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校各级领导，王亚南既尊重他们，也体贴他们，尤其在生活方面，处处关心他们。
对于教职工子女，王亚南也十分关心。他不但捐资兴建位于厦大附近的东澳小学（演武小学前身）部分教室，让厦大教职工的学龄儿女方便就近入学，且关心他们的学龄前儿女，让其在校内上好幼儿园。他常说，把学校中的幼儿园办好了，教职工无后顾之忧，可安心工作，而且更重要的，儿童是国家的未来，要关心他们的成长。1961年春，他听说校内幼儿园要添置一些新的玩具以丰富儿童们的娱乐活动，便打算为小公民做些好事。从1961年开始，他把在校内刊物发表文章的稿费，全部捐献给校内幼儿园办儿童福利事业。这事深深感动了当年厦大的教职工和幼儿园的保育员们。
办好大学即搞好教学工作，提高教育质量，为国家培养出合格的建设人才，自不能离开教师们的辛勤工作，因此，如何提高教师思想水平和工作积极性，是不可忽视的。作为学校的领导，既要把任务交给他们，又要让他们把握完成任务的办法，这样，平时少不了要多了解他们，多关心他们。
对于教师，首先是青年教师，王亚南着重于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在这方面，他不但要求明确，而且措施有力。他明确要求教师们“不要当教师匠”，而要“对学生付出全部的爱心”，既要教书也要育人，同时搞好教学和科研工作。他还要求教师之间互相启发，互相学习，以促进发挥教育工作的热情。他自己经常给青年教师做关于学习经验的报告，并具体指导他们制订进修计划。他经常深入课堂，除了听课，也为他们做示范性讲课。他曾亲自抓重点，总结经验加以推广，推动全校教学工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王亚南费尽心血。
为了更快地提高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王亚南提出“多管齐下”、“多种途径”培养人才。他常说，读书是学习，但学了还要用，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工作中，即要加以实践。
在学校怎样才能让师生们把学到的知识加以应用呢？王亚南提出办学报和各种学术性刊物。这不但让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有用武之地，而且能更好锻炼人才，更快培养人才。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王亚南在中山大学任教时，曾在经济学系首创一种理论刊物《经济科学》，让人们刮目相看。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厦大校长不久的1952年，他主持创办了《厦大学报》，这是全国各大学中的第一批学报之一，受到《人民日报》高度评价。后来，他还组织办了《学术论坛》（文科）和《科学进展》（理科），也很受重视。1959年在他倡议下，厦大经济系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所，不久又办了《中国经济问题》杂志，发行到国内外，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对《中国经济问题》，王亚南不但为它出点子，想办法，还经常为它撰写文章。他有关《＜资本论＞研究》的文章，大部分是先在这里发表的。深受初学《资本论》的人欢迎的专栏“《资本论》通俗讲座”，几乎每篇初稿都经过王亚南认真修改定稿。
大学是培养造就国家建设人才的重要场所，而要顺利造就出合格的国家建设人才，则与有关的领导之爱惜人才、爱护人才和用好人才大有关系。
作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大学校长，王亚南深知人才的宝贵与难得，他在爱才、用才方面有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一直受到人们的赞颂。
王亚南爱惜和爱护人才，唯才是举，知人善任，在厦门大学也是有口皆碑的。出于爱才，他很善于用才；为了用才，他注重育才。在这些方面，他的举措有许多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这当中，他对陶大镛和陈景润的关怀乃是最典型的。
20世纪40年代初，年轻的陶大镛从香港逃难到广东坪石，慕名到中山大学造访王亚南。虽然素不相识，但王亚南伯乐识马，热情接待他，从交谈中看出他的睿智和才干，便向中山大学推荐他为经济系讲师。为了培养陶大镛，使之成才，王亚南尽力指导陶大镛备课，还与他合开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程。两年后，王为了支持陶大镛参加留英考试，找人承接他所担任的课程。陶大镛以后成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其成就跟王亚南的大力支持和培养是分不开的。陈景润于50年代初在厦大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当中学教员，因不善言辞，教书有一定困难。这时已是厦大校长的王亚南，也知道陈景润平时学习用功，成绩优秀，便设法让他回厦大，安排在数学系资料室工作，让他专心于数学研究。不久，陈景润初露其数学才华的锋芒，一下子被大数学家华罗庚所赏识。华国庚欲调陈景润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进一步发挥其才能。王亚南毫无本位思想，认为调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对陈景润成长更有利，为此慨然应允，让陈景润成行。陈景润会有后来那么大的成就，跟王亚南的热心支持大有关系。
