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则张良椎之荆轲刀，死则黄巢掘之项羽烧。居然一抔尚在临潼郊，隆然黄土浮而高”，这就是秦始皇的死亡归宿。
死亡本身即是人生的归宿，而死亡也应有其自身归宿，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辨别。在死亡意识懵懂、觉醒之前，人弃尸骨于荒野，与动物无异。《周易·系辞传》中有“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的记述，抛尸在野，无积土为坟，无植树为记，无丧期规定，死亡如动物般，只是生命的终结，尸体亦如动物般，任雨水冲刷、林火烤烬、野兽叨食……然而，随着死亡意识的觉醒，死亡已非瞬间的阴阳变化，它承担了人们对死亡的无尽遐想、无限怀念与无法排遣的悲痛，如果没有那么一个可以固定的地点、可以诉说的对象、可以寄托哀思的物件，这遐想、这怀念、这悲痛又将何处安放？死亡是需要归宿的，不是给死亡归宿，而是给死者与生者面对死亡那颗敏感的心一个归宿。
重农主义思维下的中华文明，土壤是其死亡归宿的必然选择，而广阔的无所不在的土地、固定的随形可塑的土地，在国人选择死亡归宿时又对选择有要求，有界定。中国人爱讲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是最常用的故事逻辑，该逻辑同样适用于死亡归宿的选择上，“选山”“选庙”“选和尚”，选址、选建、选伴，国人对死亡的慎重、文化对死亡的态度即在这千挑万选中凸显、成就。
第一节 天人合一，生气止聚
——归宿选址
中国素有堪舆传统，“堪”为地形，“舆”在地貌。
中华文明早期归宿选址即着眼地势，然其目的较为实用：一是选择高地以防水防潮；二是选择广地以涵养心情，没有特殊含义，也没有明确标准。直至东汉末年死亡意识觉醒，尤重阴宅选址，甚至将之与子孙吉凶系联，阴宅风水渐为显学。王祎《青岩丛录》曾断言“择地以葬，其术本於晋郭璞”：
葬者，藏也，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则为生气。
夫土者，气之体，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经曰：土形气行，物因以生，夫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葬者原其起，乘其止，地势原脉，山势原骨。委蛇东西，或为南北，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来形止，是谓全气。全气之地，当葬其止，气之盛虽流行，而其余者犹有止，虽零散而其深者，犹有聚。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
地贵平夷，土贵有支，支之所起，气随而始，支之所终，气随以钟。观支之法，隐隐隆隆，微妙玄通，吉在其中，经曰：地有吉气，土随而起，支有止气，水随而比，势顺形动。回复终始，法葬其中，永吉无凶，夫土欲细而坚，润而不泽，裁肪切玉，备具五色；夫干如穴粟，湿如刲肉，水泉砂砾，皆为凶宅。山者势险而有也，法葬其所会，乘其所来，审其所废，择其所相，避其所害，土圭测其方位，玉尺度其远迩，藏于涸燥者宜浅，藏于坦夷者宜深。经曰：深浅得宜，风水自成，乘金相水，穴土印木。外藏八风，内秘五行，天光下临，地德上载，阴阳冲和，五土四备；目力之巧，工力之具；趣全避缺，增高益下，夺神功，改天命，福不旋日。经曰：葬山之法，若呼谷中，丘垄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支欲伏于地中，垄欲峙于地上，支垄之止，平夷如掌。故支葬其巅，垄葬其麓，卜支如首，卜垄如足，形势不经，气脱如逐。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经曰：外气行形，内气止生。夫外气所以聚内气，过水所以止来龙。千尺之势宛委顿息，外无以聚，内气气散于地中。经曰：不蓄之穴，腐骨之藏也。夫噫气为能散生气，龙虎所以卫区穴，叠叠中阜，左空右缺，前广后折，生气散于飘风。经曰：腾漏之穴，败郭之藏也。夫以支为龙虎者，来止足迹乎，冈阜要如肘臂，谓之怀抱。以水为朱雀者，衰旺系乎形应，忌夫湍激。谓之悲泣。朱雀源于生气，派于未盛，朝于大旺，泽于将衰，流于囚谢，以返不绝。法每一折，储而后泄，洋洋悠悠，顾我欲留，其来无源，其去无流。经曰：山来水回，贵寿而财，山囚水流，虏王灭侯。山之不可葬者五，气以生和，童山不可葬也；气因形来，而断山不可葬也；气因土行，而石山不可葬也；气以势止，而过山不可葬也；气以龙会，而独山不可葬也。经曰：童、断、石、过、独，生新凶，消已福。
