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生活在后体系时代
尼尔·弗格森[1]在他写的关于西方文明的崛起（和衰落）的力作《文明》（Civilization）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一个观点，即西方文明之所以占主导地位达四百年之久，主要得益于其逐步发展起来的六大体系——不是靠天时、地利、人和，而是靠持久而高效的体制优势，使我们的社会得以发展和繁荣。
竞争、科学方法、产权、医疗、消费、工作岗位，这些曾经是全新的概念，后来被付诸实施，并逐步得到完善。在此基础之上，其它系统才得以协调和配合，构成了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并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
大工业时代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高产并盈利的工厂模式一经建立，成千上万人的劳动就得以协调配合，财富就被创造出来了。
下个世纪将不会出现太多长存的、新的组织机构（不论是有组织的宗教还是工业的基础都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微型组织、个人领导以及小型创新团队的杠杆效应，这些正在以过去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变着一切。六大基本元素当然还是新型经济和新型社会的基础。
在互联网和互联革命的影响下，像螺丝钉一样只会服从指挥的人不再受到青睐。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迫切需要的是充满激情、愿意为自己的事业开辟新路的人。
这就是学校的新任务：不是给盲从的学生一个路线图，而是要把领导意识和探索精神深深植入新一代人的头脑当中。
注释
[1]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英国历史学家。
21.两个口号
一个是自私的、让人看了感到痛心和气愤的口号，经常在我家附近一些新款高级轿车的保险杠上出现。它写着：“削减学校税。”
这些车主/选民/纳税人也许对学校已经失去了信心，或者他们的孩子已经毕业，或者他们就是自私。无论是哪种情况，我无法从中感受到对未来的乐观。
另一个口号我尚未看到有人贴在保险杠上。那就是：“打造新型学校。”
我想，假如我们接受了这条尚不存在的保险杠贴纸的忠告，也许事情会有所改观。
学校属于家长和他们的子女，他们是为学校付费的人，也是学校的服务对象。学校也属于社区，因为社区成员将会和学校培养的毕业生一起生活和共事。
然而，这些学校的主人却被告知要把学校当成一个自治机构，一个有既定程序的机器人，说这个系统太庞大、太重要了，不能随便乱改。
可是，世界已经变了。现在是学校跟进的时候了。
22.连接革命已经到来
把当前这个时期称为互联网革命有点低估了它的意义。实际上，这个标志着工业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时期，归根结底是关于连接的。
工业革命并没有发明制造业，它只是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直到改变了整个世界。连接革命当然也没有发明连接本身，它只是强化了连接，使之成为我们经济的主导因素。
人们相互连接。
搜索者和数据连接。
企业相互连接。
志同道合的人们相互连接，以形成更大更有效的组织。
机器相互连接以创造价值。
在连接革命中，价值不是通过提高制造业或服务业的生产率而创造的，而是通过连接买家与卖家、制造商与消费者、以及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们而创造的。
如果你习惯于以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或每小时的生产件数来衡量价值的话，那么，无形的价值创造概念对你来说可能很难接受。但实际上，连接确实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企业的生产力、效率和影响力。
在互联的世界里，信誉比检测结果更有价值。获取数据的便捷性使得数据本身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数据的处理。而最为重要的是，互联世界青睐的是那些有着不可抑制的欲望去创造、去领导、去影响世界的人。
在前互联时代，信息相当匮乏，所以积累和记忆是聪明的做法。信息不得不靠每个个体独立地学习和吸收。一个人一旦从学校毕业，他就只能靠自己。
