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全球化与民主化：悖论、矛盾与问题赵月枝罗伯特·哈克特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其深度和广度远非一两篇文章甚至一两本专著的讨论所能穷尽。但我们认为，探讨这种互动关系首先需要一种满怀希望的信念和一种批判的态度。
有人曾经相信，新兴的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会自动自发地摧毁现有的等级制度，重新分配权力，分别促进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之间的对话，并积极传播新的意识和观念，这不仅造福于世界和平，而且会在不同的民族、阶级和文化之间架起理解与沟通的桥梁。这显然是过于天真的幻想。
然而，我们坚信人类，相信个人一旦聚合为集体，成为“人们”或者“人民”，就拥有重塑传播体系、甚至政治制度的能力，而只要他们发挥出这种能力，上述的全球媒体和传播网络潜在的作用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批判的态度源于我们对现实冷静的分析：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不一定有利于推进和平与民主。可以说，培育全球化媒体的土壤根本不是和平民主，而是统治性的制度和系统性的暴力。
基于以上的信念和态度，本章力求从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媒体全球化和民主化的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泛泛而谈的新理论，更不是进行微观的描述，而是对这一对相关的命题进行理论和历史性的梳理，从中提炼出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在众说纷纭的议题中提出恰当的问题往往比得出草率的结论更有助于提升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关于全球化和民主的关系，政治学中已有诸多论著，但它们很少关注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传播学研究中，虽然媒体的全球化以及媒体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而且，正如Hamelink(1995)所言，在现有讨论中，媒体和社会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总是被当做媒体机构自身民主化进程之外的独立命题。实际上，通过媒体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公民社会或者国家运用传播推动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民主化——和媒体自身的民主化是两个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媒体民主化这一概念里的“民主化”一词有双重含义。用做形容词时，它着重于公众传播促进整个社会民主进程和变革的方式方法；用做动词时，它意味着需要促进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也就是提高一个社会的传媒体系的代表性、可接近性、公信力和可参与的程度。此外，在目前关于媒体全球化的讨论中，文化研究领域和政治传播领域之间的对话极为有限。本章的视角正是位于各类新旧学术领域和政治实践的交叉点，我们力求从新的角度出发，挖掘前人没有发现的点与面之间的潜在联系，同时吸收政治学理论与来自其他不同学科和专业背景的观点。
■媒体的全球化
“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和学术争论的中心议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观点瓦解了既有的范式和正统政治学说”（Held and McGrew，2002：2）。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全球化是真实发生的现象，还是一种意识形态，用以掩盖更重要的根本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倘若它是个“真实”的过程，它在历史上是全新的吗？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依然是个人身份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点，抑或，如上一章论及的帝国概念所指，它们已被全球化过程替代、消解或混杂融合？全球新经济是否正在形成？它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形式？什么人为了谁的利益通过哪种方式支配着全球治理？产生了什么结果？全球财富是否在增加？倘若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是不是财富增加的主要原因(Held，McGrew，Goldblatt and Perraton，1999；Held and McGrew，2002)？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派生物吗？是否标志了时空压缩，以及遍布全球的参与者与不同地方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又或者更具体地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普及，也因此难以与帝国主义扩张区别开来（Petras and Veltmeyer，2001）？最后，全球化在诸如通俗文化的全球共享和移民社群的形成等方面的影响，是否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化一样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Bello，2002）？
对上述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的种种回答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左右派别的划分标准。有人欢呼地球村的形成和一个技术革新、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的新纪元的来临（如Friedman，2000），有的则恐惧它会导致“一场反对一切的战争，被唯一超级力量主宰的世界，由国际精英组成的、导致全球生态大灾难的专制联盟，或这些因素的某种结合”（Brecher，Costello and Smith，2000：xiv）。Held和McGrew（2002：98—117）认为有关全球化的政治观点至少有六派之多：新自由主义者、自由的国际主义者、制度改革者、全球变革者、国家主义/保护主义者，以及激进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群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
不同的视角和理论范式自然也隐含着对媒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的不同认识。总体而言，自由主义现代化范式倾向于关注媒体对推进由专制独裁向自由民主转变的积极作用，尤其是东方与南方国家。跨国媒体——特别是来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媒体——大多被当做社会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代言人。因此，传媒大亨、西方政府、新保守派和技术热衷者们的代表性观点是：倘若将政府视为信息民主的潜在威胁，媒体技术的全球化将有可能绕过独裁政府对信息流动的控制，打破独裁者对不同观点的压制。作为摧毁政府传播垄断的催化剂，市场化改革一旦和媒体技术的广泛利用相结合，就能引入信息民主。（Waisbord and Morris，2001：vii—ix）与之对应，批判政治经济学家和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社会活动者把西方跨国媒体与按自由市场逻辑进行组织的全球信息流动视为不平等的主导性权力，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削弱了各国政府保护其“自主信息空间”的能力（Waisbord and Morris，2001：ix）。
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我们需要探索的是政治社会民主化与媒体全球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它们有时相互促进，有时互相矛盾。我们认为，全球化确实是一个不是全新却意义重大的现象。大众传播过程、传播机构和传播技术一方面影响了全球化浪潮的演进，一方面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根据Sreberny（2000）的研究框架，我们讨论媒体全球化如下几个方面：媒体在组织、市场、形式、流动、效果和治理等方面的变革，以及媒体“由下至上的全球化”，即媒体在公民社会中的运用。
