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斯大林模式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和实用主义运用。它脱离国情，超越时空，把马、恩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出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经后人概括为“社会主义特征”的几项内容，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制度化。“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尤为严重的是把“变橘成枳”的这种做法不恰当地上升为普遍适用性模式，固守数十年不变。这是社会主义“后天失调”，缺乏生机和活力根本原因。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主要教训。
列宁是伟人，斯大林也应该说是伟人。“列宁不是完人，但是他的睿智之处就在于他知道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将要迂回曲折地（包括会犯下各种错误）前进。斯大林自然也不是完人，但是他的非睿智之处，就是他把自己看成是完人，把自己看成是列宁事业的惟一正确继承人，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看成是最正确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金科玉律，自己的话就是社会主义，自己的政策就不仅是苏联的，而且是天下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肯定斯大林模式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促成其演变、解体的因素，也在固守不变的斯大林模式内部，逐渐孕育、发展和积聚着。主要表现在：
首先，在党和政府内部滋生、逐渐扩大的享有各种特权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个群体在斯大林时期已初见端倪，人数逾3万。根据不同等级，享有与其级别相应的特权。如：黄金地段的高级住房，免费别墅，专用汽车（领导人和妻子、儿女都有，有时甚至一人几辆供选择），专职司机，免费早餐与午餐，假日修养所，阔气的狩猎、在特供商店购买紧缺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仅在莫斯科就多达数百家）等等。斯大林时期特权的一项表现，是“暗箱操作”被称做“斯大林钱袋”的附加工资制度。一个部长每月的“信封”大约为2000新卢布（约合3500美元），据有人估算，考虑通货膨胀及币制因素，其币值相当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月工资的两倍。在斯大林逝世时，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差高约50倍。
赫鲁晓夫是一位功过参半的苏共领导人。他是靠反“宫廷政变”确立其最高领导地位，又是被“宫廷政变”赶下台的。赫鲁晓夫取消了一些官僚特权，主张降低高官、高级军官的工资，大幅度提高普通工人的工资。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是赫鲁晓夫试图废除特权制度的重大的措施。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中称：“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至少要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③。任期制意味著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轮换制则利于打击拉帮结派。这不能不引起官僚既得利益者们的不满和反对，这是他们下决心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赫鲁晓夫虽然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试图纠正斯大林的某些错误，但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制约及赫鲁晓夫自身的缺陷，从总体上来说，没有也不可能突破斯大林模式﹙全面评价赫鲁晓夫不是本文的任务﹚。
勃烈日涅夫上台，在纠正赫鲁晓夫鲁莽、草率“改革措施”的同时，否定了赫鲁晓夫限制、打击特权的各项措施，且变本加厉，在其任内，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差已高达100倍。形成了超过50万（若包括亲属达300万）人组成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正是这些人是叶利钦一伙篡权窃国，苏联解体核心力量。解体后，俄罗斯富有的权势者正是当年苏共党内高层的既得利益者。在叶利钦政府中长期担任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曾任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天然气公司私有化后，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就是其中的突出一例。
可见，苏联剧变和解体，正是这伙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发动的自我政变。美国一位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研究者说得好，苏共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其次，“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斯大林模式的重要特色，它创造了许多难以想象的人间奇迹，在经济不发达国家其优越性尤为突出。但也必须看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又是以高积累、低消费为前提的。广大群众往往享受不到或很少享受到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带来的实惠，是难以长期承受的。长此以往，易引发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困惑、质疑。
第三，斯大林模式具有极强的封闭性、宗派性、排异性。唯我独尊，固步自封，以我划线，党同伐异，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动辄上纲上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清洗”、阶级斗争扩大化，制造数不尽的冤假错案。群众的言路被堵塞，正确的意见不能采纳。在表面平静的背后潜伏着积怨和危机。
此外，高度集权，大俄罗斯主义膨胀，不仅未能实现列宁通过联邦制达到各民族共同繁荣、走向融合的预期目标，反而积聚着使苏联解体的离心因素。大国霸权主义，老子党恶习，伤害了东欧这些“小兄弟”的民族感情，矮化了这些国家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综上分析，不难看出，斯大林模式的积极作用已与日递减，其消极作用则与日递增。这些与日递增的消极因素，就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孕育、发展和积聚着的使其解体、剧变，走向反面的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当它积聚到一定程度，或遇到适宜的气候，能产生巨大的爆发力、冲击力。若领导者无能或处置失当，悲剧就难以避免。
上述情况，是原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不通过改革，突破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由于各国主要领导人的领导才能以及他们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截然不同，因而也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后果。
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这个庸医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此人不是政治家，而是理想主义者、书呆子。他又过分自负，不善于总结经验，不反思和改正自己的失误。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1985年3月，在不到三年时间内，三位年迈的领导人﹙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先后死于任上。53岁的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年富力强，耳目为之一新。也可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党和人民是寄于厚望的。当时，拥有1940多万党员苏共的组织机构运转仍较通畅，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的。就任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似也雄心勃勃，在1986年召开的“二十七大”上，用较为切实的“进入发达社会主义”代替“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提出“加速战略”和实行“彻底改革”。然而，戈氏的改革思路并不清晰，主次不分不恰当地开展反酗酒运动，不仅脱离群众，反而使黑市猖獗，财税大量流失，酗酒越反越烈。国内重大事故接连不断，列宁那坎市的大地震，特别是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重大事故，殃及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波兰等，危害人口达10万之众，直接间接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从而丧失了推进改革，发展经济的财政支持力。其实，要在原有经济体制的框架内，实现经济发展重大突破是不可能的。经济改革失败，转向政治改革。1987年发表《改革与新思维》，提出 “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无节制的“民主化”、“公开性”，暴露和激活了潜伏着的各种矛盾，使社会陷入混乱和无序之中。
