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8点，风力减弱，我们开始收拾大浪打上船后遗留下来的混乱。架子七零八落。食物瓶罐也因撞击而有了漏洞。塑料盒盖子大多被掀丢，里面的东西成了一摊摊烂糊。装盐巴的容器打开后，里面竟然流出液体。火柴和打火机全军覆没，点炉火时得使用救生艇上的火柴，一种即使潮湿也可以点燃的火柴。海水灌入煤油灯，使得压力灯的玻璃罩也破裂了。手套、袜子、围巾、帽子，所有的东西都泡了水，除了体温之外，没有可以让它们干燥的方法。我写在防水纸上的日志，可防水的墨迹也因为严重泡水而糊掉。我一页页地用干布擦拭。我们的无线电一直无法和海岸站台联络上，一直到了夜里，我们发出的信号才被一架来往于雷克雅未克和芝加哥之间的冰岛定期班机接收到，机长即刻将我们的位置转报给塔台，再转报海岸巡防队，告知我们安全的消息。我这时可以不必再担心冰岛海岸巡防队的朋友因失去我们的信息而出动搜救。他们打从一开始就一直追踪“布伦丹号”的去向，我有责任避免增添他们不必要的麻烦。
风势虽然减弱，但天气可没真正怜悯我们。雨雾接踵而至，停息了一会儿后，接下来是更多的雨和更浓的雾。大半天的时间，风推促着我们往东北前进，我们以六到七海里的速度快速而稳定行驶了一段时间，重拾了部分可贵的进度。然而，风力又开始转南，船只被迫更靠近冰缘。这个时候我们正想尽各种办法将泡了水的物品弄干。我们一遍遍擦拭、吸水，舀出船底超过安全标准的水量，并试着和海水对抗。
中世纪的北大西洋气候
中世纪的爱尔兰航海者是否曾经面对这种恶劣的情况不得而知。研究气象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5到8世纪的北大西洋气候比现在暖和。但可资证明的证据则有所欠缺，理由很简单，现行有关当时气候变化的记录极少，专家仍处致力于搜集实际证物的阶段。著名的英国气象历史学家蓝柏教授（Professor H.H.Lamb）研究过早期提及洪水、丰收及气候变化的编年参考资料。在他回复的信上，他提到：“简单地说，有理由可以相信过去有段时间，特别是公元300年到500年，或550年之间，以及900年到1200年之间，与8世纪一段短时期内，在纬度五十度和部分更高的地方，曾经发生频率极高的高气压。按理说，高气压必然减弱风暴产生的频率，前往冰岛和格陵兰的航行，也要比现代的航行来得安全。不过，我们都很清楚，气候本身的变化特性可随时产生导致灾难的暴风雨。”
丹麦和美国科学家由格陵兰冰帽上取得的冰蕊样本分析结果，支持了蓝柏教授的部分理论。这些冰蕊样本内部的水平层显示一千多年来格陵兰每年降雪的状况。他们测量每个水平层所含的重氧同位素含量，计算出各个年代的气温。这些结果显示了格陵兰几个气候较缓和的年代，包括公元650年到850年。
多位学者指出，古斯堪的纳维亚人抵达冰岛，并在格陵兰岛殖民的时代，气候比现在更适于横渡大西洋。但就我所知，还有两个常被历史学家忽略的时期：一个是8世纪，恰在迪丘尔撰写爱尔兰人航行到冰岛的时间之前；另一个则是6世纪，接近圣布伦丹航行的时期。迪丘尔的资料间接说明了科学家描绘的气候概况。迪丘尔认为在公元800年左右，爱尔兰修士已习惯在二月份航行到冰岛。二月是现代水手尽可能避开的月份，但在迪丘尔的时代，二月的风势和气候却适于航行，这明显表示了中世纪时代的气候和20世纪中期并不相同。
中世纪初期的北大西洋气温只是影响气候历史和爱尔兰人航行的因素之一，更为关键的因素还包括盛行风向、暴风雨频率及暴风雨季节。然而，当时的格陵兰外海浮冰比现在少，由冰岛航行到格陵兰殖民的古斯堪的纳维亚水手并没有受到冰层阻挡。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基督徒航行的年代气温较高，海面浮冰的阻力也比现代小。冰岛气象中心的气象学家帕尔·柏格索尔逊（Pall Bergthorsson）曾经查阅冰岛的气候记录，显示了冬季的气温变化和冰岛外海浮冰的数量有直接关系。帕尔和同事正在为“布伦丹号”记录格陵兰的天气图，并随时以无线电将天气预报传送给我们。
