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仁见智的总评价
《努力周报》是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政、启蒙兼有的综合性周报。作为《努力评论》的领袖，胡适1922年8月6日满怀信心地对张伯苓畅谈周报的价值与意义：
我不相信有白丢了的工作。如果一种工作——努力——是思想考虑的结果，他总不会不发生效果的；不过有迟早罢了：迟的也许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也许在百年之后；但早的往往超过我们的意料之外。
我平生的经验使我深信，我们努力的结果往往比我们预料的多的多。《努力周报》停刊后，不可避免地会面对各方面的议论。可以说，当年包括胡适等人自我反思在内的评价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相差悬殊。胡适在周报停刊后的1926年去苏联、英国、法国等国旅行，大概苏联当年热火朝天搞建设的表象刺激了胡适，他在旅途中致信徐志摩，认为自己留学美国归国后所做的事情太微不足道了：究竟我回国九年来，干了一些什么！成绩在何处？眼看见国家政治一天糟似一天，心里着实难过。……我们固然可以自己卸责，说这都是前人种的恶因，与我们无关，话虽如此，我们种的新因却在何处？
满地是“新文艺”的定期刊，满地是浅薄无聊的文艺与政谈，这就是种新因了吗？几个朋友办了一年多的《努力》，有几个朋友谈了几个月的反赤化，这又是种新因了吗？这些话大概在写信时都是发自内心的，但后来胡适进一步了解到苏联思想控制的真相后，对苏联的经验完全不感兴趣了，所以他的否定性的自我评价也该打些折扣。
鲁迅原本和胡适有着还算说得过去的关系，两人客客气气，有书信往来，有学术的沟通和交流，不算密切，标准的君子之交。但自从《现代评论》面世，陈源与鲁迅打开了笔仗，捎带着鲁迅也把胡适划到了陈源的阵营，于是鲁迅笔下对胡适的批评多起来了。我们看关于《努力周报》的两段材料：1.1925年3月29日鲁迅写信给徐炳昶，对胡适及《努力周报》的主张是这样评价的：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不料有许多人，却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岂不可惜。2.1927年6月鲁迅在一篇译文的附记中写道：数年以前，中国的学者们曾有一种运动，是教青年们躲进书斋去。
我当时略有一点异议，意思也不过怕青年进了书斋之后，和实社会实生活离开，变成一个呆子——糊涂的呆子，不是勇敢的呆子。不料至今还负着一个“思想过激”的罪名……这是鲁迅对《努力周报》一年半岁月里是是非非总的看法。看来他不欣赏周报，不赞成《努力周报》特别是《读书杂志》所持的文学、艺术和学术方面的主张。但需要指出的是，好像鲁迅在《努力周报》兴办的过程中，并没有公开讲过反对的意见，他与徐炳昶的通信公开发表于1925年3月间的北京《猛进》周刊上的，他提出“一点异议”时，《努力周报》已经停刊五六个月了。鲁迅批评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认为远离现实，与思想革命无关，应该属于一种误会。胡适多次讲过，整理国故不是一头扎进故纸堆，而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对“故纸堆”去伪存真，重新评定传统文化在现代的价值。提倡新诗，正是弘扬新文化。况且，《读书杂志》刊登学术文章的同时，《努力周报》依然在评论时事，批评时政，还掀起了惊动了陈独秀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胡适1927年2月写给彭学沛的信，最明白无误地对“钻故纸堆”做了阐释：“你且道，清醒白醒的胡适之先生却为什么要钻到烂纸堆里去‘白费劲儿’？……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据款结案，即是‘打鬼’。打出原形，即是‘捉妖’。
这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这是整理国故的好结果……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可见鲁迅的语言夸张得也有些离谱，胡适等提出的“思潮”持续不过二三年的时间，居然能“毁了事情颇不少”。鲁迅的话不算严谨的表述。什么叫“毁”？什么叫“颇不少”？具体那些东西被毁了？并没有任何说明，大概也是鲁迅一时兴之所至吧。1925年4月鲁迅致许广平信，谈到了所办《莽原》杂志的稿源情况，坦言“文明批评”“社会批评”难以落到实处：“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得想引出些新的这样的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现在所收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鲁迅此时办《莽原》的目的，其实和胡适几年前办《努力周报》没什么区别，文人相轻，贬人扬己，看来鲁迅也未能免俗。
