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民主问题的关注决定了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今，当人们普遍关注诸如资本全球化与社会民主化的复杂关系，社会不平等在信息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加剧，社会冲突和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加深，“9·11”以后世界秩序的性质，以及战争、消费主义、生态恶化对人类基本价值规范和生存的威胁等关键问题时，以实证研究为主的实证学派或者以文本分析为主的文化研究却无法面对、更无法解答这些问题。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优势就在于它关注这些宏观议题，并就媒体和传播体系之间的关系及其所处的社会结构背景等问题展开论述。正如戈尔丁和默多克（2000：73）所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超越有关效益的技术性问题而关注平等、公益这些基本的道义问题。因此，麦克切斯尼(2000：109—116)认为，在引领传播学研究走出其尴尬境地方面，传播政治经济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的确，199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传播体系中政治经济权力的影响力愈发明显，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传播政策对各国和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构，以及它对民主、参与、公平、公正这些社会基本价值造成愈发深刻的影响，鉴于此，人们正进一步认识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在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成了学术人才市场上的“紧俏商品”，大有供不应求之势。一些以文化研究见长的著名学者，如米勒(Toby Miller)、塞特(Ellen Seiter)等也在自己的著作中加强了政治经济分析的视角。在北美，以莫斯可（Vincent Mosco）、丹·席勒(Dan Schiller)、瓦斯科(Janet Wasko)、米汉(Eileen Meehan)、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萨斯曼(Gerald Sussman)、甘迪(Oscar Gandy)、蓬达库(Manjunath Pendakur)等卓有成就的学者为中坚和一批青年学者为后盾，从事这一学术取向研究的学者队伍在不断扩大，其学术地位和影响也在上升。而许多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和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则致力于从他们自己的视角发展和丰富传播政治经济学，并探求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批判理论、社会转型理论和发展传播学的有机结合(例如：Martín-Barbero，1991；Martin，1991；Pendakur，1993；Zhao，1998，2004a，2004b，2005，2008a；Zhao and Schiller，2001；Meehan and Riordan，2002；Alhassen，2004；Sparks，2005，2007；Aginam，2005；Thomas，2005；Sreberny，2005；Chakravatty and Zhao，2008).
例如，在“受众商品”问题上，女性主义学者米汉(Meehan，1984；2002)和反种族主义学者甘迪(2004)就从各自的角度分别论述了男权主义和种族主义偏见是如何在收视率市场、受众市场、节目市场和媒体消费市场的建构中发挥作用，从而丰富和补充了先前主要是在男性白人学者之间的“盲点辩论”，亦即自身在社会性别和种族问题上的“盲点”。同时，随着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扎根和开花结果，这些地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独特视角也丰富和“反哺”了身居西方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从而使这一研究取向不仅在关注点上更有世界性，而且在研究立足点上也有了更全面的世界性。例如墨西哥学者马丁—巴贝罗(Jésus Martín Barbero)的西班牙语著作《传播、文化和霸权》(Communication，Culture and Hegemony：From the Media to Mediations，1991)就被翻译成英语，并以其“为政治经济学增添了社会和民众视角的色彩”(Durham and Kellner，2001：222)而成了英语文献中的“经典”。我自己也与印裔美国学者查克拉法蒂合作，在发展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视角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Chakravatty and Zhao，2008）。
传播政治经济学不但在1960和1970年代与行政研究和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理论的对立中发展，而且在1980和1990年代与同样起源于批判研究，但注重意识形态问题、文本和社会主体对文本解读的某些文化研究趋向——这些趋向滑入“文化民粹主义”(cultural populism)和“符号民主”(semiotic democracy)的唯心主义泥潭——的论争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详细分析见曹晋和赵月枝，2007)。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既不断汲取其他研究方法的成果，也坚持本学派的特征(Mosco，1996；2009)。虽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阶级权力(class power)仍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焦点，但是学者们也在不断思考如何拓宽研究领域，以便更全面地理解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国家等各种权力纬度在具体的传播机构和过程中复杂的建构关系，并努力探索新问题和新方法(曹晋，赵月枝，2007)。