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云南独龙族，在其族人葬礼中同样注重区分生与死的界别。送葬队伍完成死者的葬礼后需全员至河边濯足，以防鬼魂缠身。尤其是死于疫病或横死的死者，在独龙族看来，亡魂更为恐怖，必须通过火葬或水葬以隔绝生死。火葬即将遗体放置在已架好的矮塔型柴堆上，点火燃烧，确保遗体全部烧透后葬仪方宣告结束；水葬则较为简练，将死者遗体抬至江边、放至水中，任遗体随水而逝，葬仪即宣告结束。如此严防死守，如此破釜沉舟，即便生前至亲，死亡的时间节点也决定着生死两界相隔、不复往来，仪式的狂欢化，一则以此决断减少对生者生活的影响，一则也是以此决断使死者早日安息。
与云南布朗、独龙二族强调生死界别的葬仪不同，贵州布依族、瑶族（分支白裤瑶）二族则更强调在献上牺牲的生命与血液为媒介完成生者与死者的最后连接。其葬礼的主体部分均有隆重的“砍牛”狂欢仪式，并通过该仪式表达孝子贤孙对死者的愧疚与挽留。布依族的“砍牛”葬仪，主要由死者女婿承担，“砍牛”牺牲由丧家自备或由女婿提供；“砍牛”祭坛设在村寨宽敞处，祭坛中心竖有碗口粗、丈余高的木桩，桩顶五彩纸钱吊花，每朵吊花悬垂鞭炮一串，围绕木桩摆放酒菜、公鸡等；“砍牛”仪式由道士主持，死者孝眷及亲友全员参与，从孝家出发前往祭坛，道士领队念咒前行，孝眷身扛钱龙、凤凰、引吊、纸幡、纸旗、纸伞、祭幛等尾随，道士咒语念毕，由女婿将牺牲绑系在木桩底部，道士念唱咒语为系着谷穗与彩带的砍牛刀加持后，交由女婿完成“砍牛”仪式中最重要的关键步骤——砍牛。白裤瑶族的“砍牛”葬仪，是其特有习俗“二次葬”的要点，白裤瑶族死者死后假葬或以泥封棺，择吉日方可正式下葬，而“砍牛”仪式则是从假葬到正式下葬的关键步骤，葬仪当日，白裤瑶族盛装艳丽，敲铜鼓、唱古歌、抬折糯米酒，四面八方向丧家涌去。
同样的，分布在贵州、广西等地的侗族人也有类似的牺牲狂欢，虽祭品不及“砍牛”仪式厚重，但种类繁多、步骤复杂，亦在形式上凸显生者对死者的重视：杀戮牺牲的葬仪在死者去世次日开启，祭品须有鸡、鱼、肉“三牲”，诵毕祭文，锣鼓、唢呐、铁炮齐鸣，配以道士唱咒与孝眷哭祭，葬仪气氛隆重而哀婉。此外，死者入葬前，送葬队伍还须将纸钱、树枝、杂草丢入空中燃烧，并将活鸡丢入火堆中，待其在火种挣扎至死取出后，葬仪方宣告完毕。以对牺牲的残忍送别、告慰死者，以生命与血液表达对死者的哀婉与不舍，仪式的狂欢化与血腥味加速了生者对死者担虑的遗忘，同样也加速了死者从生而死的两界诀别。
歌舞与玩乐——以“欢”高调开启安息之门
没有礼教束缚的边地民族，更多的是以生命本体为标准面对死亡、体验死亡、拥抱死亡，而擅长歌舞的边地民族也自然而然地将舞蹈融入死亡的过程中，作为葬礼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形成中华文明死亡文化独特的风景线。
云南景颇族，葬礼仿佛族人的狂欢舞会，白天在室外跳“龙洞戈”，夜晚在室内跳“布滚戈”，相较而言，前者比后者更原始，男舞者持长刀、火枪，女舞者持芭蕉、舞扇，在枪声、铓鼓声和呼喊声中激奋起舞，声震天地，情震人心。若死者生前曾参与战争或是优秀的猎手，为避免被其杀戮的怨魂恶鬼堵路索命，舞者还需持刀舞枪，跳“恩刚斋”（汉语意为“盾牌舞”）为其驱鬼开路，护送死者灵魂安全抵达北方老家，与祖先团聚；若死者是族中德高望重的老者，舞者还需在葬礼的最后跳“金再再”，其舞步与“龙洞戈”相同，特殊之处仅在于舞者为一对或数对裸身男子装扮为雌雄鬼，雌鬼面绘螺旋形花纹，躯干以红、绿、黑、白四色依次绘出道道波纹，雄鬼面部及躯干所绘色彩与雌鬼相同，但纹饰为直线，总体而言，其装扮模仿鸟兽，下身系野藤、树叶短裙，头罩笋壳，手持长予，以树枝、树叶遮护身体，自坟茔回至村寨，沿路按规定路线和规定程序载歌载舞，为死者驱邪撵鬼，保其灵魂安抵老家。景颇族将回“老家”比作新生，用纵舞驱邪的狂欢取代低声哭鸣的悲戚，更积极地将死者渡往安息之处。