王亚南对陈汝惠的关爱，也很值得一提。陈汝惠，出生于上海一贫苦家庭，靠半工半读修完中学和大学课程，14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5岁开始从教活动，1948年被上海大夏大学聘为副教授，这时他才31岁。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得知王亚南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新校长，即向王校长推荐了多才多艺的陈汝惠。王亚南正求才若渴，赴任时特从北京转上海，偕同陈汝惠一起来到厦门大学并聘为教育系副教授。陈汝惠不负王校长之厚望，在不久的时间里，承担了教育学、心理学和文学写作等课程，在学术刊物和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受到师生们的好评。王亚南曾说：陈汝惠文质彬彬，但有才干，是个人才。1953—1955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厦大教育系并到福建师院。王亚南让陈汝惠留下来，担任新成立的校直属教育学教研组主任（相当于系主任），继续从事高等学校教育学的研究工作。
在王亚南看来，重视人才就是尊重科学，重视人才就是要发挥个人的一技之长；而人才不是等出来的，是靠培养出来的。
为了培养人才，王亚南对学生们的科研活动，总是热情地加以支持和鼓励。1956年，数学系一部分学生在开展科研活动中，准备创办《数学习作》刊物，刊登一些科研成果，加以交流。王亚南得知后甚是高兴，认为这是他们有志于科学研究的表现，“为今后展开科学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即为他们写了创刊祝词。参加筹办《数学习作》的学生，得知王校长支持本刊物，无不欢欣鼓舞，刊物很快办起来了。
为了培养造就更多国家有用人才，王亚南对于社会上有志于学的青年，也总是热情地予以鼓励和支持。1960年，有位复员军人给他写信说自己正在学习《资本论》，因为买不到书，只好逐字逐句地抄书，已经抄到第二卷了。王亚南看了信甚为感动，说：这种精神甚难得。除了回信给予鼓励，他还把自己留用的《资本论》第3卷寄赠给这位好学的青年人。1963年初，湖南有位年青的小学教师，来信说他正在攻读《资本论》，因在偏僻山区，无人指导且缺乏参考资料，把一篇经济学论文和一份《资本论》学习计划寄来，请王校长赐教。王亚南虽然手边工作很多，但不会拒绝初次向他求教的年轻人。他利用星期天的时间为这位小学教师修改论文和学习计划，写了一封很长的回复信并寄赠一批研究经济学的参考书，连自己手边仅留的一本《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也寄赠出去。对此，那位小学教师非常感动，多次表示：自己难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对王校长的崇敬之心情。
对自己家乡的教育事业，王亚南亦每多关心。20世纪60年代初，他曾专门购买了一大批通俗图书寄回老家黄冈淋山河帮助建立图书室，以方便村民阅读，借以提高村民文化水平。那也是在关心家乡对人才的培养。
只要是与培养人才有关的人和事，王亚南都予以支持、爱护和关怀。而王亚南的支持、爱护和关怀，使得不知多少人受到感动，因此更加奋发学习，以求成才。几十年里，在他培育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人才中，有许多成为名专家名学者，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为党的事业、为国家建设，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王亚南也因此被誉为“懂得人的价值”的人。
四、大师形象，厦门大学科学精神的一面旗帜
从以上事迹中，人们不难看到王亚南一生所走过道路的轨迹。王亚南之所以能成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厦门大学科学精神的杰出代表，自是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也是与其个人所具有的优秀品德、高尚情操以及个人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分不开的。
王亚南是个胸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知识精英，他的一生就是为实现远大理想和抱负而奋斗不息的一生。
王亚南在经济学研究和为国家建设培养造就人才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正是与他平时的敬业精神和刻苦学习分不开的。
在68年的一生中，王亚南不畏艰难险阻，在科学道路上勇攀高峰。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本的序和跋中曾说：“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王亚南把这些名言译成中文以鼓励中国人民，而他自己也正是这么做的。
在攀登科学高峰和做学问过程中，王亚南总是以全身心的投入，以一种用心血和汗水去浇灌那常青的知识之树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得到一种心理的力量，因此，人们看到他总有一种昂扬的精神，充满信心。
“坚持以恒定有成效。”这是王亚南的座右铭。他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他说，年轻时每天读书到深夜，有时油灯油燃完了，自己规定的书还没有读完，便跑到村里的晒谷埕，借着月光继续读书；念中学时，为了保证学习时不受外界干扰，他在宿舍里写了“来客接谈十分钟，超过时间恕不奉陪”这样的字条贴在座位上。王亚南担任厦大校长已是50岁的人了，仍不放松学习。平时不是开会就是有人找他，校务工作多，比较忙，他学习、写作多抓紧每天清早这段时间。一般情况下，他夏天早上四点多、冬天五点多钟就起床，起床后不是写作就是读书，一直到七点左右。这段时间人的精神好，又没人干扰，他说这是读书写作的最好时间。