无疑，戈氏改革的阻力很大。既有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掣肘，更有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权贵势力的不断发难、步步进逼。戈氏完全丧失了驾驭改革的主导权，也背离了他的《改革与新思维》，“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理念。其实，戈尔巴乔夫从提出“改革”，到“改革”转向，有一个演变过程。《改革与新思维》有错误，还不能说已背离社会主义。“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斯大林破坏民主、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惩罚，意在改革中突出民主、尊重人权的内容。但这个提法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不正确的，因为民主、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这种提法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为敌对势力攻击社会主义提供口实。即使如此，还不能说“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等同于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戈氏改革转向的标志，是1988年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取消党对国家权力机关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即取消宪法第六条）。由此越滑越远，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全盘西化，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
二
“华佗再世，良药除病”，这是中国幸运之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出了切中时弊的“良药”，即提出并逐步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历经30年，在我国改革中，创造出史无前例的伟大奇迹。在这个“除病良药”—改革方案和理论中，以下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明确改革的科学内涵
对改革的科学认识，是正确进行改革的前提。我们党在改革伊始，就较早地形成以下几点共识：
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完善，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
改革的作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通过改革不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否定了阶级斗争；人们在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两种错误观点。
改革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是“第二次革命”。改革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内政外交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对旧的体制，不能仅作细微末节的修补，而是要彻底冲破和摆脱。
二是明确衡量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科学论断。其要义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两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生产发展的成果归广大人民所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抓住了这两条，就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真正理解了社会主义的真谛，人民就拥护；背离了这两条，就背离了社会主义，人民不相信。
按照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首先，对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执行的一整套理论和原则、制度和体制、路线和政策，重新审视，决定取舍。同时，它也是衡量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成败得失最高也是最终的评判标准。
三是明确改革的起点和突破口
重新认识的国情，作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是我国改革的起点和立足点。以初级阶段为依据，克服超越阶段的观念和政策，重新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真正做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前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意味着我国已经步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我国全面改革中，突破口是经济领域，首先改变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单一公有制，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已经奠定。
四是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标志着彻底摆脱斯大林模式，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体制已经逐渐趋向完善、成型。
以上几点，尽管远未包含我国改革的进程和理论，但足以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既彻底突破了斯大林模式，又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除病良药”之所以能够提出，在于“华佗再世”，即在中国改革中，形成了前后相继、坚强的、有权威的中央领导集体。
中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决策，并在他们领导下进行的。这个被列宁称之为领袖集团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坚强的、成熟的、团结的、有权威的。这个群体中的成员是具有数十年革命和建设丰富经验的杰出政治家、战略家；在党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内政外交等各条战线，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卓越领导人。在全党、全民、全军中享有崇高威望。这个群体中，有的本来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参与制定并执行过毛泽东“左”的错误路线，也遭受过“左”的错误路线的迫害，被打入“另册”。以邓小平来说，就有“三落三起”的不平凡经历。他们以切身经验痛感“左”的错误路线，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因而，他们与人民休戚与共、血肉相联，能痛下决心，纠正“左”的错误，开创新局面。有这样能够担当领导改革重任的领袖集团，这是中国与苏联东欧等国一个重大区别。中国应引以为豪和庆幸。
从前文分析中亦可看出，这样的领袖集团，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八、九十年代的苏联已难以形成。一般来说，他们只能产生象利加乔夫这样教条式的维权派；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庸人；更多的是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权贵势力，既得利益集团，埋葬自己制度的掘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