中世纪北大西洋气象的一项改变，也许可以解释《航行》一书何以在圣布伦丹历史大航行中有关恶劣气候的记录极少。大体来说，他的皮革船大部分时间都面临风平浪静的情况，这要归功于圣布伦丹将主航程排定在夏季。他仅有一次面临恶劣气候的窘境：他们逃离了那只攻击他们又被另一只怪物杀死的海怪后，将船只停泊在一座岛上，他们在岛上发现被海水冲上海滩的怪物尸体，圣布伦丹告诉修士们割下怪物部分的肉当食物，替他们增加了三个月的粮食补给。但这些航海者却因为海上的滂沱大雨和冰风暴，而被困在岛上三个月。有些评注家认为这种异常的气候表示他们已经到达南格陵兰，当地的气候即使在夏季也有可能极为恶劣；又说，由于这些爱尔兰修士已经习于家乡气候优良的夏季，因此恶劣的格陵兰夏天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更令人振奋的线索是古斯堪的纳维亚人所写的记述里，也提到爱尔兰修士在格陵兰上岸的事迹。古斯堪的纳维亚人第一次发现格陵兰时，记载他们见到“这个地方的东边和西边皆有人类居所、皮革船和石头器具的遗迹。”美国杰出的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 Sauer）认为：皮革船和石材居室比较像是爱尔兰人留下来的，而非爱斯基摩人，因为截至目前的研究显示，当时的南格陵兰并没有爱斯基摩人；到达南格陵兰的古斯堪的纳维亚人既没有遇见爱斯基摩人，现代的考古学家也没有找到当时的爱斯基摩人遗物。考古学家发现，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格陵兰发现的爱斯基摩遗物其实属于多塞文化{1}。这些早期人类在格陵兰的分布地点以北部为主。但有一点很重要，这些多塞人的住屋并非帐篷，而是地下洞穴，有时候还使用皮革当屋顶。这样的地下住所当然不可能称为“石材住屋”。
卡尔·索尔质疑，如果这点属实，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南格陵兰见到的皮革船和石材住屋又为谁所有？当然是爱尔兰人的，因为这些住屋和爱尔兰修士在爱尔兰西岸及赫布里底群岛所建的典型建筑如出一辙。
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发现的爱尔兰修士遗迹，难道是修士为了躲避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故土而逃到此地的庇护所？或者是爱尔兰隐修者直接由法罗群岛或赫布里底群岛航行到格陵兰所留下的遗迹？古斯堪的纳维亚的冒险传奇并未说明这些“石材住屋”的大小和形状，不过，由“布伦丹号”所学到的经验，我倒有另一个想法：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发现的“皮革船”不太可能是爱斯基摩人的皮船（kayak），因为这些皮船如果不重新涂油，妥善照顾，就会腐坏。皮革未如“布伦丹号”一样经过鞣制，遗弃于岸上一段时间后即开始分解。相反，橡树皮鞣制皮革制成的爱尔兰圆舟则极为耐用持久，可以使用很长时间。也许，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格陵兰看到的皮革船是越洋而来的爱尔兰圆舟。
默默忍受煎熬
当我们挣扎于格陵兰海岸时，“布伦丹号”的现代气候可真令我焦虑。强风不但使她在格陵兰海徒然兜着圈子，还将她推向比预期的航线更加偏北。要绕过送别岬和自南格陵兰凸伸出来的八十英里宽冰层，“布伦丹号”必须先朝西南方向行驶。但她却不断地受到持续的强风挟持，因此我打算冒个险：驶近冰层。这里的风向经常和冰缘平行，这也许正是“布伦丹号”迫切需要的风向。但其中的危险极为明显：如果我们被强烈的东风绊住，“布伦丹号”可能会急速冲向冰层，一旦我们发生危险，几乎无人能及时营救我们。冰岛海岸巡防队的指挥官彼特·希格森曾要我们不必担心冰层。“我们称它为友善的冰，”他说的时候，眼睛充满愉悦，“海岸巡防队的巡逻船多次在暴风雨中进入冰层躲避，里面的海域通常很平静。”他说的可是钢铁打造的船，我可不敢确定“布伦丹号”能承受冰层的撞挤。
