邸的事情，他听罢吓出一身冷汗。真是好险啊，自己差点就醉醺醺地死去了。现在可不能继续待在郑国了，得先出国躲躲，他逃到了许国。
在这场内乱中，子产持中立的态度。从他对伯有与公孙黑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两人都没有好感，伯有是“骄奢刚愎”，公孙黑是“盛气凌人”。但是子产本着人道主义的立场，到伯有的府邸为死难者收尸安葬。为了不介入两派的争斗，他决心出走，离开国都。
郑国上卿子皮是前任执政子展的儿子，伯有逃走后成为内阁中的首席人物。子皮听说子产出走了，赶紧前去追赶。劝他返回国都，帮助稳定混乱的局面。在子皮的劝说下子产以大局为重，违心与公孙黑结盟，加入支持公孙黑的一方；同时郑简公也与诸大夫结盟，并集合国都的民众，与民众共同结盟反对伯有。
这个事件，可以看出春秋政治的一些特色，即政治专制色彩不浓厚。普通民众是有政治地位的，国君和卿大夫要讨好民众，还要使用结盟这种手段。这种特殊的时代政治必须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因为它对探讨中国政治专制史的演变很有意义。
当伯有得知郑国从国君到卿大夫到民众都结盟反对自己时，气坏了，决定要杀回国都。伯有认为在内阁中有两个人是可以争取的，第一个是子皮，因为在攻打伯有府邸时，子皮并没有派兵参加；第二个是子产，因为子产帮助收尸安葬，并且有出走国都的打算。
伯有秘密潜回郑都，像我们电影里曾经看到的情节一样，他从排水洞钻进城内秘密联系效忠于他的马师（郑国的官名）羽颉。在羽颉的帮助下他召集旧部，并且从一个武器库中取出大量武器，装备成军队试图夺取郑都的北门。
公孙黑所属驷氏家族的领袖驷带率领郑都的民众组成的民兵讨伐伯有，双方一片混战。驷氏与良氏两大家族大火并，驷带与伯有都想得到子产的支持。虽然子产与公孙黑结盟，但他仍然严格恪守中立的立场。最后伯有一方渐渐不支，且战且退，退到一个卖羊的市场边上。伯有在战斗中被杀死，宣告了这场内战的结束。
伯有的尸体被扔在集市上，没有人敢来收尸。子产站出来，给伯有的尸体披上了一件衣裳。然后在他尸体边号哭，并用棺材收殓其尸体，为其安葬。
子产的态度令驷带非常生气，他打算带兵进攻子产，这时候接替伯有执政的子皮大怒道：“子产的做法是合乎礼仪的，你却想杀了他，是不是想闯大祸呢？”在子皮的严重警告下，驷带才不敢动手。
与晋国、齐国和鲁国等国相似，郑国的君主郑简公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卿大夫手中。在郑国的内战中，郑简公几乎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在郑国的内斗中，子产虽然想要置身事外，但政治斗争中，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如果不是子皮及时出手，子产恐怕性命难保了。
子皮确实也是一位优秀的人才，他是前任执政子展的儿子。子展在公元前444年去世，子皮继父亲之后，被郑简公任命为上卿。正好郑国遭遇饥荒，当时首都的百姓都吃不饱饭。子皮便以父亲的名义，向饥民分发粮食，深得百姓的拥护。
伯有死了之后，子皮成为郑国的执政。但他深知子产才华横溢，所以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即准备将执政大权交给子产。这个决定让子产很吃惊，他推辞说：“郑国是个小国，却临近两个大国，十分不利。在国内几大家族势力庞大，要治理好这个国家，我可干不来。”
子皮对他说：“您不要推辞了，有我率领大家听从您，谁胆敢来冒犯您？我们虽然是小国，如果能侍奉好大国，国家也可以获得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
在子皮的支持下，子产最终成为郑国的执政。
子产的执政之路，得到了子皮三次鼎力援助。第一次是子产为避开内斗，准备出走时是子皮劝他返回，这也确保了他在权力中枢中的地位；第二次是驷带要攻打子产时，是子皮阻止了他的行动；第三次是子皮主动把执政权交给了子产，使子产有大展身手的机会。
子皮确实没看走眼，子产上台后，便雷厉风行并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改革。
郑国的社会矛盾集中在土地问题上，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由于土地大量为大地主和大贵族所兼并，所以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矛盾激化。当年郑国首相子驷推行土地改革（称“为田洫”），在改革中受损的几大家族联合起来叛乱。子驷与子产的父亲子国都死于这场叛乱，由是可见改革的阻力是何等巨大。
然而子产不惧阻力，勇往直前，他开始推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
新政策规定城市与乡村都要推行秩序制度，不同阶层的人要求穿着不同的衣服，以加强管理；各人的田地要划清边界，以沟渠隔开，这个改革叫“作封洫”。就是重新划定田界，迫使一些贵族将侵占别人的田地吐出来。在不得罪强族的基础上，对于贵族中的忠厚俭朴之人，给予提拔；对于骄横奢侈者，则给予惩治。什么叫忠厚俭朴之人？其实就是支持改革的人。重新划清田界，对贵族兼并土地是一大打击。
可以想象，子产的改革是在何等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对子产的咒骂、恐吓和威胁之声四起。不少贵族地主因改革而利益受损，便组织一帮文匪对子产口诛笔伐，编成诗歌在社会上到处宣扬。当时流传一首歌，其中一句是：“谁要杀死子产，我愿意来帮忙。”公然叫嚣以恐怖手段来对付子产。
子产虽然是“七穆”家族之一，但他所在的国氏家族在七大家族中势力并不强大。所幸的是，子产的改革得到势力最强大的罕氏家族首领子皮的大力支持。没有子皮的鼎力相助，子产纵有天大的抱负，也只能成为空谈了。
子产的新政在民间引起很大的争议。
乡校成为郑国民众集会和议论政治的地方，乡校就是乡里的学校。因为是公共场所，所以乡里人没事就凑在这里讨论国家大事。
这些民众居然敢利用乡校这种场所，对政府横加评议，不由引起一些政府官员的愤怒。郑国大夫然明跑去对子产说：“我想派人去捣毁乡校，您看怎么样？”
对于乡校处士横议的事情，子产是知道的，但他并没有禁止。他对然明说：“为什么要捣毁乡校呢？人们早晚工作完毕后到那儿集合，并议论国家政治的好坏。他们说得好的，我就施行；他们所厌恶的，我就改正，这不正是我的老师吗？为什么要捣毁呢？要减少民众对我们的怨气，只有做到‘忠善’二字，没听说过用权威可以压抑怨气的。这个道理，就像治理河水一样。如果溃决一个大口，那么必定有很多人遭殃受害，这种情况就没法救了；如果事先开了小口，使其分流，这样就不会出现大决堤的现象了。民众在乡校中的议论，正是治病的良药哩。”
然明听了之后，自叹不如，佩服地说：“现在才知道您确实是做大事的，我实在是见识短浅。如果照您的意见来办，国家就有希望了。”
这就是著名的“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一直以来被当做施政者的样板。这也是春秋时代政治相对开明的一个体现，民众有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权。可以集会，可以议论时政，甚至可以骂政府。子产的这一开明做法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略晚于子产的圣人孔子曾评价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子产心地坦荡无私，相信总有一天，民众能理解自己的为人与苦心。他的开明政治，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在其执政的第三年，有一首民谣唱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对比三年前流传的民谣所唱的“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可见国人对其态度的一大转变。刚开始是巴不得子产死，谁要杀子产，大家还准备帮一把哩。三年后大家反而担心子产死了，就没有人能继承其事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