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在义合召开了一次会议，主要是反右，但没注意防“左”，这一祸水流到了农村，犯了“左”的错误，死了一些人。但反右是否收到了成效？今天尚无材料证明。义合会议对土地情况是不了解的，所以在老区也来了个平分，结果搞“左”了，但时间很短，很快就纠正了。边区的土地问题，除三边、陇东尚未完全解决外，总的说已经解决了。1948年的营业税也免了，所以群众支援前线十分踊跃，今年已做了几十万双军鞋，把自己的口粮拿出来支援前线。如刘家川附近林主席住的村子里，有一个农民，家中虽然只剩下一斗粮食，他也要拿出来支援前线，因为他希望解放军打下榆林后就可以收复延安，他相信公家一定能解决他们的困难。河西的灾情很重，但河东还有粮食，只要我们组织力量运过来，就可以减轻河西的饥荒。
现在，后勤部门的工作中，河东与河西不够协调。联防军后勤部是新成立的机构，工作仅敢于发电报、写信和批条子，不会很好地协同河东与河西的关系，因此，对支援前方就增加了困难。卫生部工作也存在宗派观念。晋绥军区、西北野司、联防军各有一摊，互不协调。如联防军第四医院没有X光机，而河东晋绥军区卫生部却放着几架X光机不用，这样给诊治伤病员增加了很多困难。
由于后勤工作不协调，对军工生产也有影响。现在一颗82迫击炮炮弹需要1500多斤粮食。照我们边区的情况，一个中农全年的生产收入只能用来生产半个82迫击炮炮弹。按我们目前军工生产的能力，如找到150万斤硝，在6月份我们可以生产山炮弹500发，7月份还可以增加。我们有四个手榴弹厂，只要有原料，组织得好，今年可以保障我们野战军的作战需要。这些工厂是延安主动放弃以后搬过河东的。我们几千名职工努力工作，对支援战争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后勤工作不协调，影响了军工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
另外，对战争动员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战士到了前线就开小差。据边区统计，共有6000人开小差回了家。现在联司以张参谋长（张经武）为首，已组织归队委员会，分区进行工作，6、7、8三个月可以让开小差人员归队集中，如把这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减少野战军兵力上的困难。为了更好地支援前线，做好后方工作，我想开过这个会之后，在延安还要开几天会，检讨后勤各部门的工作，使河东与河西的工作更好协调起来。
关于部队今后的供给问题，我认为，只要把工作做好是可以解决的。现在我们边区已发展到650万人，粮食、棉花问题可以自己解决。晋西南人人都会纺纱，新绛县手工业有72项，布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代县、运城的盐也是很大的收入，三边的盐池也可以发展，白水、瓦窑堡的煤、河东右玉南山和左云东山的煤产量都很大，晋南的煤能供晋南几十万人用，五寨、宁武一带有大森林可以利用。我们现在自己办的火柴厂很好，可以不用外来的火柴，并能出口。总之，我们的收入还是很大的，而且在大片新解放区还没有人去做税收工作。所以，只要把财经工作做得好，吃饭、穿衣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同时，组织好运输也非常重要。现在晋察冀有几十万斤棉花，还没有运过来，如果把河东与河西的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定会大大提高，那时估计可以抽出18000多名劳力来从事运输工作。
二、对西府战役的检讨
这几天，大家对西府战役的检讨很好，但是据我了解，同志们在会议上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讲出来。有的同志对党、对同志没有如实反映问题。有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但相互批评不够。纵队与纵队之间，旅与旅之间有意见，但当面都不讲，表面上看很和睦，而在背后又相互议论，这是很不好的现象，这对我们解放大西北是没有好处的。有的领导说，他们的部队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而事实上没有做到，但没有同志出来批评。中国有句俗话说：“瞒病者必死。”我看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还没有把脸皮扯破，没有把存在的问题都揭露出来，所以也就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比如对打瓦子街捉俘虏问题，某纵队对某纵队就有意见，但在这次会议上，某纵队不公开提出来，某纵队自己也不讲，既然相互有意见，为什么不公开放到桌面上呢？再如359旅一个团长为抢俘虏被人打伤了，某旅有个班长为了抢枪，就上起刺刀来杀人。对这种事情，这些部队的领导为什么不讲呢？如果现在不很好检查，那么将来还会犯错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彼此间应该做到亲如兄弟，团结友爱。但我们有些部队，不但未能做到这一点，还要相互打。有的打仗时打滑头仗，做假报告，对这种情况，这些部队的领导要负责。