夫重冈叠阜，群垄众支，当择其特大则特小，小则特大，参形杂势，主客同情，所不葬也。上地之山，若伏若连，其原自天，若水之波，若马之驰，其来若来奔，其止若尸，若怀万宝而燕息，若具万膳而洁齐，若橐之鼓，若器之贮，若龙、若惊、或腾、或盘，禽伏兽蹲，万乘之尊也，宛委自复，若踞而候也，若揽而有也，欲进而却，欲止而深，来积止聚，冲阳和阴，土高水深，郁草茂林，贵若千乘，富如万金，天光发新，朝海拱辰，龙虎抱卫，主客相迎，四势端明确，五害不亲，十一不具，是谓其次，经曰：形止气蓄化，生万物，为上地也。
五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应。经曰：气感而应，鬼福及人，是以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
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卸尸，龙踞谓之嫉主，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经曰：势止形昂，前涧后冈，龙首之藏，鼻颡吉昌，角目灭亡，耳致侯王，唇死兵伤，宛其中蓄，谓之龙腹，其脐深曲，必后世福，伤其胸肋。朝穴暮哭。
穴有三吉，葬有六凶。天光下监，地德上载，藏神合朔，神迎鬼避，一吉也。阴阳冲和，五土四备，二吉也。目力之巧，工力之具，越全避缺，增高益下，三吉也。阳阴差错，为一凶。岁时之乖，为二凶。力小图大，为三凶。凭福恃势，为四凶。僭上逼下，为五凶。变应怪见，为六凶，经曰：穴吉葬凶，与弃尸同。占山之法，势为难、形次之、方又次之。形如仰刀，凶祸伏逃；形如卧剑，诛夷逼僭；形如横几，子灭孙死；形如覆舟，女病男囚；形如灰襄，灾舍焚仓；形如投算，百事昏乱；形如乱衣，垢女淫妻；形如植冠，永昌且欢；形如覆釜，其巅可富；形如负垄，有垄中峙，法葬其止，王侯崛起；形如燕东，法葬其凹，胙土分茅；形如侧垒，后冈远来，前应曲回，九棘三槐，如万马，自天而下，其葬王者，势如巨浪，重岭叠障，千乘之葬；势如降龙，水遥云从，爵禄三公；势如重屋，茂草乔木，开府建国；势如惊蛇，屈曲徐斜，灭国亡家；势如戈予，兵死形囚；势如流水，生人皆鬼；夫葬势与形顺者吉，势兴形逆者凶，势凶形吉，百福希一；势吉形凶，祸不旋日。
东晋郭璞，首创“风水”之说、“乘生气”之说。“生气”，“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则为生气”，是沟通墓主与子孙的桥梁，是阴宅风水影响子孙吉凶的重要媒介，“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应。气感而应，鬼福及人”，死者下葬，但曾与子孙骨肉相连，“生气”未灭，与穴气阴阳感应，或吉或凶，冥冥中会左右在世亲人的气运，可荫护枯骨，亦可荫庇子孙，而何吉何凶？端看阴宅风水几何，而阴宅风水亦“乘生气”，依郭璞观点须具备以下要素：
龙真。“地有吉气，土随而起，支有止气”“乘生气”，山势起伏绵亘、逶迤曲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是吉址，亦可称“龙脉”。中国对龙脉的选择首以昆仑山脉及三大行龙为主脉，次辨主次，再次辨阴阳，再次分五行，再次辨“形”“势”，再次辨厚薄，最后望气。其中，不生草木的童山、崩陷坑堑的断山、土壤不滋的石山、横过而山势不止的过山、孤独无雌雄呼应的独山均须排除。
砂环。“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藏风得水为吉，为凝聚生气，对龙脉点穴处大小山峦走向与形态亦有要求：龙要势奔，砂要形止，龙要绵亘起伏，砂要龙虎报卫，“龙为君道，砂为臣道”“无砂则龙失应，无龙则砂无主”。
水抱。“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藏风得水为吉，而吉水多有限制：从水形而言，“回龙”环抱之水为吉而“十字”反飞、冲破之水为凶；从水法而言，“干水成垣”为吉而“干水散气”为凶，“曲水单缠”“曲水朝堂”“顺水曲勾”“顺水界抱”等均可为吉，其关键在于“聚气”——“乘生气”遇水环绕则可行止汇聚，遇水直去则气随散荡。