有些民族则在载歌载舞的狂欢中植入更多情感因素，在川滇纳西族、新疆维吾尔族，哭祭是其葬礼的主体部分，而在葬仪过程中，“哭”已淡化其自身所应承担的悲伤色彩，而是以饱含交流之意和表演之姿的“唱法”沟通着生与死的遥远距离。纳西族死者停灵期间，有“鸡鸣哭祭”，在纳西族看来，人死不能复生，生者与死者无法如死前般顺畅交流，唯有在出殡前的每个夜晚，鸡鸣时分，生者可以借助“哭祭”的方式与死者灵魂对话，而“哭祭”的形式与内容源自其传统的“哭祭调”，通过在“哭祭调”中唱述死者生前事迹回忆与缅怀。相较而言，维吾尔族的“哭祭”葬仪更为专业与唯美，甚至能给予生者美学意义上的享受，“哭祭”以女性为主，轮番上阵，现编现唱，用诗化、押韵的语言，详述死者生前的品德秉性、音容笑貌、丰功伟绩甚至自身与死者的关系，声泪俱下，情感丰富，致诚致敬，用生者对死者的念念不忘与缱绻惜别，令死者安息，也令生者平和面对死亡。
舞蹈肃穆、哭祭悲怆，而中华文明对待死亡的温情与诡异态度也为死亡狂欢涂抹一层欢愉氛围。川贵地区的羌族、土家族、彝族的葬仪更具狂欢特色。羌族有“大葬”传统，这最高等级、最高规格的葬仪，历时三至九天，选取本族较有威望的“释比”，身着牛皮铠甲，右手执刀，左肩挎枪，枪上垂有牛舌，载歌载舞；前随八名“释士”，头覆面具，左摆铜铃，右摇皮鼓；后随八名孝眷，头覆面具，手敲皮鼓；其后再百余人，右手持刀，左肩挎枪，枪上缠有彩色飘带，一行人成长蛇阵，载歌载舞，绕行火坟场三圈，散撒飘带，敬献祖先，而后舞至村寨坝处，或扮演对阵，或模拟战斗，场面宏大，仿佛舞台剧般演绎着死者生前所处世界的分分合合。土家族以“热热闹闹送亡人，欢欢喜喜办丧事”为原则在死亡中注入狂欢的合理性及族人特有的豁达的生死观。“打丧鼓”是其主要载体，唢呐高奏，锣鼓大作，鞭炮阵阵，相邻数寨齐来奔丧。当地有谚语“听见丧鼓响，脚板就发痒，人死众人哀，不请自己来”，这“众人哀”的悲怆在“脚板痒”的积极参与下，是对死者的缅怀，更是为生者提供一个可以狂欢，可以释放平日压抑的聚集。相较羌族、土家族，彝族在葬礼中的“喜悦”之情则更为明显，“老者往生之日，便是年轻人玩乐之时”，彝族这则古老谚语，道出民族对待死亡那种平静而坦然的心态。在彝族看来，生老病死乃人类无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寿终正寝的死亡实则为喜，葬礼热闹非凡，悲壮精彩的吊丧者入场式、竞争激烈的歌舞比赛等为葬礼增添了诸多社会功能，死亡已然褪去其恐怖与肃穆，当孝眷身着传统盛装高举红黄长幡迎客狂欢时，死亡只是族人欢聚的借口，狂欢的机会，若生时能如此笑待死亡，那将死之时便早已率先抵达灵魂安息境界。
不同的葬仪，彰显着特定民族、特定人群对死亡不同的态度与看法，或注重生与死的界别，或注重生与死的系联，或载歌载舞为死者驱鬼逐魂，或亦哭亦唱与死者对话交流，中华文明用狂欢的方式对待死者，对待死亡，看似矛盾，实则温情充溢。
第三节 丧礼的等级性与教育意义
仪式狂欢，建立在仪式严格的框架之内，情感的宣泄，实则没有脱离其所在等级所应遵循的限制。在无限的悲恸中每走一步都需百般考量，时刻顾忌，而在考量与顾忌之间，悲伤恐怕鲜有机会浮现，中华文明的诡异温情亦在于此，用烦琐的等级制度消耗丧主的精力与心神，迫使其将悲恸后撤、隐藏，全副武装，应对这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丧葬等级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