“布伦丹号”船员所冒的险我根本无须置喙。他们看着航海图上标示每日航程的铅笔线，一英寸一英寸地靠近格陵兰海岸，虽然没有提出看法，但很清楚的是，他们明白风向中每一点轻微的改变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狂暴的天气又持续肆虐了一周，并开始造成损害。每天天气变化造成的各种危害，都不如对敞开的皮革船上船员的影响更大更直接。现在每一天几乎都下数场雨。每当下雨时，不值班的人不是挤在船舱中，就是在防水布下方耐心地把滴流进来的水抽干。气温一降低，即使只有少许几度，也令人感到冰冻至极，若是起风，刺骨的寒冷常让我们躲在潮湿的睡袋里不愿动弹，也顾不得睡袋仍然一团湿冷。我们后来发现经常上下翻置睡袋，将底部朝上，可以让里面的水滴出来，也干得快一些。我们不太情愿地将最后几件干衣服收藏起来。那些仍然湿透的衣服提醒我们要保留几件干衣物，好在紧急时有干暖衣服可穿。我们一直穿着那些潮湿衣物，即使在寒冷的雨夜，也得痛苦地穿上湿袜子和长裤，套上潮湿的防水鞋，喀嚓喀嚓地走去掌舵。
不过，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布伦丹号”朝正确的航向前进，我们的情绪仍然非常高昂。我们仔细地调整了船帆，伸手到冰冷的海水中拉起下风板，谨慎地设定舵桨以维持正确的角度。但每当“布伦丹号”停顿下来，或被迎头的风吹得走回头路时，我们的日子就过得格外艰辛。我们几个人都知道惟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监测，等待对我们有利的风向。除此，我们无能为力。
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主管航行的乔治可能是最感挫败的人。在若非逆风就是毫无风力的情形下，他无法帮我们早日抵达北美洲。然而他对于“布伦丹号”的照护从来没有松懈过。他一再地检查绳索是否磨损，重新调整系带，拆下松弛的舵桨支架重新装配，将移位的皮带垫子重新归位等。他对船舱里的细部也是同样的细心。受过部队训练，他的睡袋总是卷得整整齐齐，他的用具包好后叠放在不碍手碍脚的地方，轮班时间一到毫不拖延。
亚瑟正好相反——凌乱、混杂、随遇而安。他不在睡袋里时，睡袋永远像压扁的靠垫一样。毛衣和围巾内面朝外散乱地随意搁置。他泡过水的海军长裤几乎占据整个起居处，我们只好把它丢到舱外。他老是忘记戴帽子的事更是我们开玩笑的题材。他总是急急忙忙地冲出船舱去值班，一会儿后，必然转过头来，可怜兮兮地说：“唉，我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把帽子递过来。我不知道它在哪儿，应该就在某个地方吧。”
亚瑟的运气老是很背。每次有浪头突然打上舷缘时，亚瑟老是坐错地方似的，海水要不当头灌进他的脖子，就是冲刷到他的盘子。轮到他开始值班的时候，似乎也是老碰到倾盆大雨。“亚瑟！”乔治老是开怀地扯开嗓门，“上空有乌云。该是你值班的时候啦！”不过他的个性坚忍，不会因为这些霉运而动摇，真正受难的是他的绿色防水衣。它们随着亚瑟受罪，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特性。我们的防水衣总是整齐地挂在舵桨架上以备随时取用；但亚瑟的绿色外套和裤子总是内外倒翻，像抹布似的撂在驾驶台的角落。“不值得花时间在这上面嘛！”亚瑟将连衣帽中的海水倒出，把自己塞入泡了水的外套时说。他的防水靴里面也常灌满了水。我们可不会认错靴子，亚瑟的脚太大，所以只能穿农务用的橡皮靴。那是向工厂特别订做的，鞋底还有像拖拉机轮子般的沟纹。
图龙杜尔长时期生活在海上，耐心自成一格。“你认为风什么时候会转向？”我问他。图龙杜尔通常会看看天空，看看海面，然后停住。“没问题的，”他平静地回答，“会转成北风。”要是天气转恶，风雨交加，视线不良，“布伦丹号”在激荡的海面摇晃而行时，他则说：“不算太差。冬天要比这更糟。”然后继续工作。他的沉着常让我们吃了定心丸似的。图龙杜尔总是不让自己闲下来。他要不是忙着捕暴风鹱，就是替“布伦丹号”速写，或埋头于自己的图画，有时则用火柴棒的一端为图画涂上淡彩。他在船头防水布下方的休息区有一个垂直的画架。上面挂了一个网袋，盛装纸、彩笔、颜料罐和铅笔，以及不可少的鱼钩。那儿还放了图画和等着晾干的习作。偶尔在那儿也见到针线，一小面皮革。他利用那些剩余的牛皮做些小东西，有时候是颜料罐的皮盒，有时候则是在雕有塞尔特十字架的垂饰。
总体来说，我们很少坐着聊天。就像使用干燥衣物的情况一样，我们清楚前面还有很漫长的路，连交换想法和意见都是慢条斯理。乔治发现，我们之间的对话逐渐减少。乔治使用一部录音机帮某部影片录下我们航行中的声音，一天末了回放时，他常感到非常沮丧。偶尔有人问个问题，接着是漫长的空白，然后才有人回答。乔治的录音带并没有记录多少我们的想法。大致来说，“布伦丹号”的船员都把想法放在心中，很传统地专注于航行船只和自己的事情上。沉默的接受似乎是忍受煎熬最好的方法。