在杨家沟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对整个的敌人可以轻视而对具体的敌人不可轻视。在这次西府战役中，4纵队就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你们不是把两个旅的力量集中起来，而是分散使用，这就是轻视敌人。如果你们集中兵力过了泾河，就能歼灭更多敌人，有力地支援友军，使敌人无法抽兵，我军就能占领宝鸡一星期，这就对我们非常有利。
关于军事问题，我问过毛主席，他说：只要把12月25日报告中关于军事问题的几条原则研究好了，就能解决问题。冬季休整以后，大家劲头很大，打第一仗，就消灭敌人五个旅，因为准备工作做得好，有歼灭敌人的把握，做到了毛主席说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攻打洛川时，由于那里地形很险要，我们准备工作做得又不够，所以把握不大。打洛川，一方面影响了6纵、3纵的休整；另一方面，我们伤亡了2000多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原准备围洛川打援，但敌人不北进，使我们没有饭吃，逼得我们非走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出西南。这一行动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被动的。因为敌人集中了十几个旅，只要它变化队形，就可沿公路与我军平行前进，我军则需要爬山、渡河。我们在马栏山也是没有饭吃，故只有往西南行动。
在上次前委扩大会上，与会干部都表示了态度，就应该保障战役任务的完成。我们的军队是有政治觉悟的军队，而且离根据地也不远。我们的作战对象，是没落阶级的队伍，所以，只要我们指挥员指挥得好，我们一定能打败敌人。比如在我军渡泾河之初，利用敌人尚未集结，先扫清散敌，扩大我之占领区，把敌人逼到咸阳、三原以东，这样，我们就可以争取几天时间，这一着做好了，可以挽回被动局面。在岐山对抗时，我们有五个团，兵力不算少，但由于我们队形拉得太长，兵力分散，所以就不能抗击强大的敌人。如果我们集中力量，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先占领屯子镇有利地形，进行顽强阻击，加之敌人十几个旅的兵力不是密集进攻，而是比较分散，我们只要打掉它一个团，它也要停一停，这样就可以打败它的进攻，争取两三天时间休息，再做好打的准备，这就有可能改变被动局面。但这仗没有打好，所以应该检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在军阀混战时代，湖南郭炳珍的两万多人，被几十万四川军队打败，只剩下8000多人，退到了湖北某地，在河滩上睡觉。他手下好多军官问他怎么办？他都不答理，只有一个军官说：“服从命令。”于是郭起身重整队伍，问部队的官兵是愿死还是想活，如果想活就只有打。他率部队回头一个夜袭，一直杀到川军的指挥部，打败了30多万敌人，收复了成都。其基本原因，就是部队服从命令和注意了对战术的研究。
关于4纵存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由主要领导负责。从1947年11月以后，我就有这样的感觉，纵队的主要领导对干部有些偏。如有的干部明明毛病很多，但该纵队主要领导几次来电报要这个干部，而他对积极的青年干部则认为没有经验，不能很好使用。这这次战役中，纵队主要领导对部队分散兵力、不执行命令也是知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他自讲的阶级意识不强外，我认为，这几年边区的和平生活环境对他起了副作用，他对有严重缺点的干部没有及时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结果使他们犯了更大的错误，弄到了撤职的地步。这些同志的本质还是好的，如果纵队领导能及时对他们批评帮助，本来是可以挽救和改造过来的。所以，四纵的问题，应由主要领导负责。
