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以优异的成绩考人一家省级机关。当时他胸中豪情万丈，一心只想鹏程万里。不料上班以后才发现，每日无非干些琐碎的事务，既不需要太多的智慧，也看不出什么成果，热情便不知不觉中冷却下来。
一次系统开大会，处里彻夜准备文件，分配给他的工作是装订和封套。
处长切切叮嘱：“一定要做好准备，别到时措手不及。”
他听了心里更是不快，心想：初中生也会的事，还用得着这样嘱咐？于是根本没理会。同事忙忙碌碌，他也懒得帮忙，只在旁边看报纸。
文件终于完成，交到他手里。他开始一件件装订，没想到只订了十几份，钉书机“咔”地发出空响，书钉用完了。他漫不经心抽开钉书钉的纸盒，脑海里嗡地一声：里面是空的。
所有人都发动起来，到处翻箱倒柜，不知怎地，平时仿佛满坑满谷的小东西，此刻竟连一根都找不到。
此时已是深夜11点半，而文件必须在明早8点大会召开之前发到代表手中。处长咆哮：“不是叫你做好准备的吗？连这点小事也做不好，大学生有个屁用啊！”他只能俯首，无言以对，脸上却像挨了一巴掌似的滚烫刺痛。
几经周折，才在凌晨4点时，在一家通宵商务中心找到钉书钉。事后，他灰头灰脑地等着训斥，平时被他认为是严厉而不近人情的处长却只说了一句话：“记住，工作面前，人人平等。”他说那是一生受用不尽的一句话，让他深深地领悟到：以十分的准备迎接三分的工作并非浪费，而以三分的精神态度面临十分的工作，却注定会带来不可逆转的恶果。
“因为，”他郑重地说，“令千里马失足的往往不是崇山峻岭，而是柔软青草结成的环；在通往成功的路途中，真正的障碍，有时只是一点点疏忽与轻视，比如，那一盒小小的钉书钉。”
（侠名）
生活的方式
只因为从童年开始，她的模样就不符合社会对一个人的规范要求，所谓“不正常”的烙印也就深深地标示在她身上了。
看见她带来的医疗转介单时，这位医师并没有太大的兴奋或注意，只是例行地安排应有的住院检查和固定会谈罢了。
会谈是固定时间的，每星期二的下午3点到3点50分。她走进医师的办公室，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还有高耸的书架围起来的严肃和崇高，她几乎不敢稍多浏览，就羞涩地低下了头。
就像她的医疗记录上描述的：害羞，极端内向，交谈困难，有严重自闭倾向。怀疑有幻想或妄想。
虽然她低低垂下头了，但还是可以看见稍胖的双颊上带有明显的雀斑。这位新见面的医师开口了，问起她迁居以后是否适应困难。她摇着低垂的头，麻雀一般细微的声音，简单地回答：“没有。”
后来的日子里，这位医师才发现对她而言，原来书写的表达远比交谈容易多了。他要求她开始随意写写，随意在任何方便的纸上写下任何她想表达的文字。
她的笔画很纤细，几乎是畏缩地挤在一起的。任何人阅读时都要稍稍费力，才能清楚识别其中的意思。尤其她的用词，十分敏锐，可以说表达能力太抽象了，也可以说是十分诗意。
后来医师慢慢了解了她的成长过程。原来她是在一个道德严谨的村落长大，在那里，也许是生活艰苦的缘故，每一个人都显得十分地强悍而有生命力。
她却恰恰相反，从小在家里就是极端畏缩，甚至宁可被嘲笑也不敢轻易出门。父亲经常在她面前叹气，担心日后可能的遭遇，或总是唠叨，直接就说这个孩子怎会这么的不正常。
以后她也没有改变过甚至更为严重起来，她陆陆续续接受了一些治疗，直到最后她住进了这家精神病院。
医院里摆设着一些过期的杂志，是社会上善心人士捐赠的。这些杂志有的是教人如何烹饪裁缝，如何成为淑女的；有的谈一些好莱坞影星歌星的幸福生活；有的则是写一些深奥的诗词或小说。她自己有些喜欢，在医院里又茫然而无聊，索性就提笔投稿了。
没想到那些在家里、在学校或在医院里，总是被视为不知所云的文字，竟然在一流的文学杂志刊出了。
医院的医师有些尴尬，赶快取消了一些较有侵犯性的治疗方法，开始竖起耳朵听她的谈话，仔细分辩是否错过了任何的暗喻或象征。家人觉得有些得意，也忽然才发现自己家里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女儿。甚至旧日小镇的邻居都不可置信地问；“难道得了这个伟大的文学奖的作家，就是当年那个古怪的小女孩？”
她出院了，并且凭着奖学金出国了。
她来到英国，带着自己的医疗病历主动到精神医学最著名的Maudsly医院报到。就这样，在固定的会谈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过了两年，英国精神科医师才慎重地开了一张证明没病的诊断书。
那一年，她已经34岁了。
只因为从童年开始，她的模样就不符合社会对一个人的规范要求，所谓“不正常”的烙印也就深深地标示在她身上了。
而人们的社会从来都没有想象中的理性或科学，反而是自以为是地要求一致的标准。任何逸出常态的，也就被斥为异常而遭驱逐。而早早就面临社会集体拒绝的童年和少年阶段，更是只能发展出一套全然不寻常的生存方式。于是，在主流社会的眼光中，他们更不正常了。
故事继续演绎，果真这些人都成为社会各个角落的不正常或问题人物了。只有少数的幸运者，虽然迟迟延到中年之际，但终于被接纳和肯定了。
这是新西兰女作家简奈特？费兰的真实故事，她是众所公认的新西兰最伟大的作家。
（佚名）
你的拇指就是很好的标尺