而在互联时代，匮乏被丰富所取代——我们有丰富的资讯，发达的网络，以及大量的交流和互动。
23.然而我们却在孤立学生而不是连接他们
在学校里，几乎每一项与学习有关的活动都是由学生独自完成的。家庭作业。考试。作文。虽然上课可能是在一个拥挤的教室里，但学生基本上是以听为主。
这种以个体为中心的培养方式如何能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呢？一个好的医生不会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治这个病，让我自己琢磨一下吧。”没有一个研究人员、炼钢工人或者飞行员是独自工作的。
在学校里，小组项目属于例外，而它应该成为常态。学习如何利用小组的力量——不论这个小组是由同一间教室里的学生组成，还是需要越洋与威尔士的一位平面设计师快速连接——是今天实现高效工作的关键。
24.如果教育是问题，那么老师就是答案
走在哈莱姆村校区，人们首先会注意到的是，这里没有噪音。
不过，这并不是说它如殡仪馆或图书馆那样悄无声息。你可以听到学生在学习、老师在教学的声音，但一切都井然有序。我们以为城区学校一定会有的那种混乱和喧闹，这里并不存在。
如果参观者只是走马观花地转一转，便认为肯尼博士的秘密是她找到了让11岁的孩子们听话的绝招，那他就错失了这个学校百分之九十五的成功经验。
开学第一天，肯尼博士就告诉全体学生：“我们严格，是因为我们爱你们。”她不是在说套话。对大多数学校来说，对学生严格只是学校的职责，严格可以让老师省心省力。而哈莱姆村学校所具有的革命性元素不是严格，而是爱。
在奠定了学生群体与学校之间相互尊重的基础之后，黛伯拉？肯尼又做了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放手让老师教学。
这不是一个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输出教育的工厂。相反，这是手工教育。老师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教，他们甚至不按标准的教学大纲讲课。在哈莱姆村学校，老师们用心在教，学生们用心在学。
就这么简单。
说它是革命有什么奇怪的吗？
25.如果让学生知道真相会怎样？
透明度对于传统学校来说很可能是毁灭性的。如果我们让学生知道有些课程其实没有必要，有些老师能力欠佳，学生有选择权和言论自由，那么，目前这种模式的学校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吗？
连接革命与学校碰撞，后果是什么呢？
教育与我们经济中任何其他体系和产品系列不同的一点是，它没有透明度。学生和家长都被蒙在鼓里。虽然十几岁的孩子们可能会在某一天忽然认识到，学校不过是一个游戏，但是教育系统对此从来讳莫如深。在对领导权、控制权和自主权的争夺中，校长们对教师们隐瞒信息，反之亦然。
由于学校本来就是为了控制学生和维护国家权力而发明的，各方之间互不信任也就不足为奇了。
传统学校的运作方式与工业经济的组织和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学校金字塔的底部是学生，老师们（中层管理者）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行事。
像传统的工业企业一样，金字塔底部的人们总是被忽视、伤害和欺骗。他们无法知道除份内工作（做学生）以外的任何事情，还不得不努力工作以取悦上司。控制与被控制。
互联经济摧毁了控制的幻象。学生们有能力了解上哪所大学比较划算，哪些课程没有意义，以及社会上的人怎样谋生。他们能轻松地学到课外知识（即使是小学五年级的孩子），而且能发现老师（或者她用的课本）讲的是错的。
如果学生可以在传统学校以外学习所有的课程，学校有什么办法阻止呢？如果学生们可以发起自己的政治运动、创办盈利的企业、或者开展有益的社区项目，完全不需要学校的批准和协助，那么，服从和效忠的观念又如何灌输呢？
没有控制权，欺骗和操纵就不会发生。
26.学校是一个定式合同
弗里德里希·凯斯勒[1]在1943发表于《哥伦比亚法律评论》（Columbia Law Review）的一篇文章里，描述了一种为工业时代发明的新型合同。定式合同[2]不是与每一交易方单独拟定的，而是一种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批量化交易合同。
企业家告诉你：你使用我们的汽车，或软件，或电话，只要用了，就等于你同意了我们的合同条款和条件。感谢多克？瑟尔斯[3]在他的文章里引用了凯斯勒对此的论述：