还有某纵队的问题，纵队领导在发言中说了很多原因，我认为，这些客观原因虽然都能算是理由，但是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在那里筹粮，这就是命令，就应该坚决执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不执行命令就是错误的。我认为，有的纵队有不愿打仗、只想走的思想。但你们应该懂得，我们只有打垮了敌人，才有可能安安宁宁地走，本来某纵在打了宝鸡后伤亡不大，又有弹药，为什么不能再打？根据上述情况，我觉得我们有的部队还不是十分顽强。彭总的决心是正确的，但在实现这个决心时，某些干部出了毛病。所以，这仗总的来说虽然打胜了，但有美中不足。我军西南行动虽然是被动的，增加了部队伤亡和减员，但也获得了敌人不少武器、弹药，缴获了坦克、汽车等，而且收复了延安和洛川，特别是收复延安，对全国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某纵队在伏击敌人时，由于兵力少，加上指挥上有毛病，否则会打得更好一些。
总之，这次战役行动，如下面能很好实现彭总的决心，会打得更好。四纵队的基层干部和战士都是子弟兵，他们的质量比哪一个纵队都强，把这支部队带成现在这个样子，应由纵队领导负责。所以，我提议高级干部要好好学习和研究毛主席关于军事的那十条原则。
三、关于整军问题
彭总所提的方案，我完全同意。整军的目的是为了组织我们的力量，检讨经验教训，所以这次批评×纵队犯右的错误时，要同时注意防“左”。
首先，在组织上，对于干部称职的就用，不称职的就撤职或调动，×纵队就需要这样做。
其次，关于补充问题，最困难的是征新兵。在晋西北已征到5000人，石家庄有8000人，估计还可以动员归队2000人，拟六、七两个月补充到部队。另外，还可到各医院动员一至两千伤愈的老战士、机枪班长等回部队充当骨干，这是野战军的一部分力量，以上总共能动员20000多人补充部队。此外，对六纵队的武器补充问题，也要很快解决。
第三，整顿机关工作。整个边区司令部的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原因是大多数是文参谋，没有一个参谋头。所以，我提议在整训期间，对司令部的工作要很好整顿一下，要实行分工负责：一科要负担起一科的工作，二科要负担起二科的工作。我觉得二科的战略战役侦察没有做起来，甚至连战术侦察也没有担负起来。在战斗中，电台很重要，我们骑兵侦察力量很小，主要靠电台，特别是离开根据地到蒋管区作战没有电台或电台联络不好，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第四，做好打出去的准备。野战军是一定要打出去的，所以现在就应该注意做好打到蒋管区去的各项准备工作。据我估计，前总的后勤工作也不是做得那样好，一定有缺点，比如前后方的协调就做得不大好，因此，在整训中对后勤工作也要好好进行检讨，特别是对运输队要很好进行整顿，因为违犯纪律的主要是运输队。在休整中，需要召开一个后勤会议，使前后方后勤工作衔接起来。如果后勤工作做得好，保障部队的供给，这是对前方最大的帮助，也是后方的中心工作。现在野战军有奖罚条例，做到了奖罚分明，对后勤工作也要这样做。
现在后方军干校有900多名学员，为了使他们的训练不与前方的作战脱节，而能适应前方作战的需要，我建议前方政治工作材料和各纵队整训中的材料，都送给军干校一份，以便学员了解前方的情况，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训练。
在两个月的整训中，对各部门的工作都要进行整顿，以便两个月后打出去时部队在战术和技术上都有提高，能适应打马（指马步芳、马鸿逵）打胡（胡宗南）的需要。打马需要骑兵，打胡也同样需要骑兵，所以，练兵的时候一定要苦练，还要加强政治动员和军事动员。战时主要是看能灵活用兵，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所以在平时就要教育和培养战士都能各自为战。练兵是要舍得皮肉之苦的，要把部队练得能攻能守，既能打攻坚战，又能打野战。
第五，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部队整训以后往西南行动时，群众纪律有所进步，但进步不算大，各级领导还没有把组织纪律性提高到阶级觉悟的高度，建立在阶级自觉的基础上。如在围洛川时，一纵队在秦关镇时群众纪律最好，但9旅（即359旅）的群众纪律还不是自觉的，而是带有命令性质。三纵队的纪律也比较好，某纵队的纪律就比较差，群众有意见。所以，我们各级干部要教育部队遵守群众纪律，并把它建立在高度的阶级觉悟基础上。我军的政治影响，就是我军的政治生命，为维护我军的政治声誉，必须加强对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之能自觉地遵守群众纪律，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更为重要。359旅、2旅在整训以后，组织纪律性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