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与大家谈谈一位笔者非常崇敬、却历来被严重低估的近代史人物，他就是杜月笙。民国元老黎元洪给杜公祝寿，送有一副对子：“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门前五尺天。”“春申”一句用典大家都熟悉，下联指唐朝京城长安南郊的杜曲地方，因簪缨世胄、门第高贵，大有去天尺五、上达天听的效力，就算如此美誉之下，对杜公来说似乎也不见得有多少夸张。这些年讨论杜公的文章、纪录片也已问世不少，希望拙作能对杜公事迹与形象有所裨益，让大家看到一个更合乎事实的人物，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
八个样板戏，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已经非常遥远了——不过有一段唱词可能并非那么陌生，试请看：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遇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
多亏了阿庆嫂，她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
没错，这就是《沙家浜》里著名的《智斗》一出的前几句，大概有些年纪的人即便不是京剧票友，也能荒腔走板地来上这一段。《沙家浜》讲的是抗战时期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忠义救国军”胡传魁、刁德一假意抗战暗投日寇，地下共产党员阿庆嫂掩护新四军安全伤愈归队，最终消灭了盘踞在沙家浜的敌顽武装的故事。这《智斗》里的主角，就是“忠义救国军”的真实人物胡肇汉。长久以来“胡传魁”是以丑角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也直接导致了世人对“忠义救国军”的鄙夷与不屑。直到近日，才渐渐有人为这支曾经的“救国军”翻案。但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对这支曾经号称有十万之众的抗日队伍，长久以来尽是贬斥之词，这是非常不妥当的。遥想浴血抗战的民族英魂一直得不到公正的评价，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近代历史。“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本陆军之精锐关东军大有长驱平汉线、直入中原之势，进以切割东西，使中国陷于南宋崖山之势。国民政府旋即在次年利用日本陆军、海军的嫌隙，在上海向日本海军宣战，将战火主动挑起在东部上海，将战线从自北而南变为自东而西，赢得了国民政府西撤的主动权。台湾史学界所说的“用空间换时间”的抗战方针，大致上是存在的，尽管这个“空间”，包含了太多惨烈和生命的付出。淞沪抗战就是“用空间换时间”的最重要尝试。淞沪抗战为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会战，这个两岸史学界早已有过认同，蒋介石与当时各派系军阀皆倾其所有，砸向上海华界闸北虹口及界外宝山等地，除远道而来的正规军外，上海的热血青年们也积极参与到抗战的腥风血雨之中。
戴笠在抗战前说过一句名言：“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粗直不失幽默的慷慨之言，足以展示雨农先生力战的决心。1937年，时任军统负责人的戴笠看到全面抗战在所难免，凭借强烈的建军欲望和敏锐的眼光，抓住了抗战军兴的历史机会，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武装。基于抗战大义，以及国民党发动游击战争的现实需要，又兼顾蒋家王朝对长三角地区重要政治、经济的依赖，蒋介石最终允许戴笠组建队伍，于9月4日由南京发出支电，7日又发出阳电，颁给其“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番号，戴笠终于名正言顺获得了组建自己部队的权力。戴笠的部队从哪里招募人手，对他来说，这比要来“番号”还要麻烦，所以他找到了他的“三哥”。
“三哥”是戴笠还在帮会里混的时候对杜月笙的称呼。20世纪30年代末，杜月笙已经是上海租界里实际威望最高的帮会领袖。在抗战大节面前，杜月笙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他以自己的威望，号召他所能及的所有团体“毁家纾难”起来抗日。民族大义面前，杜公无疑是明智和勇敢的。可面对戴笠和他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杜月笙又会怎么出力帮忙呢？当时上海地区产业经济发达，工人阶层力量壮大，且学校集中，学生众多，民众受教育程度较高，爱国热情高涨，对抗日救国态度坚决，投身抗战义无反顾。自“九一八”以来，经历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洗礼，上海广大工人、学生表现出了高度的抗战热情。上海地区参加帮会的工人数量众多，帮会组织丛生，延伸到社会的最底层，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政府当局在上海地区的控制力，因此利用帮会也不失为一条组织动员群众省时省力的便捷途径。因此，杜月笙作为“海上闻人”成为国民党和戴笠极力拉拢的对象，就不足为奇了。