我们也发现，驾驶“布伦丹号”虽然是团队分工，其实却成了我们非常个人的经验。每个人对于相同的事情各有不同的应对方式，而且各人的经验和感受未必和同伴的想法相同。这样的情况在值班时更是典型。掌舵的人单独遥望远方海面单独浮在水面的鲸鱼、突然跃起的海豚，或是天空改变的图案；有意料之外的事瞬时闪过，快到来不及呼喊其他人一起分享。同时段值班的人，也因为待命处于二小时的半休息状态，通常反应缓慢而不如平时敏锐。
在强风中值班时，掌舵者清楚地知道其他人的安危全系于其技术上，而掌舵成为了最具有个体色彩的经历。其间的每一道大浪都由值班掌舵的人独自遭逢和判断。每道聚集并穿流过船底的海浪是非值班的人感觉不到的。但对于掌舵者，这是小小的胜利，只是喜悦感通常实时被接踵而来的急浪所冲散。
相反，有些片刻却会永远地烙印在相关者的记忆里，5月23日即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布伦丹号”仍然朝北走，时间正值黄昏，虽然风速仅每小时约二十五海里，风向却和东格陵兰潮流相反，同时在海面激起急浪，偶尔还夹着扫过船身的巨浪。我们当时已经非常疲惫。嘶鸣了一整天的风和巨浪的隆隆响声麻痹了我们的注意力。一次次轮班，我们重复着挣扎穿上防水衣，蹒跚走到舵桨架，在身上系好安全索，紧抓着舵柄？？乔治当时爬到船身前段的防水布下抽出船底的水；亚瑟和图龙杜尔则窝在船舱里的睡袋中。我独自在驾驶台，将船驶过一区接着一区的海面旋涡。巨崖似的海水一道道在船后升起。每道波浪皆令我必须使力掌舵，让“布伦丹号”以正确的角度对准敌手前进。
几乎是不经意地，我回头一看，不是大浪冲击的船尾，而是风吹过来的左舷。远处一片撞击的白色浪花之中有一道毫不驯服的波浪，大约只有十英尺，并不特别高，但它似乎别有目的地跨骑浪头而来，不一会儿就已经到了“布伦丹号”旁边，和船身交叉垂直，而船身早已被海浪浪头缠住。“抓牢！”我用最大的声音喊着，并紧抓住H形架子。
“布伦丹号”因为那道浪的冲击而倾斜。她一再地往下风处翻动，我突然发现自己虽然仍抓着H形架子，但几乎已经直接面朝海面。“老天，要翻船了！”我心想，“她不可能在这样的角度下不翻船。船舱里和防水布下的人怎么办？他们能脱困吗？”那是难熬而痛苦的时刻。但是“布伦丹号”没有翻覆，而是单边斜向海面。
紧接着，那道浪覆盖了“布伦丹号”，既非白浪滔天怒吼而过，也非激起白沫冲撞而下。它甚至没有撼动船身，仅是以大量沉重的海水将船包覆，并像深沉而稳定的河流般漫过“布伦丹号”。海水漫过“龟盾”，撞击到我胸部。我往前看，“布伦丹号”已经全没入水中，不到两码外的船舱全部没顶，绑在船舱高达二十一英寸高的救生筏也完全在海面之下。眼前惟一凸出水面的只有桅杆。“布伦丹号”似乎已被波浪吞没。我心中突然有一个奇异的念头，她长而矮的外形，加上两根凸出的桅杆，看来像一艘沉伏在水下的潜水艇。而且就像水中的潜水艇一样，“布伦丹号”挣扎着浮出海面。“龟盾”和船舱中的空气使船只浮了起来。海水从她身上安静地退去，她继续前行，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太惊讶了。我原想至少整座船舱会被扭曲，所有的防水布会被掀起。我艰难地爬上桨手座查看损害，发现竟然一切如初。
惟一受到波及的是我心中的平静。由于我站在舵桨边的有利位置，我很清楚我们濒临翻覆。值完班后，我爬进睡袋里，发现虽然力气耗尽，却无法成眠。每一道撞击在船身的波浪都令我心神一惊，预期着可能发生的灾难。我一刻也没成眠，再度轮到我值班时，我向亚瑟提到那道大浪的事。“是啊，”他说，“船舱内都成了绿色的海底世界。”我们以这样的默契，停止了这个话题；几天之后，乔治值班时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形，以为“布伦丹号”必然沉没无疑。而航行中的这类插曲似乎不讨论是最好的。
鲸鱼日