明堂。“地贵平夷，土贵有支，支之所起，气随而始，支之所终，气随以钟”，地气聚合之处，洁净、宽广、藏风、聚气最宜，完整屈曲、高低分明、四面平稳、中间低窝最宜，大明堂在山内水流汇合处，中明堂在青龙白虎环抱处，小明堂在“窝”“钳”“乳”“突”雨水分流处，三明堂皆善鲜少，其中尤以中明堂决定点穴成败。
穴的。“夫山止气聚名之曰穴”，民间有“三年寻龙，十年点穴”之说，择穴不可不慎，首先择龙真，其次择龙虎明堂、其次择罗城水口，寻地中生气凝聚之处，山水融结、砂水环抱、临穴坦然。
“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死亡归宿的选址要点即在于此，国土辽远，山水有殊，情况各异，但吉址所遵循的原则清晰明了，即“全气之地，当葬其止，气之盛虽流行，而其余者犹有止，虽零散而其深者，犹有聚”，即可止聚生气，荫护枯骨、荫庇子孙。
常人如此，帝王尤甚，后者在前者的简单愿望之上，还需保江山永固，“递三世可知万世而为君”，故而历代帝王登基之时，未及修缮阳宅，即开启阴宅选址修筑，精益求精，慎之又慎。皇陵多在京师附近，进而在中国形成以长安为核心的西周、秦、汉、隋、唐皇陵区及以北京为核心的元、明、清皇陵区。秦汉陵多在平原上以人工夯筑封土高坟。唐陵则应风水之说，严选“龙穴砂水”，沿陕西渭水北岸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一带山地，东西绵延300余里。明清陵较唐陵则更甚，试以坐落在河北遵化的清东陵为例，作为中国目前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保存最完好的帝王陵墓建筑群，以昌瑞山为“龙脉”，以东侧鹰飞倒仰山、西侧黄花山为龙虎合抱为“砂环”，以马兰河、西大河二水环绕屈曲为“水抱”，生气凝聚，是为风水宝地。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华文明死亡归宿的选址在堪舆术数的迷信表象下，始终秉持着人道效法地道的“天人合一”原则，选址的原则并非高山大河的大开大阖，气象万千，而是以死者魂灵与后世昌盛为依归，为其寻找生气行止、凝聚的山河吉壤，令死者安息，子孙安宁，令死亡得其归宿。
第二节 地上赫赫，地下俨俨
——归宿选建
选址毕，如何根据选址处土石的机理因势利导，营造死者的最后归宿，这也许是各个死亡程序中最烦琐、最耗时的项目，但也是整个死亡过程中最精华、最重要的部分。无论地上庙朝寝宫，抑或地下棺椁耳室，生前百年的几进阔院已是惘然，唯有这地上、地下方是魂灵的永恒归宿。死者已逝，为安魂、为怀念、为祭祷，孝子贤孙不遗余力地在这死亡归宿的修建上倾尽所有，甚至死者本身，若条件允许，也会在生前直接干预，在亲自督建中达到与死亡的对话与和解。
试以坐落在陕西西安临潼的秦始皇陵为例，秦陵修筑工程的奠基启动与始皇帝十三岁即位同步。战国时期诸侯君王生前造陵已是惯例，始皇帝的特殊更在于其将时间提前至即位初期，在未来的三十六年中，他征战四方，统一中国，但视线始终未脱离这未来的死亡归宿，严督酷行，精开细琢。秦陵修筑工程大体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到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由主张薄葬的丞相吕不韦督建，规模未见其大；第二阶段从统一全国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由同时承担阿房宫、驰道等工程的丞相李斯负责督建，规模始见其大，直至秦始皇东巡猝死，修筑工程亦未竣工。整个秦陵修筑工程前后长达三十八年，动用徭役劳力最多时达七十二万人，空前绝后的组织协调成就后世奇迹。
秦陵布局规划严谨，模仿长安都邑建制，围绕一个核心、一条轴线、内中外三个不同层面，打造几乎涵盖古代城市一切要素的阴间都邑，复杂的建筑格局，周密的道路网络，意图将生前的所有复制植入死后的世界。
秦陵由相互套合的两座南北向城垣构成，外城南北2165米，东西940米，周长6210米，内城南北1355米，东西580米，周长3870米，形成南北长、东西窄的“回”形布局。
内城中部东西走向的夹墙将内城分为南北两区，设施内涵属于宫廷范畴，南区为核心区，北区为附属区；南区中央封冢赫然耸立，与其地下地宫及四周寝殿建筑、铜车马坑等陪葬坑共同构成秦陵的核心；北区中部南北走向的夹墙又将北区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为便殿建筑群，东部为陪葬墓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