杜公也一直有心结交掌握国民党特务大权的戴笠，他恒社中的骨干陆京士、于松乔等都在这期间与军统接上了关系，其中于松乔还当上了上海行动股股长。同时，戴笠手下的不少人员也都与当地帮会保持着密切联系，有的甚至直接加入帮会，在帮会中有着较高地位。如何行健虽然是黄埔出身，却也在帮；王兆槐不但在帮，还是恒社的社员。8月7日，杜公座下弟子朱学范，向杜月笙提出武装工人抗日的建议，当时杜考虑由筹募委员会出钱，他出枪支。“巧合”的是，几天后戴笠就为了组建部队的事情登门造访，两人一拍即合——就算不是巧合，也是二人斡旋的结果了。戴笠在组建部队的时候，优先考虑了与帮会的结合，使其顺利地在短期内实现了组建部队的愿望。戴、杜两人一致的抗日思想和唇齿依赖的局面，不仅为他们在沪战期间的武装合作奠定了基础，也为南京政府与上海帮会在整个抗战时期的经济、军事各方面合作创造了前提。直到抗战后期，无论在大后方还是在敌统区，杜公的帮会力量，都是戴笠军统最重要的帮手。
8月底，苏浙行动委员会在戴笠的指导下在上海成立，十余人的委员会中，除了杜月笙、戴笠外，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青帮大亨张啸林、代表驻守江浙中央军的张治中、蒋公的代表宋子文以及时任上海市场的吴铁城，毛泽东的表弟文强将军也在戴笠部下的书记处任职。9月初，南京给戴笠所发的支未、阳已两侍参电令，明确要求戴笠与杜月笙合作，在一个月之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活动。戴笠的委员会下属别动队随即成立。别动队总指挥刘志陆原属桂系陆荣廷部，失势后在上海做起寓公，因与杜公交好而出山挂名。
别动队共辖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第一支队长何行键，保定军校四期出身，脚跨青洪两帮。其下设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中队，官兵大多都是帮会分子及上海工人、青年学生。第二支队长陆京士和第三支队长朱学范，都是杜月笙的门徒，其所部编组和第一支队相同，成员大多都是上海工会分子。第四支队长张业和第五支队长陶一珊都是戴笠的老部下，其中第五支队无论从兵力、素质、还是装备来说都较其他各支队为优。朱学范作为杜月笙的门徒、当时上海工人组织的领袖，解放后却能度过历次政治运动，官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享年九十余载，可谓当代史上又一位奇人。
1937年11月9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投入阻挡日寇精锐的猛攻，第三、五支队配合国军坚守南市三天。11月11日，日寇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军主力撤退的情况下，曾在青浦阻击日寇，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被敌击溃。上海失陷后，别动队的第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第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并相继撤向苏皖。第一、二支队开赴浦东打游击，第三支队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根据当时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的文强将军的回忆统计，在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中，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人以上，受伤人数在500人左右，伤亡数字大约是当时别动队人数的三分之二，几乎是参战部队的全部。别动队在淞沪会战中，不仅正面迎敌，还为全国驰援而来的各部队引导突击与撤退路线，伤亡极其惨重，尤其是上海招募的工人与学生部队。听小碗妹子说，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中写的万老爷子，他的老漕帮麾下八千壮勇参与淞沪会战，几乎全数阵亡的故事，与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来由很相近，读来也是莫名叹息。
近日，与天纲师聊起抗战，老师感叹这些抗日救亡的英雄长期不能得到正视，语带悲戚。因为这些都是上海的子弟兵，也都是当时受过最高等教育的青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牺牲在他们的家乡，埋在国军阵亡的近三十万战士之中。想起他们时，都是单薄的统计数字和帮会背景的描述，哪怕是一则事迹，现在也很难查到。
淞沪抗战以后，戴笠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从淞沪战场上撤出的佘山教导团和五支队残部，整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戴笠自兼团长，“忠义救国军”的名号就此出现。之后经过数次整编，在抗日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忠义救国军迅速在江浙皖沪敌后发展起来。由于部队收容、整训了大批江浙皖沪抗日战场上溃退的正规军官兵，加上国民政府为这支部队派来了俞作柏、周伟龙、阮清源等受过正规训练的高级军官，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不过在抗战后期与“新四军”等共产党武装不断产生摩擦后，这支部队迅速成为需要被批判的“敌军”，终于在解放后，被消灭在“文艺”之中，再也抬不起头。“别动队”和“救国军”也因为与杜月笙这种“大流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被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搁笔于此，惜乎杜公，惜乎“救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