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不能说本书汇集了我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比如，基于我的两部有关中国传播问题的英文专著的许多英文文章，未曾有机会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当然，更不必说这两部著作本身了）。事实上，这两部著作最直接地反映了我希望与其他中国传播研究者进行学术对话的努力：在1998年出版的Media，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一书中，我质疑把“市场”与“国家”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通过对中国社会内部复杂传播政治经济演变过程的动态历史研究，挑战了当时流行于国内外中国传播研究中有关市场化如何会带来民主化的简单线性分析。而在有关市场和国家“共谋”的市场威权主义制度分析框架在新世纪初又几乎成为新的简单化分析框架的时候，我致力于开拓中国传播研究的社会历史深度。因此，在2008年出版的Communication in China一书中，我在突出政治经济分析以及市场与国家之间在传播领域的复杂相互构建关系的同时，强调了中国革命遗产和社会分层、尤其是社会抗争，对分析中国传播问题的核心意义。而相对于Media，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一书对中国内部问题的重点关注，Communication in China有了更多的从世界结构中把握中国传播问题的学术自觉。从某种层面上看，我所有的中英文著作都好像继续与装在我当年出国行囊里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和《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进行着某种对话。
在学术取向层面，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我的努力的话，我想这个字应该是英语中同时可以作名词和动词的“桥”（bridge）字或与桥相关的“跨”（cross）字。我希望，我的基于动态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分析路径能使我跨越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二元对立：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主体与结构、压迫与解放、民主与专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性与阶级性、新媒体与旧媒体、新闻与娱乐、新闻研究与传播研究、媒体研究与电信研究、批判与建设、主流与另类、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等等。虽然这些二元对立是现实存在和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希望，我的分析是三维的或更多面向的。同时，在分析中，我对一些不但没有建设性而且可能隐藏着话语霸权动机的简单化等同逻辑保持警觉，包括把市场等同于自由（“自由市场”），把“自由市场”等同于民主圭臬，把消费者等同于“人民”，把“中产阶级”等同于民主主体，把国家等同于压制，把媒体规制等同于威权，把“新闻自由”等同于“私人办报”，把批判知识分子等同于国家主义者，把反帝立场等同于民族主义等等。
虽然当下流行的中产阶级专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宣称是把个人生活体验与学术分开——就像本书第5章讨论的“新闻客观性体制”要求记者把自己的主体性从新闻报道中隐去一样，但是我相信个人因素与学术研究的相互构建关系。在我以这本集子就教于中文学界同仁时，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做自我异化的学术。我更聊以自慰的是，我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个体的内在志向的统一。就像我的学术生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历史进程紧密相关一样，这部集子所包含的跨国学术与我的跨国生活体验密切相连：当年，我离开在温哥华的家人，在美国南加州写成我的第一篇中文学术文章；去年，我在把家人送回温哥华后，在北京完成了这部中文文集的编辑工作；今年，我又在弥漫着中国春节气息的温哥华起草这篇序言。当年，是中国和美国的人才和劳工政策使我得以到加拿大求学和去美国求职；现在，是加拿大和中国为增强本国学术能力而各自设立的国家人才计划——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计划和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使我有更好的条件从事我的跨国学术活动。
从南加州圣迭戈有南欧情调的生活世界，到温哥华越来越有中国情调的生活世界，再到北京充满着欧美情调的生活世界，我深切感受到，我书中所分析的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逻辑——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论的“系统世界”，对我个人生活现实性的构建力量。当我面对我那因生活所迫而在身体骨骼还没硬朗就去建筑工地抬超长超重的水泥板，结果留下永久腰椎伤的弟弟的时候，当我看到“留守儿童”经历在我外甥的主体性形成过程中留下巨大阴影的时候，当我听着我妹妹含泪言说她对“留守儿童”儿子的亏欠的时候，我都深深认识到，没有人生活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逻辑之外。每个主体都被这个过程构建着。
然而，任何一个主体又不仅是能动的，而且是社会的和与人类生活共同体中的其他主体相互依存的。学术使我在“系统世界”中安身立命并与之相互构建；学术也使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生活世界”，从而追寻与实现生命的价值意义。1977年，在高中教育机会十分有限的中国农村，我曾因为自己学习成绩不错而被剥夺了参加初中升高中考试的资格。这是因为，如果我被允许参加考试，而且哪怕择优录取的原则发挥一点作用，就意味着我很可能会占去一个村里权势阶层希望留给自己子女的有限的高中生名额。是我母亲和两位有正义感和社会公平意识的年轻民办老师的抗争，使我有了参加考试的资格并最终获得一个“额外”的高中入学机会。在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和主流“文革”叙事中，主人翁们总是因为政治运动或“阶级成分”不好而被剥夺了他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权利和在城市社会的生活。我生于农村，当然没有资格谈“失乐园”。事实上，部分正是因为我的家庭“阶级成分”太好——无权无势的“贫农”——我才没有获得参加考试的权利。我的个案是特殊的。在“血统论”早已被批判过和庸俗经济决定论早已被扬弃的当下，我更无意在任何个体的社会身份与批判学术理论取向之间建立什么必然的联系：不少批判学者生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精英之家，而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教条并漠视新的阶级不平等的学者群体中也不乏工农子弟。但是，没有什么体验比我的求学经历更使我对制度的许诺与实际权力操作之间的普遍张力更刻骨铭心了。更没有什么体验使我更深刻意识到发展、权利、社会进步、资源分配、机会平等、程序公正、结果平等、赋权、抗争等一系列学术概念的现实生活含义了。此后，求知路上，我以知识的解放性为价值，以学术的公共性为天职，力图通过既能表达个人主体现实性又能体现自我反思能力的特定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
我所追求的学术理想是抽象的、乌托邦的，也是具体的、现实的。它来自我在学理上的求索，它也根植于我的生活世界。在我从事学术实践时，我会调用各种理论、概念和方法，我会以真诚和严谨的态度对待我的研究资料，我还会想到我的日常生活体验和我身边人们的命运，包括我个人生活中两个最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个体：我那从未谋面的外祖父——他在60年代初死于饥饿；我那在偏僻山村因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而在80年代末自杀的表妹——她自杀时的年龄正是我出国留学的年龄。我常常问自己，我的学术与这两个人的命运有什么关联？我也常常会想到，我的学术和我的跨国知识分子身份与那些没有机会上高中，没有机会上大学，没有机会出国的群体有什么关联？我更会考虑，我的学术与我那些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不同生活体验的不同肤色的国外同事、学生以及他们的国人有什么关联？当然，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想得更多的是，我的学术与处于日趋激烈的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之中的中文学术界及其所观照的、正在经历巨变的中国社会，有什么关联？正是在这样的活生生的、幸福与苦难共存、包容与排斥并进、希望与危机同在的具体社会历史关系和学术政治场域中，我尝试着构建我的跨国学术公共性。
吕新雨（2011：69）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再次走到历史抉择关头，如何重新思考学人在日趋复杂的学术与政治关系中所坚守的学术立场，如何确立学术伦理和建立学术规范，学术共同体如何保护学术自由和以此为基础的思想辩论等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每一位严肃的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她呼唤“诚实”而“正直”的学术伦理，并以此“重铸和激励知识分子对社会守望的职责和信念”。她写道：“在这个严峻的历史坐标点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已经狂飙落地，再次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任重而道远的历史天命。”
作为一位海外华人，我深知，我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密切相关；作为一名跨国知识分子，我深信，中国的抉择事关世界的未来。谨以吕新雨的以上言语与那些有心阅读随后章节，并愿意与我进行真诚学术讨论的学术共同体学人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