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新时期的中国国家利益观在国家的“软利益”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一是国家在参与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中的政治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大部分国际组织仍然由西方大国控制，中国鲜有发言权，更不用说重新塑造国际规范了。二是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仍然很弱，文化利益收获甚少。中国的本土传统文化正受到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实用主义文化的强烈冲击，而其在国际中的影响力也仅限于亚洲的局部地区。
上述不足与中国自身的综合国力相关联，要弥补这些不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数代人不断的努力和争取。所幸的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已经开始关注并意图增进这些国家利益了。对利益的认知是利益实现的前提，我国领导人已经有了比较优化的国家利益观，相信这些国家利益的实现已经为期不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2]同上引，第19页。
[3]80年代学界也仅是出现了一些零星的论述国家利益问题的文章，直到1996年，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国家利益问题的专著《中国国家利益分析》（阎学通著）才得以出版。
[4]方长平：《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5]洪兵：《国家利益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6]《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7]《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0页。
[8]陈新明：《三八线的较量——朝鲜战争与中苏美互动关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72页。
[9]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朝鲜战争卷》，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10]冯特君：《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6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13]同上引，第330页。
[14]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15]邓小平摒弃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政治利益观的做法，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完全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学者姚金果就认为：邓小平处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处理国家关系、党际关系；一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绝不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详见姚金果：“邓小平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关系的思想与和实践”，《上海党史与党建》，2004年第8期。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17]同上引，第270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8页。
[19]同上引，第12页。
[20] 同上引，第31页。
[21]同上引，第331、332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8、353页；《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页。
[23]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第52页。
[24]《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1、414页。
[25]http：//news.sina.com.cn/c/2007-10-24/205814157282.shtml
[26]《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27]《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473页。
[28] http：//news.sina.com.cn/c/2007-10-24/205814157381.shtml
[29]《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567页。
[30]《江泽民同志重要论述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29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
[32]《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399页。
[33]同上引，第559页。
[34]同上引，第622、623页。
[35]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36]张丽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分析”，《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3期，第100—101页。
[37] 这里的现实主义是指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一个主流派别，属于学术理论范畴；前文提及的邓小平的现实主义是指一种决策思想和理念，它是外交实践的范畴。
[38]王公龙：“国家利益、共有利益与国际责任观”，《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9期，第21—22页。
[39]张丽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分析”，第101、102页。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当代困境及其应对
——基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的思考
黑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部 韩健鹏
【摘 要】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呈现出调整性、包容性、内统性、强制性、国际性的新变化，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压制性、结构性、剥蚀性、连锁性、深层性的新影响，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异体性压力、合法性压力、适应性压力、调节性压力、保持性压力的新挑战。当前，应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影响和新挑战，要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化、特性化、整体化、均衡化、制度化。
【关键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十七大提出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总体要求，即“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1]新时期，要实现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目标，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清晰地认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新影响和新挑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一、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的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新变化，呈现出调整性、包容性、内统性、强制性、国际性的趋势。
1． 调整性
资本主义发展是通过不断自我调节实现的，意识形态的调整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调整的重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调整性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也是其包容性、内统性、强制性、国际性的来源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资本主义来自外部的制度性竞争和威胁减轻，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也减退，使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降低，意识形态安全感、优越感上升，敢于也乐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出调整。此外，在资产阶级价值观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非主流文化也在为自己的存在开辟道路和空间，[2]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以及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在宗教、道德和价值观等多个层面、多个领域对资本主义传统提出挑战，迫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断调节。西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由自由主义发展到新自由主义进而发展为新帝国主义就是其自我调整、自我更新的典型表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撒切尔主义”、“里根革命”，在基本政策和体制层面已经实现全面转型。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兴起并走强，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1998年“圣地亚哥共识”进一步明确了其基本主张。2001年“9·11”事件后，西方国家开始加紧实施新帝国主义战略，打着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号，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打压和干涉。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政党也对其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如英国工党重构“五大基本价值观”和“六点激进政治新框架”；法国社会党提出“现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新架构；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社会民主主义“身份特征”的六个维度，等等。客观而言，这些举措都是西方国家及其政党在新形势下，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的产品，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自我调整、内部调节巩固其地位，维护其利益，并满足其对外文化扩张、文化控制、文化欺骗的需要。
2． 包容性
在全球化时代，封闭的、排他的社会意识形态已经不可能适应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要求，必将被弱化甚至摒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就是要解决其兼容并蓄、动态开放的问题，增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张力和整合能力
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加频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群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由文化、信仰、观念等差异引发的冲突和对立也越来越容易缓解和化解，使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性和斗争性减弱或消退，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交融性增强。此外，西方国家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分化加剧改变了政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使扩大选民范围成为政党的重要工作和目标，这反映了政党对变革时代的回应，是政党在遭遇环境压力和权力吸引力双重影响下作出的一种选择，[3]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包容性和中间化。为此，西方国家及其政党从实用主义出发，纷纷对意识形态进行变革和调整，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吸纳代替排斥，以包容代替拒绝，以中间代替极端，以开放代替封闭。如，西欧社会民主党提出“第三条道路”的纲领，强调在维持基本价值观的前提下发展群众性政党，试图超越并模糊左右翼政党间的差异和界限，使其获得“整体主义”的政治功效；德国社会党则提出“新中间派政策”，主张淡化意识形态，重新理解自由、公平、民主等基本价值观；法国社会党提出，以新的方式为传统意识形态服务。当前，西方国家增强意识形态包容性的主要途径是：淡化“阶级性”，加强“全民性”、“群众性”；淡化激进性，加强改良性；淡化“主义”，加强政策性。[4]这些举措都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内统化、趋同化、整体化的发展倾向。
3． 内统性
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本身是同质的，不同的只是各个国家、政党在意识形态表达方式、叙事内容等方面的差异和侧重，其共同的经济基础、价值取向、发展目标、主要标志，决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必然也必须具有内在统一的特质
性质上而言，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以反映和维护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进而以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为核心价值的，以个人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为主要标志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5]由此，西方国家及其政党的意识形态同属于资本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内统性和一致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推行“文化扩张”，将文化输出与经济、政治、军事等手段结合起来，利用多种方式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影响，迫使经济、政治、军事等处在弱势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从属和消融于资本主义强势意识形态中，从而用统一的民主制度、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来统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内统性进一步强化，不断出现“左右共治”、“共识政治”等局面。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等社会思潮虽然各有主张，但差别日益缩小，在很多重要的理念和思想上都达成了一致和认同，成为西方国家及其政党的主导意识形态。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常常借助“思想库”、“智囊团”等相互渗透、相互纠结、相互影响，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对外政策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又如，北欧国家政党强调共识、合作、协商，形成“北欧模式”，被世界各国政党所效仿。可见，内在统一性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基本特征，但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趋同、内统的基础和方向是发达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弱势意识形态对强势意识形态的屈服和靠拢。
4． 强制性
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性主要表现为：在国内，对主流思想意识的全面控制，将自己扮演成信仰自由、舆论民主、公平正义的榜样和典范；在国外，对发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全力打压，以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