在靠近格陵兰浮冰边缘大约七八十英里时，天气终于转好，让我们稍微喘了口气。5月25日早晨，我们迫切需要的平静取代了狂风，我们开始重新享受周遭的海洋生活。地平线那头，一群海鸥不时盘旋，并潜入水中觅食。它们飞近时，下方的海面有一群海豚鼓起一些白色浪花，和鸥鸟一样正在追逐水中的鱼群。然后，另一小群看来兴高采烈的海豚游向我们。他们随着一条肥硕的大鳍鲸泳动。这条鲸鱼也同样好奇地改变航向过来探视，并把那一群海豚也带了过来。它一游近后，停止了喷水，反而潜到“布伦丹号”的下方游动。那一群海豚仍停留在水面，不断地跳跃落下，在我们四周如快乐狗儿一样扭着身体嬉戏。在“布伦丹号”的船尾，我们可以见到那条鲸鱼巨大的鱼鳍激起的乱流不断冒出水面，并搅平了小浪头，有那么一会儿，看来像是“布伦丹号”装有螺旋桨转动着水波似的。那条大鲸鱼接着冒出海面，喷了两道水柱，在我们四周游了一圈，最后看了我们一眼，然后喷着水柱往东而去，一直到四五英里外都还能见到它喷出的水柱。
事实上，这天真是典型的“鲸鱼日”。乔治靠在舷缘舀海水准备煮马铃薯当午餐，他抬头平静地说：“船尾有五头大鲸鱼看着我们。”“哪种鲸鱼？”我问。“我不确定，它们看来不太一样。”乔治回答。图龙杜尔站起来往船尾看去，说：“是抹香鲸。”我们看着这另一种类的鲸鱼安静地游到“布伦丹号”旁边瞧她一眼，它们奇特的钝状头部沉稳地推挤海水，其中一头游到船头仔细地探查，然后五头鲸鱼不再费心地潜入水中，而是游在水面离去，场面很壮观。
预料中靠近冰缘的危险开始突显。5月25日下午，稳定的风由东北方向吹来，“布伦丹号”和冰缘平行，朝向告别岬驶去。普林斯·克里斯汀逊站台发出强风警告，事后证明预告极为准确。那一整个晚上，风力几乎达到强风级数，值班的人可以听到冰雹打在防水布上，发出有如压挤玻璃纸的声音。隔天早上，无线电又传来强风特报，又隔一天，又是同样的特报，连第三天和第四天也相同。风正由北边或东北边交替吹来，“布伦丹号”几乎是蹦跳着前进，东格陵兰潮流使船速加快，一天多驶了二十或二十五英里。5月26日，“布伦丹号”有了航行以来最好的表现，二十四小时内行驶了一百一十五英里。这项记录平了前一次航行的最快速度，相对现代游艇而言也是项傲人的成绩。
航海日志上潦草地记着近期的格陵兰气象，“有雾”、“小雨”、“浓雾”、“强风特报”等字眼一再出现。在这么不利的情况下，亚瑟的照相机也跟着出现问题。含盐的空气侵入照相机精密的机械结构中，使得快门无法打开。亚瑟小心地将照相机的零件拆解下来放在船舱地板上，一一清理后上了油。他把两架照相机能用的部分重新组成一架，只要记得在按快门之前打它一下，这架照相机仍能使用。我们在海上已经超过三周，新鲜食物开始不足。我们吃掉了最后几个苹果，并愧疚地把切达干酪也吃光了。我们还有足够的熏肉和干肉，但德国黑面包则令人失望。我们一打开袋子，发现面包不但酸掉了，而且每片都长了绿霉。扣除我们消耗掉的补给和淡水，“布伦丹号”的重量大约轻了三分之一吨，行驶起来也轻快多了。
日常的生活条件越加简单了。船舱内的东西只剩下一些基本配备，我们的睡袋、一袋给每个人使用的衣物、无线电、六分仪、一袋书和照相器材，此外别无他物。这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老是弥漫着干燥羊毛、皮革、湿气和长久没有洗澡的体味，而且越来越浓。我们已经习惯老是湿头发、海水灌入防水衣后湿透的衣袖、湿袜子和湿毛衣。幸运的是没有人生病，甚至连割伤和扭伤都没有。惟一有问题的是图龙杜尔的手。他的手指关节和手指头红肿，肿胀的地方会刺痛。但图龙杜尔只是耸耸肩膀，说那是渔民长期在冰冷海水中使用渔网和渔线的老毛病。其余人仅是在值班后，手指有如不新鲜的黄瓜般泛白，裂痕还积满了尘垢，要几个小时才会恢复原有的血色。
对于不时由普林斯·克里斯汀逊传来的强风特报，我们也以解嘲式的幽默对待。我们互开玩笑说风力老是跟不上特报应有的级数，虽然气压计指数是和预报的相符。有时候低至九百七十毫巴的低气压中心和格陵兰高气压在狂风中擦肩而过；我们猜测是否因为“布伦丹号”船身极低，加上浪谷的遮蔽，才让我们逃过最狂烈的强风。我们没有真正体验到预期的猛烈风力，因此当气象学家帕尔·柏格索尔逊说他替我们担忧时我们反而感到诧异——他们收到一艘船只报告距离“布伦丹号”不到六十英里处有十级暴风雨。信息来自冰岛渔业研究船“亚尼·弗瑞德瑞克逊号”（Arni Fridriksson），她在我们的北方作业。当工作完成回航之际，我们和雷克雅未克的无线电通讯也中断了，几近与外界断绝了联络。强风加上低能见度使得南格陵兰的空中航线暂时中止，即使原本会监测我们位置的冰岛空中巡航也因为恶劣的天气而无法出航。
落入浮冰区域
