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LOGUE：GERMAN ECONOMY GOT OUT OF THE CRISIS QUICKLY
史世伟
(德国波茨坦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Q：2008年金融危机后，德国走出危机的速度最快，您认为其经济复苏大致体现在哪些数据上？
史世伟：危机爆发时，德国总体经济评价专家委员会（经济五贤人）和主要经济研究所均认为，德国的生产水平需要到2012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是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商业景气指数在2010年第三季度就已经突破了2006-2007年的114点的峰值，核心工业企业生产设备的利用率达到了83.6%。
根据德国总体经济评价专家委员会的数据，2010年中旬德国经济就已经达到2006-2007年底的此前最高水平。
2010年德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6%，这是自1991年德国20年来的最高增长率；出口（得益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美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增长了14.2%，在2010年第三季度即突破了2007-2008年的峰值；失业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2010年的登记失业率由2009年的8.2%下降到7.7%。
而且，这样的增长率和就业率还是在极低的通胀率水平上取得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仅从2009年的0.2%上升至2010年的1.5%，仍低于欧盟规定的2%的水平。
Q：德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表现抢眼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联邦政府的经济结构改革和整肃财政、审慎启动“退出战略”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史世伟：金融危机后，各国都采取了拯救措施，为什么德国经济恢复出乎预料地快，且增长猛烈呢？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德国经济受益于德国前几届联邦政府的经济结构改革。
2003-2005年，由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盟对德国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2006年德国进入了新一轮景气高涨后，体制改革的成效开始发挥作用。劳动市场灵活化取得了效果，政府的就业服务和培训系统的效率有很大的提高。改革又带来了工资附加成本和税负的减少，所以企业利润上升，积累了不小的分配空间。经济衰退到来后，企业仍可以通过减少在岗员工的工作时间来渡过难关。
二、德国政府及时启动了“退出战略”，决心整肃财政，在危机形势下对提振信心和信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德国政府在金融海啸仍在猖獗时就发出了整肃财政的信号，这同德国一贯财政稳健的风格有关。新政府在上台前就已经认识到整肃财政的紧迫性，三党在2009年9月达成的施政协议中规定政府将在2010年开始实施“退出战略”。为了落实政府每年减少债务100亿欧元的决定，德国联邦议院2010年6月7日通过了政府的一揽子节约措施（Sparpaket）。联邦政府的财政节约措施涉及到除科研和教育之外所有的政府领域。整肃财政的计划提振了市场的信心，这导致了原本就已经较低的资本利率进一步下降，资金环境十分有利于德国的经济复苏。为了有效地控制金融部门的系统风险，即所谓的“to big to fall”问题，德国政府在欧盟理事会中大力促进对大金融机构加强宏观监管，在这方面的重要举措是成立了欧洲系统风险理事会(ESRB)。
Q：后危机时代，德国政府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采取了怎样的政策？在教育、国际金融、劳动力市场和社保体系等方面分别做了怎样的调整？
史世伟：德国经济出乎意料地迅速恢复减轻了德国政府“退出战略”的难度，而欧元区边缘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不可避免的欧洲经济政策协调以及财政援助的新课题。为此，德国政府为经济长期稳定做出了几个方面的政策调整。
一、推进和实施增长战略，投资教育和创新，通过扩大出口和内需实现可持续增长。
为了提高德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长期发展潜力，加强在未来领域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是非常必要的。德国联邦政府宣布到2015年，将德国的研发投入由2012年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6%提高到3%，教育和科研投入的总和占GDP比重将增至10%。虽然受命于金融危机之中，这届联邦政府在预算中没有削减教育与科研经费，而且还增加了120亿欧元（到2013年）。德国政府认为，教育是关键的未来投资，对德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关键影响。继2006年高技术战略国家总体规划之后，德国联邦政府于2010年7月正式通过了《思想·创新·增长——德国2020高科技战略》，开始对德国未来的发展部署新的战略方案。
二、重建世界金融秩序，加强欧洲货币联盟稳定与增长公约。
金融危机后，德国联邦政府敦促在“巴塞尔条约III”加上了风险加权自有资本标准，即银行根据风险不同采取不同的自有资本率，并加强监管，严格执行。为了有效地控制金融部门的系统风险，即所谓的“to big to fall”问题，德国政府在欧盟理事会中大力促进对大金融机构加强宏观监管，在这方面的重要举措是成立了欧洲系统风险理事会(ESRB)。此外，为了欧盟金融监管法规更加一致地执行，欧盟还将先前的三个欧盟微观监管委员会转变为三个法人实体，同各成员国的监管机构共同行使金融监管权能。
三、继续对劳动力市场规则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进一步巩固就业，减少失业。
德国政府牵头组织了专业人才就业联盟，同工会、工商会和雇主联合会联合为失业人员，特别是年龄较大的人员提供专业培训机会，切实了解他们的需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德国政府还准备完善劳动者免征法，对于接受II型失业金又从事低薪工作的人员，要使他们在社会保险费等义务免除后的总收入达到800~1000欧元。
四、坚决整顿国家财政，不拖累下一代。
德国政府在继续减税的前提下制定了在5年内平衡国家财政预算的宏伟计划。这可能会牺牲一些短期增长，但将有利于长期增长，即适度的、可持续的增长，环境友好的增长。
以实体制造业为重的产业结构有效抵御金融危机
A MANUFACTURING INDUSTRY-BASED ECONOMYEFFECTIVELY WITHSTOOD THE FINANCIAL CRISIS
德国经济结构以实体制造业为重，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冲击较小。2008年在金融危机中首先受到巨大冲击的冰岛便是反例。
在过去十多年中，欧元区国家的工业比重持续下降。2000年，加工工业在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19.1%，2012年降至15.8%。以2012年数据来看，德国的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为30.5%，在欧盟中稳居首位，居第二位的意大利仅为12.5%，随后是法国（10.4%）、英国（9.8%）和西班牙（7.2%）。在此期间，德国是唯一工业比重有所上升的西欧国家。