例如，《数字化崇高》是莫斯可于2004年出版的著作（Mosco，2004；中文版，2010），他从解构文化研究的迷思出发进而回归到政治经济学分析，此后他与他的合作者一直专注于对传播业中劳工问题的研究，因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正越来越被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所认识(例如，D.Schiller，1996；Sussman and Lent，1998；Dyer Whiteford，1999；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6；McKercher and Mosco，2007；Mosco and McKercher，2008；Qiu，2009)。而丹·席勒(1999；2007)则对信息化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和资本权力在全球传播领域的相互建构，以及资本逻辑在从教育、知识产权到生物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深化进行了深刻、全面和细致的图绘，并对后“9·11”时代美国传播体系中国家与资本的融合所产生的威权主义倾向与国家和资本通过传播网络强化对民众的监控(surveillance)表示深切关注，从而使人想起反法西斯倾向是批判传播学未竟的事业。
在方法论方面，就如何使宏观的全球政治经济分析与中观的传播组织机构研究，以及微观的观众接受、个人主体性塑造和意识形态认同等三个层面相互连接这个问题上，瓦斯科和蓬达库等人也成果颇丰(Hagen and Wasko，2000；Wasko等，2001；Pendakur，2003)。而萨斯曼对全球传播政治经济的分析不但一直强调商业、政治、意识形态和技术逻辑之间复杂的相互建构关系(如Sussman，1997)，而且在其著作中(Sussman，2005)把政治经济学运用到对政治竞选过程的分析之中。面对信息和文化在全球政策层面地位的上升，以及传播民主化运动和文化领域内反对跨国“版权产业”的“知识圈地运动”的兴起，有关全球媒体治理、替代性媒体与媒体转型过程的研究更是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前沿(相关文献见曹晋和赵月枝，2007)。
从赫伯特·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对美国国家和第三世界统治精英作用的关注到麦克切斯尼(1993；1999)对美国传播政策的分析和以上提及的萨斯曼的新著，从古贝克(Thomas Guback，1969)有关美国国家对电影业的种种扶持和资助的经典研究到卡拉巴莱斯(Andrew Calabrese，2004)有关美国传播立法和政策中“公司福利”现象，以及美国国家1990年代以来在促进传播和信息业发展过程中向“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转变，也可见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并不像有些批评者认为的那样，只关注资本和所有权，不分析国家和政治权力。
与此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对传播政策的研究和介入，以及对替代性传播实践的关注，则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只重批判，不重建设”的学术批评的一种最有力的反驳。至于说到政治经济学者没有回答理想传播制度是什么和解决“怎么办”的问题，赫伯特·席勒总会反问：你要怎么办？这里，也许可以借用法学家邓正来(2006：261)从法学研究领域的回应：这类问题透露了“本质主义”的倾向，是以一种“以为存在着某种本质性的、唯一正确的、超越时空的”理想图景的实体性理念为前设的。邓正来（2006：269)以下的引语也会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中引起共鸣：“当我把你从狼口里拯救出来以后，请别逼着我把你又送到虎口里去”。
■结语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整体中来考察传播体系的，它与广告、公关、受众分析等应用型传播研究截然不同。同时，也不可以把它与政治传播、媒体经济、健康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网络传播、跨文化传播等以传播领域或传播技术划分的传播学分支相提并论。作为一种研究取向和方法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用来分析整个社会传播过程与各个具体传播领域。它是对传播理论中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超越。
传播政治经济学结合价值和道德哲学准则来理解传播的结构和历史，并评判传播过程是否有助于实现民主、平等、参与、公正和正义。它从全球政治经济的背景和视角考察传播所体现的各个组成部分、国家和政策干预以及公民社团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尖锐地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他们审计西方民主的“赤字”(Hackett and Carroll，2006)，指出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未能兑现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享有等承诺。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推动下的传播垄断和兼并导致传媒更进一步的市场化和商业化，从而使哈贝马斯所论及的“公共领域”不断受到侵蚀。
在国际层面上，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不但以他们从1960和1970年代以来对“文化帝国主义”和全球化传播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持续批判而著称，而且从1980年代以来对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传播全球化是否会推动民主化等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跨国传媒公司在全球的扩张可能加剧信息和传播的不平等现状，而不是促进政治民主化，这是因为，跨国资本控制新市场的自身逻辑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张力。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的最有力批评者，也是建立更公正平等的全球传播和信息新秩序，以及使全球媒体治理更趋民主化的最有力倡导者、推动者和重要知识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