5月29日，“布伦丹号”终于绕过由告别岬往南延伸的浮冰冰缘，我们全都松了一口气。我们现在正航越分隔格陵兰和北拉布拉多半岛（North Labrador）的戴维斯海峡（Davis Strait），但令我们沮丧的是，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浓雾、无风的区域。偶尔刮起的风都来自南边和西边，“布伦丹号”再度慢如牛步。航海图上的铅笔标示又开始呈现Z形航线，并不断地兜起圈子。
“5月31日，”航海日志记录的是典型的一天，“风平浪静，中午时西北风刮起，我们改变航道，缩短前往纽芬兰的航线。风向又转为西南，船行受阻。别无他事。”枯躁单调成为我们的新敌人。有那么几次，太阳一露脸，我们赶紧将睡袋挂到帆桅上，并试图晾干衣物。然而皆在潮湿和浓雾中白忙一场。气候冷到另一只停到“布伦丹号”的迁徙鹨鸟在夜里冻死。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开始玩结绳花样，于是“布伦丹号”的索具和接合的地方多出了不少新的绳结花样，甚至任何能加上装饰的地方我们都没放过。除了单调，持续的浓雾将我们的视线限制在三四英里内，也加深了我们与世隔绝的感觉。雾气经常浓得使我们见不到“布伦丹号”五十码以外的世界，更别提要分辨海天的界线；“布伦丹号”有如被搁置在一个沉滞的灰色巨碗中。惟一值得慰藉的是没有什么紧急事故发生。这一带水域极为荒凉，只有在北美和格陵兰渔场之间的作业渔船偶尔行经此区。沿岸的无线电站台极少，“布伦丹号”也陷入无线电通讯的空窗期。普林斯·克里斯汀逊站台的无线通话越来越微弱，最后成了令人无法理解的电波声。有一天，他们的电波完全消失，但我们仍然无法联络前方的加拿大站台。我们听到上空的班机向塔台报告飞机位置，但他们却接收不到“布伦丹号”的呼叫。我们完全孤绝。
6月11日，我们接收到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向所有船只发出的通告，描述“布伦丹号”的外观，并强调已有六十个小时没有收到“布伦丹号”的信号，请所有见到“布伦丹号”或接收到信号的船只向加拿大海岸防卫队报告。令人沮丧的是，因为严重的大气干扰，我们无法亲自向加拿大海岸防卫队报告。第二天天气突然改变，格陵兰及加拿大的无线电站台都收到了“布伦丹号”的信号。加拿大人告知我们拉布拉多外海冰层边缘的位置，根据他们的观察，主要冰层在持续向北后退，由航海图上看来，“布伦丹号”应该会驶离拉布拉多冰面。一周前，加拿大新闻曾提及渡轮“卡森号”（Carson）在我们东边二百英里处发生事故。重达八千二百七十三吨的“卡森号”是一艘破冰船，正进行当季前往鹅湾（Goose Bay）的第一趟航行，因为撞到冰山而沉没。幸好当时天气良好，事发地点离海岸不远，军用直升机由浮冰上救起船上人员，无人死亡。“卡森号”的沉没无疑是残酷的警讯！
“十三”似乎是我们的幸运号码。6月13日，刮起了我们迫切需要的风，“布伦丹号”由下午到晚上全速前进。乔治在晚间值班时说他感到很失望。“很可惜一路到了这里，却连冰都没瞧见。我可不认为我还会有机会来这个地方。”隔天破晓，乔治正在泡咖啡。“嘿！”他传来快乐的叫声，“冰！我确信那是冰。”果然，一大块冰在水面像儿童玩具一样浮沉着，看来像奇怪的中国节庆舞龙。“那儿又有一块，就在前方。”乔治说。我们都站在那儿看着。“布伦丹号”开始得穿越那些大小不一的浮冰。它们美得令人眩目，不断漂浮挤撞，有时还有大块浮冰分裂出几小块，巨大的冰块因为重心改变而随之翻转，形成新的景观。持续冲刷着冰块的海浪，在我们耳边发出低沉的闷吼声。
图龙杜尔脸上显出高兴的神采。“好极了，”他说，“我们现在可以见到更多的鸟和鲸鱼。靠近冰块的地方是钓鱼的好地点。”
我指着东边的远处。“图龙杜尔，地平线上那道白线是什么？根据航海指南的描述，看来像是冰的闪光。那有可能是冰山吗？”
“没错，”他凝视着我指的方向，“那儿有厚冰。”
我倒有些迷惑了。根据最新资料，那个方向不应该有浮冰才对。“我想那只是由大块浮冰分裂出来的冰块，”我很有信心地说，“根据最近的浮冰报告，我们已经远离主要的冰面区，这一区不应该有浮冰。我们应该位于陆地和一些小浮冰之间才对。”
