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媒介：天地人一体与延伸
“天地一源耳。天之所以为天，地之所以为地，人之所以为人，固同。”（魏源《默觚》）天性养成人情，地性养育人性。同样，天地化育人与媒介，而媒介也反映、再现和反化天地人，它们实为四者一体。“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南宋·何承天《达性论》）没有天地，人就不会产生；没有人，天地也不会充满灵气。天地人同源，天地人互动。研究证明，媒介所在地的地理形势、经济状况和人口统计数字，包括媒介的规模以及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距离等，都影响着媒介的生存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大众传播媒介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城市媒介正在异军突起，突破和抢占社会媒介的势力范围；市民媒介、草根媒介、网络媒介也渗透进大众媒介的传统领地，并以产业联姻、媒介融合、传播平台等各种手段淡化传统边界、模糊行业界限，争取自己的发展空间。因为媒介数量的多少不仅受其实际地理面积和区位的影响，也受其受众人数和经济状况的影响。大众媒介总是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大、中、小城市，除非战争时期，没有哪家媒介愿意搬到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山区。就像美国日报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城市一样，中国的媒介产业也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城市。中国的媒介地理版图的形势正好与中国的自然地理版图形势相反，前者是东高西低，后者是西高东低。这种媒介地理版图的形势说明，东部高速发展的经济、众多的优秀人才和众多的受众数量，客观上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媒介在城市的地理集中（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如果城市在一定区域内集群形成城市带，那将会在媒介生产和文化传播方面产生无比巨大的能量，从而对整个区域甚至于全国和全世界的文化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在今天，城市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作为面对面基础上观念与信息的交流中心。”特别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年代，城市的变化更是同媒介的变化步调一致。城市被赋予的“三种功能：消费、金融业和具有象征意义的经济”，也使媒介如虎添翼。在我国，对媒介实行的是相同的政策和管理制度，但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天津等省市，媒介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内地和边远省份。
“这种后工业时代的象征性经济，包括旅游、娱乐、文化、体育、传媒、时尚工业以及一系列融合在一起的支撑这些活动的服务。……大都市里每个地方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崇尚快乐原则的消费主义变体决定的：即满足和喜悦的流行的可能性。”它们合谋并联手“成为城市物质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经济动力”。那些人们熟知的沉淀了传统、历史与艺术的著名城市，拥有给人强烈印象与集体认同的著名建筑物，其空间形式已被网状结构的布局和富丽堂皇的现代建筑所替换，传统的地理空间因堆满了大众媒介的符号、影像和装潢与仿真而被设计进了一个“无地空间”（no-places pace），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意味和自我本真。因此，媒介既受制于地理特性，也影响着地理特性。
不同的地理环境养成性情不同的人。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了人们不同的地域性格和消费习惯。地理特征促使一个地区的居民形成独特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特点。例如山西是黄土文化的代表之一。山西远离海洋，临近黄河，海洋的开放文化对山西人影响微乎其微，而受黄土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很大，因此山西人具有憨厚朴实、相对守旧的性格特点。广东则是海洋文化的代表地区。海洋文化是开放的文化。在临近海洋的地区生活，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海上航行交流的机会很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多。这样就形成了广东人容易包容和接受外来文化和新鲜事物的心理特征。山东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一边伸向太平洋，另一边伸向黄河，受海洋文化和黄土文化的双重影响；同时它处于南方和北方的过渡地带，所以山东人具有南方人和北方人双重的性格特点。一方面精明能干，另一方面豪爽冲动。可见，地理环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人的性格。
星空传媒集团在香港的部门主管安杰拉·费鲁奥曾在2005年参加了以上海和广州年轻人为对象的调查，发现不同城市的人们对商品的喜好有很大差异。他说，上海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功能先进的电子产品，而广州的年轻人则“酷得很实际”。麦肯锡公司曾在2005年对中国30个城市的6000户家庭进行了调查，发现不同城市中不同人群，不仅喜好不同，而且不同城市购买力也分布非常不均。“中国的高消费者基本上都生活在所谓的一级城市，如上海、广州和北京，或者二级城市，如重庆、哈尔滨、武汉、南京、杭州、成都和天津。”“就现在而言，事实证明外国品牌不太容易打入中国的小城市。广告业分析师发现，耐克和阿迪达斯统治着中国一级和二级城市的运动类品牌市场，而中国的国产品牌李宁在小城市则更受欢迎。”可见，不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必须考虑各方面广泛存在的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包括语言、性情、收入、文化、气候、饮食、人口统计数据和历史。”第三节 媒介地理学的学术追求媒介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引导我们关注一个曾被长期忽视的学术领域和审视窗口，有助于我们质疑科学和叙事等正统再现模式，打破其僵硬的权威与单一的论证方式，通过崭新的阅读与书写模型来校正不断地偏移和分歧的学术架构。媒介地理学告诉我们，地理有其不可否认的影响因素和能量释放；原本界线分明的边界那一端也并非都是具有敌意或不可交流的狭隘的族群；疆界、边陲不再只是荒凉、偏远和距离，无远弗届的交流和对话使其变得可以忽略不计；信息社会中的媒介已被置于社会的核心，成了社会的神经和大脑，显示了社会如何在地理层面上建构起来。
