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法兰克福学派跨学科研究传统影响的坎普的社会经济学则处于经济理论、文化人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交汇点，强调运用跨学科和整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建立起以分析社会、经济、文化关联的、非常有特色的、必将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经济学框架。社会经济学家波兰尼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赋予文化人类学和经济学以经济制度的本源涵义。而经济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则是从哲学，语言学（尤其是结构语言学）、结构人类学、比较神话学、社会学、分析心理学的相互关联中，从深层的动因中去把握经济制度的起源及其运行。波兰尼的社会经济学框架及其被重新发现，有助于为审视和反思近代以来席卷全球的市场经济模式及其利弊，提供颇有价值的方法论视角。在九十年代引起人们关注的历史--比较社会经济学框架，开始重新强调整体分析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独特优势，“将经济整体作为多种制度相互结合的一个体系来理解的态度，才是历史--比较社会经济学所要求的最为重要的分析视角”。“社会经济学的再度兴起，将有助于从若干非经济因素的关联中，从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及政治因素的考察中获得启示”（Greif， 1998）。
整体分析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对于从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乃至潜意识等深层隐性制度因素的内在关联中，揭示经济制度变迁和人类经济行为的内在制约因素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当我们深入研究事物尤其是社会经济问题时，我们看到自然不是以一个个独立的“基本的组成部分”出现的，而是表现为整体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并且这个关系网不可避免地将观察者包括在内。观察者通过自己一系列观测的活动在这个关系网中形成最后的一环关系锁链，由此人们对任何对象的特性的理解只能建立在被观察物体与观察者关系锁链的基础之上的。因而，现代量子理论在描述物理以及社会经济系统或者范例时——并非讨论个别的部分活动的概率，而是研究他们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的概率分布。这意味着人们不能精确预测某一具体元素、某一个原子，或者某一个经济过程在特定时间是否会发生，人们所能做的是预测其发生的概率。
较之于纯经济分析的单一视角，跨学科研究方法无疑有助于在广阔的制度背景下，提供更全面系统、更有洞见的分析结论。
首先，跨学科研究方法论的真正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借鉴各学科的既有研究成果来丰富经济学的研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透过各学科、各种视角的交叉点和会通处，更深刻地把握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本质及其规律。事实上，不同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观念文化交织下的各种经济运行机制及其演化轨迹，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现代西方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图示及其分析结论。在跨学科的分析框架内，必将对于揭示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内在规律，提供更具说服力的分析结论。
其次，社会经济学所遵循的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有助于我们更好立足于自身的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观念文化结构下，冷静分析经济制度变迁的共性与特性，分析西方经济理论形成、发展的制度文化根源，分析各种经济理论假设背后的若干非经济因素和隐性因素的共同制约作用，最终打破西方正统经济学笼罩下的现代市场经济神话，真正植根于各国的制度文化环境，构建经济学的框架与方法论体系。从理论及方法论角度揭示西方发展模式继续主宰全球经济的危害及其严重后果，尽早实现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的根本转变。
再次，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及其变迁轨迹，绝非孤立地存在，历来就是嵌入于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网络及其制度和观念文化（包括宗教、礼仪、神话等）之中。只有从整体上考察人类社会，深入到不同社会各自的深层结构、意识与潜意识结构、象征结构、语言结构和神话结构之中，才能够洞见经济及其制度变迁的本原，再现人--社会--经济的系统关联，进而揭示经济活动、经济行为的真正本质。而这一任务的实现程度，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决于跨学科研究方法领悟与运用程度。国外最新研究表明，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将是分析各种市场复杂结构和为未来经济社会提供综合视野的最恰当的方法。
（三）跨文化和比较制度方法的重要价值
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取决于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国情与国力。理解民情无疑是理解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根本上说，理解民情实质上是解读整个文化。社会经济学所遵循的跨文化比较分析
视角，将为我们实现理论创新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很显然，正是在跨文化的视界中，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不同文化发展背景下制度变迁的差异性，探索多元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长期以来，由于西方现代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在此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人们通常以西方现代化的标准去评价和估量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加上分析层面主要局限于经济技术机制，忽略制度研究，更是相当忽略对遮蔽在制度背后深层文化因素的研究。因而，国际比较尚未纳入真正的跨文化研究轨道。社会经济学的既有历史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传统，无疑会促使人们对处于隐性状态的文化发展、观念习俗、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等给予深切地关注。
20 世纪文化人类学的勃兴，使人们开始用一种较为科学合理的态度去探索历史的本原，去比较分析尚处于落后状态，在生活类型方面迥异于西方文化的众多非西方文明及其社会的演化与发展。社会经济学中的跨文化研究框架正是直接或间接地吸收了这一学养，力求通过对异质文化的比较分析，再返回到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这种双向的反馈给予人们的启示往往出乎意料但却是异常深刻的。通过对不同文化发展背景下经济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如米尔达尔对美国以及亚洲等众多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转变为坚定的制度经济学家，并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内在联系作出了精辟的分析。波兰尼对古代及早期经济制度和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深刻地洞察出西方近代市场经济面临的深刻危机，并以其科学的方法使近代市场经济学的神话陷于崩溃，为人们进一步揭示近代西方社会的巨变的内在根源及未来走势，展示了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坎普则在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框架内，深刻分析了文化发展对经济制度变迁轨迹的诸多根源性制约因素。近来格瑞夫在其历史———比较社会经济学框架内，通过对11 世纪两大不同文化背景的贸易集团的研究，提出文化信仰的差异是导致两大不同贸易集团的主要因素，并在它们的互动中被构造成为制度。格瑞夫还强调，过去的文化信仰为博弈提供了焦点，尤其强调初始的文化信仰对组织的演化和国家的出现是非常关键的内生变量（秦海，1999） 。这预示，社会经济学所提供的跨文化研究视角，必将成为今后经济理论乃至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源泉和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不仅如此，近代凡有建树的学术大师和思想深邃的学者，大都是站立在跨文化的会通处，在比较文化的宏观视野中，实现思维与理论创新的。未来学术史的进程，仍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跨文化的社会经济学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对异质文化环境下制度变迁的分析背景中，更清晰地发现和把握自身文化设定和经长期历史演化而形成的经济制度、交换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如果说，我们相当长时期在西方经济学的思维定势下探索我国经济运行规律，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简单模仿、移植西方理论与西方经济制度的弊端，那么，跨文化的分析方法，将促使我们尽早反思西方经济理论形成、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制度文化条件，并在跨文化的框架中，对于自身文化发展设定和历史进程形成的制度形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心理习俗定势及其对经济度变迁的内在影响进行深度的反思，对长期历史形成的交换与分配形式、非市场化经济制度及其历史作用、传统家庭、家族经济观、家国一体的独特社会结构对经济运行的潜在影响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我们相信，方法论创新无疑为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迥然有别于西方经济制度变迁轨迹的中国式发展道路，从而为构建反映中国制度变迁内在演化规律的社会经济学，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论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