但我错了。我不经意地将航线转向了右边，穿过那些“小浮冰”，并朝着冰层闪光前进。我们一驶近，那道闪光更明显了。那个景象令人动容。坚实的冰缘是一块块的雪白浮冰，在强烈的阳光下闪耀着。大约每一百码处，厚实巨大的浮冰被推促到较轻的浮冰之间。那些大块浮冰是“多年生”的冰块，也就是经过多年的冰冻后，由大的冰山上迸裂出来。这些大块浮冰在海面上形成奇怪的样子，有些柔和浑实得像半熔化的奶油，有些则呈狰狞的锯齿状，全具有锐利的边缘和冰脊。有一群小浮冰由冰缘漂出，进入“布伦丹号”的航道。我们在它们之间曲绕前进，一边欣赏它们的形状。它们看来像小船、像钢丝锯锯下的碎块，甚至像海蛇。其中一块香蕉状的浮冰我们将其命名为“冰圆舟”。
狡猾的风这时又开始吹向西北，我们不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将“布伦丹号”驶离冰缘。乌云间歇地遮掩太阳，原来美丽的冰块已不似早先那么迷人。“波浪冲刷冰块的力道真不小，”乔治说，“你瞧那块颜色较深的巨大冰块被海浪抬起又抛下的样子。”他指着一块硕大如二层楼房的冰块，冰的下缘有不少肮脏的灰色带状。每当海浪律动时，这冰块就随着急速上升、倾斜，接着底部重重地下跌，海水也挤流而出。“要是‘布伦丹号’被推到那块冰块的下方，那可不妙，”我说，“我们不像被蒸汽动力榔头打碎才怪。”
我们小心地驶过冰缘，让冰块保持在左舷。亚瑟拍照，乔治掌舵，图龙杜尔则坐在船舱顶上凝视着眼前壮观的景色。越过较小的冰丘和冰缝，在眼前的距离我们可以区分冰原中的数座冰山。“我们大概无法驶离那一大片冰原的下摆，”乔治语带担忧地说，“它好像延伸到前面蛮远的地方，我们正快速地朝它漂去。”我心里感到莫名的恐惧。我们距离陆地一百六十英里，而距离主要冰层的所在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这片冰原看来极为坚硬。乔治又说了：“万一我们冲入冰湾时怎么办？我看我们必然撞得粉碎。”
我征询地看着图龙杜尔。“‘布伦丹号’得在冰里找个洞。那儿很安全。”他拿出铅笔画出他的意思：“布伦丹号”应该在浮冰里找个空间停泊，就像停在舄湖中一般。问题是整个浮冰体毫无裂口。对于一艘皮革船来说，这里既无罅隙，也无避难港。就在那时，乔治大喊：“有船！”
遇见救兵
自冰岛海岸巡防队的巡逻船之后，这是我们所遇到的第一艘船只。那艘船在远处地平线上看来像条渔船，正绕过冰缘行驶。“我看她大概很难在浮冰之间看到我们，”我说，“大片白色冰原中的白色船帆，我们的雷达反射器大概看来像一小块浮冰。”
乔治突然有了主意。
“信号镜！”他叫着，并急急地由贮物区里找出一面小型金属钟。
闪啊，闪啊！我们轮流拿着镜子聚集太阳光向远方的船只投射。我们刚见到她时，她几乎笔直朝我们而来，然后却转向和冰缘平行前进。闪啊，闪啊！我们努力地打着光。“希望我们能弄点新鲜食物，”亚瑟热切地嘟嚷，“要是来点新鲜的牛奶和面包该多好。”闪啊，闪啊！“她转向了，她瞧见我们了！”
十来分钟后，那艘船到了可以叫喊的距离内。乔治用望远镜看着她。“她叫‘史瓦那’（Svanur），嘿！图龙杜尔，我相信她来自法罗群岛。”图龙杜尔期盼地露出笑容。他把手圈在嘴边，隔水喊出一串法罗语。那艘船上的船员们靠着船栏用力地挥着手臂响应他的叫声。“不知道‘史瓦那号’的人会怎么想，在冰缘外遇到了皮革船？”乔治说。
“有件事可以确定，”我回答，“他们听到‘布伦丹号’上有人讲法罗语时，肯定知道那是图龙杜尔·巴图森。”
事实上，“史瓦那号”的人都知道“布伦丹号”，不仅只是因为我们曾在去年造访过法罗群岛，也经由北大西洋的渔船和小货轮的网络传播小道消息。皮革船出航是冰岛和格陵兰所有港口的聊天题材。“史瓦那号”刚离开格陵兰，满载虾货准备前往英国格洛斯特（Gloucester）和美国麻州（Massachusetts）。“史瓦那号”船长告诉图龙杜尔，所有北方的船只都被通知要特别留意我们，格陵兰的无线电台也广播了我们最后的位置。不论如何，要不是那一面信号镜的明亮闪光，“史瓦那号”绝对留意不到“布伦丹号”。船长当时已经由冰缘改变航向，是信号镜的闪光引起他的注意而前来探查。
图龙杜尔跳上了小橡皮船，向“史瓦那号”划去。十分钟后他回到“布伦丹号”。“船长说‘布伦丹号’前方有厚实的浮冰。‘史瓦那号’已经在那一带来回了六个小时找不出可以穿越的路。他还由无线电上听到另一艘船也无法通过。他说冰层太厚了。”我瞧见“史瓦那号”的铁船头上有撞到冰层的凹痕。如果像“史瓦那号”这种专为这片水域设计的坚固渔船都得回头远离冰层，那么“布伦丹号”最好也照做。自上次的广播之后，冰层似乎往南移动了很多。图龙杜尔又说：“‘史瓦那号’船长说如果你愿意，他可以将‘布伦丹号’拉过冰层的一角。我们在那儿可以顺风继续前行。‘史瓦那号’也准备那么走。”