这些相互关联又不平衡的变革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加速，并导致了国家之间和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在组织逻辑和治理上的重要转变。二战后的30年间，虽然世界处于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敌对的冷战背景下，世界传播体系仍基本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组织（或重新组织，如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社会主义国家里，由国家组织的媒体服从于不同程度的公开检查和政治控制体系。在西方，传播政策则与国家所建立的不同类型的自由民主体系相联系。如本书第8章所述，战后西方主要的自由民主国家传播政策有两个关键要素：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前者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原则；后者则体现了公民权利、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原则在决策中与市场和私人财产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的理念（D.Schiller and Mosco，2001：6）。
在西方历史上，这两个要素是资本逻辑在传播领域大行其道的主要政治缓冲。在加拿大广播史上，有著名的“不是（本国）国家就是美国”（the state or the United States）的争论。也就是说，倘若加拿大国家不介入广播业的经营，而只让私营广播按市场规则运作的话，那么加拿大的整个广播业就会成为美国商业广播网的一部分。虽然这一非此即彼的“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在加拿大传播和文化政策中导致了本国激进民主观点的边缘化（Mazepa，2003），但是，本国控制的确是西方公共广播体系的一个先决条件。而正是这一体系被视为哈贝马斯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最好体现，因为公共广播在私人广播之外提供了有利于民主的选择。在加拿大，公共广播制度不仅受到广泛的赞扬，而且被认为是加拿大的文化立国之本。如本书第6章已论及，许多西欧国家原先对公共广播实行垄断。即便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也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建立了本国控制的传播体系，禁止外国人拥有通讯公司和广播电视媒体。与此同时，美国媒体也积极向海外扩张。公共利益的定义虽然不太明确，却在美国传播法规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它意味着对资本积累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认同。战后“自由法团主义”（liberal corporatism，Curran and Leys，2000：221）或福利资本主义是公共服务原则被确定、协商和付诸实践的宏观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框架。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渗透国家各个角落的公共服务原则抑制了市场关系和商业广告在广播电视业及其周边行业中的深化与泛化”（D.Schiller and Mosco 2001：9）。这一背景为美国新闻业的“高级现代主义”时期奠定了基础，较高的职业自主性和“客观性原则”是这一时期新闻业的主要特征(Hallin，2000a：221；哈克特，赵月枝，2005)。
在刚刚独立或脱离殖民统治、并被视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中，不仅传媒体系的建立基于国家政策，而且传播媒体也被赋予了促进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职责。然而，这些新兴的传媒体系却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前殖民势力和跨国资本的影响。1970年代开始，不结盟运动的参与者不仅要求通过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来获得更有利的全球贸易地位，还极力主张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其目的在于保护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在传播政策主次选择中的独立主权。
尽管各国对正式但是非强制性的国际规范和条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倡导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承诺，但各国还是在自己的框架中制定和执行战后的传播政策。很多人注意到，全球化使现有的理论和实践显得问题重重的原因之一，是它对民族国家作为政治权利和民主责任的“承载者”的角色发出了尖锐的质疑之声。这种质疑在传播权利和结构（公共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它在政治性更强的机构中的重要性。社会理论家（Held，McGrew，Goldblatt and Perraton，1999；Aronowitz and Bratsis，2000）和传播学者（Curran and Park，2000：11—16；Morris and Waisbord，2001）仍然为国家是否死亡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但可以明确的是，当今国际传播理论中的许多逻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三次相关的社会变革。
第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裂变，原因复杂，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些国家内部部分精英和民众对民主和民族自立的诉求，当然也离不开美国里根政府强化冷战策略，对社会主义阵营施加了经济压力等因素。
第二，“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强愿望大多受到遏制。如本书第8章已论及，这里的原因很复杂，包括后殖民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以及它们所受到的外部势力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系统攻击。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国体系内外发动这些攻击，同时，由于“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所倡导的国际传播结构重组对西方的国际传媒集团造成很大冲击，它们也纷纷加入这一阵营当中(参见Preston，Herman and Schiller，1989；Vincent，Nordenstreng and Traber，1999)。在联合国内部，纯粹强调为第三世界媒体工作者提供西方技术与专业技能培训的发展项目取代了激进的媒体民主化项目。同时，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不再挑战西方传媒在传播技术和跨国信息流动上的主导地位，转而同意与全球媒体的统治势力就它们与本国和本地区的关系等议题展开谈话，彼此协商（Mosco，1996：209）。
第三，发源于英美这两个最强大的北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自由主义开始崛起，然后被推广至世界其他地方。市场自由主义——这一信条在1980年代以来的体现是“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教条，几乎像宗教福音一样得到推崇与推销，越来越多的国家自愿或非自愿地接受它，并把它作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导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