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销售式的大型企业的兴起，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一种新型合同——标准化的批量式合同。这是一种标准格式的合同，由企业自行拟定，一旦成文，就被用于该企业提供的所有产品或服务的每一笔交易。这种合同不像老式合同那样带有交易各方的特色。千篇一律的合同格式反映了当今市场的去个性化……这种合同的实用性一经发现，并且在交通、保险和银行业进一步完善之后，就被各行各业的大型企业所采用，还被用于国际和国内贸易以及劳工关系领域。
学校也提供同样的合同。每一个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学生（包括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一踏进校门，就等于默认了一个定式合同。在德克萨斯州，这个合同甚至包括对十岁的孩子罚款的规定（如果孩子到18岁时还没有交付罚款，他将有牢狱之灾）。
在德克萨斯州这种专横、野蛮的学校管理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贯穿学校几乎所有事务中的一个意识。潜台词很明显：“喂，我们这里学生可多的是。太多的学生，太多的事情。你在这儿就得听我的，要不你就走人。”
这和工头对组装线上不听话的工人说的话一模一样。一个艺术家资助人绝不会对一个有天赋的艺术家这样说话。
注释
[1]弗里德里希·凯斯勒（Friedrich Kessler），美国法律学教授，商务法专家。
[2]定式合同（contract of adhesion，也叫standard form contract），是当事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订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3]多克·瑟尔斯（Doc Searls），美国记者和专栏作家。
27.决定
我们不问学生是否接受这样一个合同，我们只是假定它存在，然后就拼命地给学生灌输知识，让他们做作业，逼他们考试。
我们完全忽略了这一条：决心。你想学这个吗？你决心在这方面学有所长吗？
优秀的人都是一些下决心使自己变得优秀的人——这是一条毋庸置疑的普遍真理。优秀的医生、演讲家、滑雪者、作家、音乐家，他们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在人生的某一时刻，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为什么我们一直否认个人决定的重要性呢？
28.利用人类逃避恐惧的天性
和所有动物一样，人类有很强的逃避恐惧的能力。
学校借着对行为和服从的要求以及学生数量太多的名义，利用了人的这一天性。工业体系的核心是权力——老板控制工人，买方控制供应商，营销商控制消费者。
考虑到学校要同时教育上千名学生，疲于应对的校长当然会选择最有效的手段。再说，学校的本职工作是培养听话的公民，那么最快捷的手段当然就是恐惧。
杏仁体，有时也被称为蜥蜴脑，是大脑的恐惧中枢。在我们感受到压力的时候，杏仁体就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它让我们害怕蛇，看恐怖电影时心跳加速，也让我们在和权威人物交流时回避直接的目光接触。
使人顺从的捷径不是讲道理，不是给他选择，不是说服他接受一个解决方案，而是使他恐惧，激活杏仁体。照我说的做！否则我们就嘲笑你，开除你，告诉你的父母，罚你站墙角。照我说的做！否则我会给你很低的分数，让你停学，一事无成。照我说的做！否则有你的苦头吃。
只要这样的交换被明确下来，其表达方式就可以更为隐晦。一名严厉的教师只需一个眼神就可以让整个教室安静下来。
而对工业化的学校来说，这还不够。恐惧的作用不只限于维持课堂秩序。它还可以保证没人敢越雷池一步，没人质疑现状，没人表达不满。恐惧感在学生们做职业规划时，在学业研修中，甚至在人际关系中都会得到强化，就连学生指导办公室也不乏恐惧的阴影。
它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你最好就范，否则你就进不了好学校。如果你上了一个好学校，而且是一个听话的学生，你将来就会有一份好工作，前途无忧。但是，如果你不就范，你的个人资料里就会留下一条永久的记录。
几年前，我和五个朋友带领150个吵吵嚷嚷的五年级学生到加拿大度一个长周末。他们太吵了，我们讲的话他们根本听不到。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我们只需要说：“要扣分了。”孩子们立刻就安静下来。其实根本就没有分数，也没有奖励，但是，一个扣分的威胁就足够了。
学校所创造的不是一个人们可以参与并成长的社会交流场所，而是一个巨大的漩涡，一个强求一致、磨灭个性、培养平庸之辈的漩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