“请告诉他，我很乐于接受他的帮助。”
图龙杜尔拉着拖船索，划着船回去。“史瓦那号”开始拖着我们离开险境。又是“布伦丹好运道”，三周来第一次出现的船只，正好解救我们于冰原之中。毫无疑问，一旦风向改变，我们就能自行驶离冰原，但未来，我会更留意浮冰报道。浮冰不但会移动，边缘的变化也比冰原巡逻队的侦察速度快。我告诫自己，下一次应该保持“布伦丹号”向海面而行。但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告诫很快就被自己推翻。
“史瓦那号”只花了三个小时就把“布伦丹号”拖离困境，然后她解开我们离去。图龙杜尔由“史瓦那号”回来，还带着一袋冷冻面包、一袋马铃薯、一大箱冷冻虾子，以及亚瑟渴望了很久的牛奶。
“他们给得真多。”我一边接过图龙杜尔递过来的箱子一边吃力地说。“是的，”他回答，“‘史瓦那号’船长住的地方离我家不远，在海斯特岛（Hestor）。”我心想，大概只有到处捕鱼的法罗渔民才会把浮冰区相逢的事轻描淡写地带过。
“老天，另一艘船！”乔治叫着的时候，我们仍然忙着将新的补给品存放到食物储藏区。果然没错，一艘灰色的船正由北边驶来。她的样子颇为奇特，不但有回折的破冰船头，前桅上还有一个瞭望台。“这地方还真像皮卡迪里广场{1}。”我说，“一天竟有两条船。大家都经由这个地方前往北极，或由北极回来。”
“希望那艘船看得见我们。”乔治说，“她直向着我们过来了。”
那艘船上的瞭望员看见了“布伦丹号”。船跟着减速，在距离“布伦丹号”约二百码处停了下来。她是美国海军船舰“米尔法克号”（Mirfak）。我们可以看到甲板上的几名军官倚着舰桥好奇地往下看着我们。
“哪里的船？”无线电传来“米尔法克号”的声音。
“‘布伦丹号’，由雷克雅未克出发，正前往北美。”我回答。
对方停顿了好一会儿。
“能再重复一遍吗？”无线电传来困惑的声音。
“‘布伦丹号’，由雷克雅未克出发，正前往北美。我们的船为考古实验船。她是皮革船，用来验证爱尔兰修士是否在维京人之前到达美洲。”
对方停顿更久。
“再说一遍。”
我把信息重复了一遍。对方又陷入停顿。穿着咔叽制服的军官们盯着我们看。
“我最好把这些写下来，”“米尔法克号”的无线电操作兵说，“你们由哪里出发？”
“雷克雅未克，这个夏季。”
又是一阵怀疑的停顿。“哪里？”
“冰岛的雷克雅未克。我们在格陵兰这边的天气蛮不错，但在冰岛和格陵兰之间则吃了苦头。”
“这我可相信。我们在这条铁船上有时候情况也很糟。我无法想像你们在那条小船上的情形。”
原来，“米尔法克号”是一艘美国海军补给舰，刚由格陵兰的桑德史卓姆峡湾（Sondrestrom Fjord）回航，她定期前往北极水域。遇到“布伦丹号”对他们来说全然是个惊讶。
“有什么我们帮得上忙的吗？”
“要是有新鲜的蔬菜和肉品，我们感激不尽。我们在不久前用完了新鲜食物。”
“那很容易。但我们怎么把东西递送给你们？”
想起一艘皮革船竟要告诉海军军舰怎么做，我不禁笑了起来。“那也很容易，我们派条船过去。”我对乔治说：“这回轮到你驾小船过去。”
于是，“布伦丹号”的小船又出发了，在巨大的“米尔法克号”船侧有如一个小黑点。我们见到水手们把整袋食物用绳子绑着放下给乔治。乔治随着小船在浪上起起伏伏。然后他往军舰上比了比手势。
十分钟后，他划着小船回来，小船吃水很深。“我不得不阻止他们，”他喘着气，“他们送了这么多食物，再多一些小船可要沉没了。”他的脚边堆栈着成袋的柳橙、苹果，还有更多的牛奶、成罐的咖啡及一块块的肉。真是慷慨！
“瞧这些，”亚瑟说，“太美了！我们可以在冰上开小杂货店，和来往的船只交换物品。我们再也不必忍受饥饿了。”
“我婉拒了他们放在甲板上要给我们的另外三袋食物。”乔治说。
当“米尔法克号”起锚继续前往新泽西州的巴约纳港（Bay-onne）时，我提出了一项请求。“可以帮我们定位吗？”
“好的，”声音传来，“我们正由卫星读取数据。”
那可真有趣！我心想，一艘中世纪皮革船由20世纪的导航卫星取得航海位置。“米尔法克号”离去后，“布伦丹号”再度独行于波浪之上。风已完全静止，太阳西下，现出紫橘色的壮丽夕照，高空的斑驳云层和在我们右舷延伸的冰原相互映照。我们享受了一顿美味的格陵兰虾子晚餐，然后休息，聆听着浮冰在大西洋上挤促浮沉的不尽低吟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