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即是一例，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二月初九，行刑前，文天祥问明方向，向南叩拜，未留片语，从容就义，终年47岁。“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经历国破家散、威逼利诱各种遭遇后，这慷慨就义中有殉国殉君的凛然，也有求死得死的安然。宋理宗赵昀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蒙元向南宋发动大规模入侵战争，南宋抗元明线统帅文天祥募兵抗敌，于五坡岭被擒，“吞脑子（龙脑），不死”，此第一次求死；崖山决战陆秀夫背负幼年皇帝蹈海殉国后，文天祥被押解广州，时张弘范许以高官厚禄诱降道“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而文天祥严词拒绝“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此第二次求死；随后被押解大都，途中“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复食”，自谓“惟可死，不可生”，此第三次求死；在这种求死不得、欲逃不能的状态下抵达元都燕京，并开启了三年的囚禁生涯与求死生涯，狱中亦多次服毒、绝食，未果，此第四次求死；在文天祥一心赴死的同时，蒙元千方百计劝降、逼降、诱降，参与劝降人物之多、威逼利诱手段之毒、许诺条件之优厚、等待时间之长久，均超过南宋其他遗臣，甚至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召见，并当面许以宰相、枢密使等高职时，亦严词拒绝，“（帝）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此第五次求死。当时朝堂“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帝）从之”，五次主动求死，提出过要求，也付诸过行动，终得所愿！“山河顿即改色，日月为之韬光”，死后人们发现其衣带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用死亡代价换取良心无愧，遍布中华大地的“文丞相忠烈祠”，见证了这历久弥坚，激励民族正气的生死选择。
方孝孺也是一例，明成祖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因拒绝为篡位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慨然就死”“致夷十族”，终年四十六岁。“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鸣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明太祖四子燕王朱棣起兵反叛亲侄建文帝朱允炆，史称“靖难之役”。时任侍读学士直文渊阁的方孝孺为当朝舆论领袖，以至于姚广孝亲自请托燕王“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以至于燕王多番劝慰诱导请拟即位诏书，“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然而作为天下读书人领袖的方孝孺未因强权与生命的威胁而妥协，“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舍生取义，以致“成祖怒，命磔诸市”。
方孝孺选择死亡的惨烈不仅在自身孤忠赴难，更在其牵连甚广、历史罕见，中国古代素有“株连九族”的连坐陋习，而方孝孺处则创造了中华文明第一个，且唯一一个的“株连十族”的案例。许是《明史》编纂张廷玉等人恻隐之心，仅以“孝孺之死，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数百人”只言带过，未能说明方孝孺为固守道德所付出的八百七十三个生命：先是亲族，“孝孺有兄孝闻，力学笃行，先孝孺死。弟孝友与孝孺同就戮，亦赋诗一章而死。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后是友族、生族，每得一人便带至方孝孺前行凌迟大刑，当弟孝友绑缚面前时，作七绝宽慰、告别兄长：“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但这尚未结束，除去殒命之人，此案亦入狱、充军、流放千余人，一时人间悲剧。后世人无法想象方孝孺当时面对众多亲友因自己的坚守而赴死、赴刑的心理，他“泪潸潸”的痛苦中是否有悔恨，有质疑？然而“取义成仁”的原则此时恐怕也凌驾在这悔恨与质疑上，使他目光坚毅，勇视死亡。
在《方孝孺传》的惨烈中，明史在最后也给出这选择的对比，“成祖既杀孝孺，以草诏属侍读楼琏。琏，金华人，尝从宋濂学。承命不敢辞。归语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辈耳。’其夕，遂自经”。楼琏与方孝孺同为“开国文臣之首”翰林学士宋濂的弟子，前者与后者一样对燕王篡位不义之举批判唾弃，也与后者一样选择用死亡来抵抗这道德上的卑劣，但他还是拟了草诏。楼琏不若方孝孺坚定、无畏，他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选择孤忠赴难，但他无法将自己对价值的追求凌驾在他人性命之上，他所选择的死亡并非舍生取义的凛然，而是在为不义之举后的赎罪。
荀巨伯也是一例，《世说新语·德行》篇记载了这则用生命捍卫友谊的壮举，“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吾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吾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不忍去友”与“代友人命”，荀巨伯在两次机会中都选择了死亡，舍生取义与败义求生的两难选择，在此处仿佛没有纠结与扯锯，对后者是不予考虑的鄙弃，尽管这鄙弃的代价是生命，所幸这舍生取义的力量不仅击退了死亡本身，亦感化胡蛮，击退了战争。这也是死亡的力量，它用背水一战的决绝将中华文明的价值观讲述给夷狄，用最大的牺牲碰撞出夷狄对“有义之国”与“无义之人”间差别的觉察。
王国维也是一例，1927年6月2日自沉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身为清华“五星聚奎”之一的当世国学巨擘，为家人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的遗言，清废帝溥仪亲赐谥号“忠悫”，而当世人、后世人也对其死亡颇多论点，有“殉清说”，有“逼债说”，有“性格悲剧说”，更有一种“文化衰落说”——同为“五星聚奎”之一的陈寅恪在其《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言中给出这样的解释：“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依照陈寅恪的观点，王国维选择死亡并非源自对故国、故主、故友的留恋，而是为中华文化殉情，这殉情的对象体量广阔，内涵深邃，“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坚船利炮打击下的东西方文化差异震荡着始终秉怀华夏优势的民族心理，在这种打击下有失落，有怀疑，更有对斯文的温情守护。在王国维处，做学问是一种努力，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文字学甚至考古学等众多学科全面发力且建树丰富，但当他觉得自己的学问亦无法保全这文化颓势时，死亡也许也是另一种努力。
以上有殉国，有殉道，有殉友，有殉文，选择死亡来求得良心的安定与价值的守全。但须知，选择死亡固然需要决心、需要勇气；但有时，在困境下，选择生存比选择死亡需要更多决心、更多勇气。
司马迁即是一例，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奉命出击匈奴，兵败未归，被诬投降，武帝大怒，群臣无人敢辩，而与其“素非相善，趣舍异路”的司马迁仗义执言，触怒武帝，被判死刑。西汉免死有两种方式：一是捐钱自赎，二是宫刑替代。司马迁因“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死亡抑或彻底损毁男人尊严的宫刑。最后，他选择了宫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