周作人是一位很有特点的文人。性格不愠不火，文章心平气和，娓娓道来，初看有些平淡，细读甚为缜密，说理性极强，却又不露声色，总是淡淡地，像涓涓小溪自顾自地、不慌不忙地流淌。他信仰的基石是人道主义，文学就是人学，但他绝不涉足政治，直接的论政文章也是不写的。他与胡适的个人关系还算密切，总体来说两人相互比较看重对方。周作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的文章没有几篇，但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周报的停刊，周作人表示出明显的惋惜之情，他在1923年10月27日《晨报副镌》撰文称：《努力周报》停刊了。这是一件可惜的事。但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里说，要改办月刊或半月，而且“将来的新努力已决定多做思想文学上的事业”，这又不得不说是一件可喜的事。
我是赞成文学革命的事业的，而尤其赞成思想革命。但我要预先说明，思想革命是最不讨好的事业，只落得大家的打骂而不会受到感谢的。……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上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动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新青年》正是一个前例，陈独秀办《向导》，胡适之办《努力》，不过受到一部分人的恶感，为了《新青年》上的几篇思想上的文章，二位却至今为全国守旧派的眼中钉……我并不是将这些话来恐吓胡先生，劝他不要干这不讨好的事，实在倒是因为他肯挺身来肩这个浸木梢，非常佩服，所以写这几行，以表我对于这件事的欢迎与忧虑。显然，周作人表达的不仅仅遗憾，他实际上以赞许的态度评价了胡适和《努力周报》的工作。
陈独秀与胡适虽然已不再是《新青年》时期的同人关系了，但两人私人感情还是存在的，书信往来依然频繁，从现有可看到的材料上得知，更多的还是陈独秀请胡适帮忙，如请胡适帮助张申府在北京大学找工作，请胡适帮助蔡和森出版书稿等。1924年2月陈独秀致函胡适，谈到了拟议中的新《努力》：“《努力月刊》不知何日出版，望示知。弟须答复张君劢一文，若《努力》出版尚无期，拟载之三号《新青年》也。”陈独秀当然不会同意《努力周报》的基本立场和大部分主张，但这封信起码表明周报在陈独秀心目中是很有地位的。
青年人思想活跃，喜欢对敏感的事物进行思考和表态，所以考察青年人对胡适及《努力周报》的看法也是很有必要的。但青年人的群体多样化，评价也不尽一致，而且有的青年人比较情绪化，态度前后变化幅度也比较大。一位生活在台湾的青年学生叫做黄逢霖的，在周报宣布停刊后写信给胡适，表达了不舍之情：“心头忐忑地跳，很希望它早点儿现身出来，做我们青年人的指导。……
在我们爱读《努力》的人，似乎失了一个指导者，跑走了一个好朋友，何等的焦灼啦！所以我们希望《努力》改组早点成，祝先生的病早点愈，并祝《努力》的成功至少有日本的《太阳》、《改造》、《解放》的那样价值……我们在台湾翘首待它来，待的不耐烦了，所以特地写出来，求先生的指教。”上海学生联合会在1925年8月致信胡适，激烈批评他一年来“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之章贼士钊合作，清室复辟函中又隐然有先生之名。”但该信也高度评价胡适首创文学革命之功，“窃谓我国之但丁、赵叟，当舍先生莫属矣。”信件对《努力周报》则没有一词评价。
1925年9月胡适去了武汉的几所大学讲学，据胡适日记载，“学生出的《武汉评论》出了一个‘欢迎’专号。其实全是谩骂。”这些“谩骂”的对象多为《努力周报》停刊后胡适的活动和言论，包括参加善后会议、反对八所高校脱离教育部、劝学生不要因为政治性游行影响自身的学业，等等。骂《努力周报》的也有一些：“做出一些七颠八倒的事来，如提倡好人政府……”；“袒护吞蚀奥款之罗文干”；胡适提倡蔡元培辞职精神，是否认“民众”和“组织”力量，是“荒谬绝伦的言论”。汉口《晨报》刊登的“从美国回来”，在武汉大学做职员的李翊东“质问”胡适的信称：“如适之言，内乱宜急，外侮不御，是欲率外人而尽杀我全国人民也。谓非为外人宣传帝国主义，其孰肯信？”但胡适认为这些言论并不代表武汉听讲的学生，“这回几次讲演，听众是再好没有的了。每次都是人满的，并且一个半钟头之中绝少先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