读书在于读字，王亚南常常读出声来。这点可能有人不大相信。他的学术秘书与他住在一起前后达十年之久，耳闻目睹，感受良多。记得1960年秋天一个中午，他的秘书正在午休，忽然听到大厅有声音，还以为什么人来找王校长，急忙起来看个究竟，一看才知道原来是王校长正在朗读外语。秘书很感动，心想他都六十岁的人了，还像初学外语的年轻人一样。他见秘书进来，便停了下来，交代当天下午要办的事。秘书趁机问他：“您在朗诵什么？”他说：“念德语，不读会忘。”不但念德语，他还念英语；不但在家里念，出差时也带一两本德语的书，当车厢里没旁人在时，便自个念起来，而有别的人在时，他多是看小说或聊天。最为感人的，他甚至在卧病时也坚持每天读书半小时，以避免精神涣散。
王亚南没有什么嗜好，业余的娱乐除了偶尔看看电影、戏剧，再没有别的活动，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读书、学习、做学问和工作上。
除了读书，王亚南还抄书、抄资料，这也是他从小养成的做学问的习惯。他说，自己小时家境贫寒，买不起书，常借书来抄，有的是整本地抄，因为自己抄过，记得很牢，即使后来年纪大了，还能熟练地背诵一些古书。他在自己的一些著作中曾得心应手地引用许多古籍的内容，就是小时候努力抄书的结果。
为了做学问，王亚南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甚至利用时间的边角，像一位不知疲倦的老农民，在知识的田野上勤奋耕耘。散步的时候，他也在思考着一天中积攒起来的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连看电影、戏剧也不全为了消遣，而在于增加知识，了解社会。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也从没有放下学习。1933年11月他参加了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的反蒋救国的“闽变”，事败被反动政府通缉。为了躲避敌人追捕，他不得不经香港取道红海去欧洲。船过红海时又碰上红海风浪，颠簸得使人无法站立，一个浪头打来，人就被摔出几尺远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亚南还是坚持学习。他叫餐厅服务员把他绑在圆柱上，让他能聚精会神地读书。当时船上的外国人无不以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位中国年轻人，连声说：“中国人真了不起！”
王亚南不怕忙、不怕苦、不怕累地刻苦学习，积攒知识，既不是为了个人名利，也不是为个人享受，而是为了使自己的事业更有成就，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更多的意义，给自己生命赋予更多的光彩，那可说是为了提高生命的质量。
在学习和理论研究过程中，王亚南时时告诫自己：不但要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时还要警惕理论研究者容易犯脱离现实的毛病。为此，他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即使短期在国外的活动，也从不放过。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他建立了经济调查处，鼓励学生和助教到农村实地调查；在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所长期间，他组成农村经济调查团，开赴龙岩、上杭等县10多个乡镇，进行3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在厦大任校长期间，王亚南更是关注经济系的教学与科研，强调师生要深入工厂、农村设点，从事长期的、系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弄清历史与现状，长期积累，形成观点，得出结论。但是他也反对那种带着主观现成结论去找例子，甚至不惜改动数据进行造假的行为。在学术研究中，他不受风潮颐指气使，不赶时髦，坚持自己的观点，经过长期的考验，终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链条，在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引领风骚。
在生活方面，王亚南有许多甚为可贵的地方。他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极力反对各种特殊化和假公济私的思想和行为。平时，他总是以公务为重，公私分明，自己从不利用职便慷公家之慨谋自己私利。每有客人造访，他总是个人掏腰包加以接待，经常用自己的稿费接济有困难的教职工和学生。这些在厦大都是有口皆碑的。王亚南对人对公慷慨大方，可他自己从不去占别人的便宜，更不去白拿或多拿什么。王亚南夫人李文泉女士，原来在厦大《资本论》研究室工作，20世纪50年代每月也有72元的工资，1959年因病到上海疗养。王亚南认为，她没有去工作，就不应领工资。开头还享受公费医疗，每月报销几十元的医药费。到了1961年，王亚南对秘书说：“以后凡有医药费的单子不要拿去报销了，自己克服一下。而且儿子也工作了，过得去。”此后，作为国家干部的李文泉女士，因为离职养病，既不领工资，也不报销医药费。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夫人才补办了退休手续，解决生活费问题。
王亚南从不轻易接受别人送礼。1962年，有位姓叶的好心人，听说王亚南到上海写书，特写了一封信向他问候，祝他在科研方面做出新的贡献，同时寄了奶粉、葡萄糖等营养品，还有毛衣、毛裤等日用品。王亚南表示感激人民群众的关心，领受心意，但不收东西。他让秘书把东西退还对方，并回信表示感谢，说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者十分关怀和照顾，平时生活用品和营养品都有一定的供应。