2012年秋，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再工业化”目标，即到2020年将工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提高至20%。虽然学界普遍认为欧盟委员会的这个目标不太现实，但这至少表明了欧盟对实体工业的重视。为此，欧盟委员会列出了4点理由：第一，正是因为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工业，所以德国相较其他欧盟国家更好更快地应对并克服了金融危机；第二，因为工业复兴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所以发展工业将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影响，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将带动整体市场需求，并因而对第三产业也产生拉动；第三，发展工业将促进创新，因为在各国的私有部门中，加工工业的研发开支通常占到研发开支总额的60%以上；第四，有助于提升出口，因为西欧国家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是由加工工业实现的。
德国经济结构以实体制造业为重，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冲击较小。
富有创造性的政策造就劳动力市场活力
CREATIVE POLICY PROMOTES THE VITALITY OF LABOUR MARKET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德国政府及时出台了有效期至2010年年底的促进就业与稳定的《经济景气一揽子计划II》，增加了在短时工作领域的财政投入。主要意图是实施灵活劳动时间制度，通过普遍减薪减工时，即充分运用劳动力市场的“内部弹性”来吸收危机对就业造成的冲击，避免大规模裁员。对企业而言，这也降低了裁员与再雇佣成本，使企业得以在经济开始复苏时迅速恢复产能，占据市场。
其实早在危机发生之前，非全时就业人数增加就已经是德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施罗德政府发起的“哈茨改革”中减少非全时就业者社保费等具体政策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这种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德国的劳动力成本。
“社会市场经济”蕴含的制度优势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OF ’SOCIAL MARKET ECONOMY
要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和相关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分析，进行表面化的、简单的因果对应是不够的，应当把它们放到制度的框架里进行考察。不可否认，德国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优越性。
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强调社会公平的市场经济制度，“社会公平”是这种制度的关键所在。这里的“社会公平”绝不止社会保障这一个层面，而是一个含义深远的、多维度的概念，包含了本代人之间的公平以及代际间的公平。
对于本代人之间的公平，我们可以在“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渊源——弗莱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理论中找到深刻而全面的诠释。这个理论的最主要观点便是强调“竞争”，强调在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作用必须是——而且仅限于——维护竞争秩序，建立并维护有利于充分竞争的法律和体制框架。
“竞争”这个原则中包含了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两个观点：
首先，充分竞争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因为垄断以及通过垄断获取的优势竞争地位、攫取的超额利润是破坏社会公平的罪魁祸首，也是传统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根源所在。德国极具特色的中小企业政策、劳资领域的集体谈判制度等等，都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
其次，币值稳定是实现公平有序的充分竞争的重要前提。充分竞争的基础是市场经济，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媒介是价格，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会使价格发生扭曲，从而使其丧失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因此，价格的合理性具有根本性意义。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无论是在马克还是欧元时代，“币值稳定”始终是德国高举的旗帜。
在代际公平问题上，德国对环保与能源问题的重视已是众所周知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对财政健康的强调。以德国的公平观来看，加大财政开支虽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增长，但寅吃卯粮的过度赤字将影响到后代的福利，从而破坏代际公平。
如果把制度落实到具体实践，可以说，降低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使转移支付的效用和效益最大化，使财政负担和支出项目处于社会可承受且合理的范围内，在普通居民家庭生活质量得以保障和不断提高的同时，不但确保经济实力和竞争力避免受到制约和伤害，而且能够得到保持和加强，实现劳工福利与企业收益的协调，横向达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均衡，纵向兼顾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就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与此相对照，可以发现，德国近年来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有着深刻的制度背景。
在上文中，我们总结了德国近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的一些原因。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应忽视其中蕴含的风险。鉴于德国经济与欧盟国家尤其是欧元区国家的紧密联系，欧洲与德国国内经济的密切关联直接作用于德国经济增长的根基。生产要素向德国聚集，无疑提高了德国工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但同时削弱了它赖以维系发展的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基础，并进而伤及其市场需求；德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拉开了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实力和效率差距，从而提高了从一体化的欧洲市场中吸纳生产要素的能力，而这却又再次“悲剧性”地拉开了它与其他欧洲-尤其是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实力差距，从而威胁到欧洲的一体化，并由此为德国带来长期性风险。
鉴于难以阻挡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我们必须在欧元区，乃至欧洲框架内考察德国的得失成败。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的未来祸福相倚，并不容盲目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