“拇指会是很好的标尺”，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凭经验了解自己的拇指有多长。
几年前，霍华德担任一家出版公司的总裁，参加了一场大型拍卖会，拍卖物是一位作者的处女作。每个出版社都想得到那本书的版权，所以竞相出价，价格越抬越高，最后，超过了100万美元。
竞标过程中，霍华德一直在修订盈亏账目表，他想也许他们不得不退出竞标了。“我不想失去这本书的出版权，但这些数字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他把最新的盈亏账目表分发给同事。
然而，编姐部丰管本提出异议。本曾任三家出版社高级编辑，在经验方面公司无人可比。他拿起盈亏账目表说：“把这张纸扔掉吧！”他指出这些数字毫无意义。“我们之前竞价都是靠直觉与集体智慧，我相信这本书销路会很好，我们当中没有人认为作者只写这一本书。所以我建议在上次出价的基础上再加20万美金，击败所有的竞争对手，然后再加上一条，即我们将以50万美金的底价购买作者的下一本书。并先付10％的定金。”
按照这一方案，霍华德进行投标，最后获得了那本书的出版权，该书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书，而且，作者写的第二本书的销量甚至比第一本还高。
工匠过去常常用拇指作粗略测量，经验越丰富，木桩标尺就越准确。他们的信念来源于多年积累的关于如何才能把工作做到最好的经验。
亚历桑德拉任杂志编辑时也有类似的故事。她为一份特刊选的封面遭到了业务部门的质疑。“太容易引起争议了。”他们说。但她仍坚定地认为那个封面是适当的。由于亚历桑德拉拒绝让步，最后由董事长作决定。“想用这个封面的只有你一个人，为什么你这么看好它？”董事长问。
“我在这行做了很多年，”亚历桑德拉说，“我的本能告诉我这就是我们应该用的封面，而且它肯定行。”
董事长决定按亚历桑德拉的感觉去做，结果那期杂志的发行量大增。
“拇指会是很好的标尺”，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凭经验了解自己的拇指有多长。
（佚名）
最美妙的一句话
韦尔奇依然口吃，依然会遭人嘲笑。但他不再为此感到自卑，因为他对母亲的话深信不疑，相信自己有一颗聪明的脑袋。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杰克·韦尔奇小时候有口吃的毛病，他曾努力试图矫正，却收效甚微。口吃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他深感自卑，变得沉默寡言起来，甚至害怕与人交往。无论什么场合，他总是尽量紧闭双唇，决不轻易开口说话。
有一天，韦尔奇和同学去餐厅吃饭。他点了一份最爱吃的金枪鱼三明治，没想到服务员却给他端来两份。韦尔奇有些奇怪地问：“我只点了一份三明治，你怎么给我上两份？”服务员解释说：“没有错啊，我明明听到你要两份金枪鱼三明治。”原来，韦尔奇在说金枪鱼三明治的时候因为紧张而说成了两份。韦尔奇尴尬万分，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回到家里，他向母亲哭诉自己的遭遇：“只要我开口说话，别人就笑话我，为什么会这样？”母亲拍拍他的小脑袋，轻描淡写地说：“孩子，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是因为你太聪明，所以你的嘴巴无法跟上你聪明的脑袋瓜。”韦尔奇听了破涕为笑。
韦尔奇依然口吃，依然会遭人嘲笑，但他不再为此感到自卑，因为他对母亲的话深信不疑，相信自己有一颗聪明的脑袋。在母亲的鼓励下，口吃的毛病并没有阻碍韦尔奇学业与事业的发展。他发奋学习，35岁就已获得伊利诺斯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45岁那年，他成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而注意到他这个弱点的人大都对他产生了某种敬意，因为他竞能克服这个缺陷，在商界出类拔萃。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总裁迈克尔就对韦尔奇十敬佩，他甚至开玩笑说：“杰克真有力量，真有效翠，我恨不得自己也口吃。”
韦尔奇的个子也不高，却从小酷爱体育运动。读小学的时候，他想报名参加校篮球队，当他把这想法告诉母亲时，母亲便鼓励他说：“你想做什么就尽管去做好了，你一定会成功的！”于是，韦尔奇参加了篮球队。当时，他的个头几乎只有其他队员的四分之三。然而，由于充满自信，韦尔奇对此始终都没有丝毫的觉察，以至几十年后，当他翻看自己青少年时代在运动队与其他队友的合影时，才惊奇地发现自己几乎一直是整个球队中最为弱的一个。
后来，韦尔奇在自传中多次提起母亲当年说的那句话。他说：“那是迄今为止我听到过的最美妙的一句话，也是母亲送给我最伟大的一件礼物。”
（供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