……
上述这些说起来也许不难，但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啊！而王亚南就是那么做的。人们崇敬王亚南的治学态度，也称颂他廉洁奉公的精神。学校是个小世界，却也是人生大舞台。王亚南在学校中把自己的人生境界充分地展现出来。他在各种磨砺中坚守着，升华着。厦大师生莫不以有这样一位大公无私的校长而感到自豪。
王亚南出生于旧社会，向往新时代，与旧社会格格不入。为了显示自己不受羁绊的气概和反抗旧社会的精神，他常自比“野马”，把自己读书写作的场所和住处称“野马轩”。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反以前的做法，称自己为“老农”，在知识田野和培养人才的岗位上辛勤耕耘，收成丰厚，蜚声海内外。
王亚南是个不畏权势而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与那些背叛真理、远离民众而跟着权势者屁股转的文人墨客相反，他不断追求真理，捍卫真理，时时与民众一道勇敢地与各种邪恶势力做斗争。外族入侵年代，他奋力反抗日本侵略者；抗战胜利后，继续与国内反动派对着干。一般讲，社会处于战乱年代，各种思想比较活跃。那年代，各种文人多处身于体制之外，许多人任凭个人意志藐视权贵，可谓自由主义；可一旦战乱结束，国家统一，知识分子被“收归国有”，由体制外纳入体制内，昔日的“诸子百家”之风流不再，这时敢藐视权贵的仅剩下个别的硬汉子。事实正是如此。中国抗战胜利，日本战败投降，原来敢说敢骂的许多文人收起往日的锐气，或闭口不言；或发出另一种腔调，向权势者摇尾乞怜；或趋炎附势，为虎作伥。王亚南可不然，他保持往日那种敢于思考、敢于发表自己见解的风格。40年代中后期，在厦大任教期间，他不但仗义执言，抨击时弊，且多方介绍进步学者到厦大讲学论道，同时千方百计支持、声援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为此，他被反动势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已。当年厦门的国民党特务多次给他写信，骂他、训他，有的在信中还夹有子弹，以恐吓和威胁他。可王亚南对此毫不畏惧，泰然处之。他把恐吓信撕毁，把所夹的子弹扔掉，以此“回复”特务们。诚可谓真理在胸何所惧！
王亚南的胆识令人钦佩。这里人们都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极大的勇气，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没有扎实的学问作为基础，这一切王亚南能做到吗？
有人说过，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人，最能感到光明的可贵。王亚南在黑暗的旧社会苦苦挣扎了半辈子，与恶势力苦斗了半辈子。如同一个勇士，他身披铠甲，在黑暗中探索着，呐喊着，冲杀着。48岁时，他终迎来了祖国的新生，他对新社会的情感可想而知。他与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全身心投入经济学研究和新中国教育事业中去，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培养建设人才而奋发工作，不断取得新成就，成了厦门大学科学精神的一面旗帜。
纵观王亚南的一生，不论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办好厦门大学培养国家建设人才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这些成就泽及久远，影响巨大。他堪称厦门大学近现代经济学研究之父，学校领导的楷模，是厦门大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的不朽业绩，他的科学精神，不仅永载厦大的史册，而且光耀厦大的今天，照亮厦大的明天。
王亚南的科学精神，是厦门大学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厦大“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光辉典范，永远值得厦大人珍重和歌颂。
让王亚南的科学精神永放光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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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之魂，异代重光》，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甘民重、林其泉：《王亚南》，《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9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蒋自强：《＜资本论＞的翻译、研究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系统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开拓者——王亚南》，《蒋自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林其泉：《回忆王亚南校长》，《厦门文史资料》第6辑，1984年版。
6.王增炳、余纲：《王亚南治学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林其泉 责任编辑：王锦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