但是，过分夸大媒介地理的作用，过分亲近狭小地理空间下层文化的做法（比如使用方言播报新闻、方言写作新闻、拒绝远方新闻，等等），并不是对媒介地理学本意的准确解读，也不是其应有之义。它虽然有可能表现了以地方为基础的下层社会和市民文化，但在收获芝麻的同时却可能丢掉了西瓜，与主流媒介的节拍日益脱节，最终将面临被广大受众抛弃的局面。
媒介地理学研究不应该从它的历史、文化、地理和经济矩阵中分离出来。同时，不管学者们最终关注的焦点是什么，对于媒介地理学的研究都需要唯物辩证、整体互动观念和交叉学科方法。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要有正确的学术坚守和明确的学术追求。
首先，媒介地理学要坚持以人、媒介与社会、地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人文主义为主导。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取向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性尊严，提倡宽容，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这既有别于以往的人——地关系研究的定位，也不同于正在发展的人——社会关系的研究转向；既不是曾经有过的环境决定的导向，也不是仍然居于主流的科学主义的导向。这是依据唯物辩证和整体互动的观念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构架，也是应对当前媒介的城市集聚现象和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城市问题时所必须采取的研究战略。
当然，我们也并不同意西方个别学者曾经提出的将媒介变成“圆形监狱（Panopticon）”中“看守人”的观点。圆形监狱是由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Bentham）于1785年提出的。按照边沁的设计，圆形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环形监狱的中心，是一个瞭望塔，所有囚室对着中央监视塔，每一个囚室有一前一后两扇窗户，一扇朝着中央塔楼，一扇背对着中央塔楼，作为通光之用。这样的设计使得处在中央塔楼的监视者可以便利地观察到囚室里的罪犯的一举一动，对犯人了如指掌。同时监视塔有百叶窗，囚徒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因此囚徒不敢轻举妄动，从心理上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时时刻刻迫使自己循规蹈矩。媒介在传播中的主要功能应该锁定在雷达功能、控制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等几个方面，而不是将社会大众当作囚犯一样进行日夜看守。
其次，中国学者和媒介必须将地理因素置于某种特殊位置，明确其在信息社会和媒介时代的特殊角色，使其成为媒介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地理环境既存放、呵护着媒介，又影响、制约着媒介。要知道，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依存于自然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持续进行，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制于人与人的关系，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协调二者的发展关系，有赖于调整和变革人们的社会关系。
正是在这些方面，媒介地理学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研究方法（主要有数量方法、行为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和后结构主义方法等），对城市媒介的形成和当下的地理分布及其发展走向做出合理的解释和科学的预测，对媒介在城市中的运营机制与成长模式做出客观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对媒介在美化地理、塑造城市、引导社会以及它同各种因素有机互动、良性循环等方面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意见。它还要努力消除那种导致人或媒介只关心自己行为的制度因素，构建一种兼顾人与人、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的制度保证。
第三，要在媒介地理学的层面上和中国视野的战略高度界定和论述本地社会、本地文化和本地媒介，确保在认同地域文化的同时也认同中华文化，在坚守本地媒介特色的同时也尊重和吸纳外地媒介甚至全球媒介的特色和优点，在坚持中国视野的同时也具有亚洲视野和全球视野。
“和而不同”的思想原则，不仅信息传播和媒介运营要坚守，传播学者也要牢记。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是作为做人的根本原则而提出的。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晏婴曾举烹饪和奏乐为例论述“和”与“同”的问题。他说，比如做汤，要有鱼、肉，还要有酱油、醋、盐、葱、姜、蒜等等，按一定分量配合，用一定量的水和一定的火候加以烹制，才能做出美味的汤。又如奏乐，有多种乐器的组合搭配，再有声音的高低强弱、节奏的快慢缓急的配合协调，才能有美妙的音乐。相反，“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只是不断向锅里加水，而没有别的，那就永远只是水；如果只是一只乐器，一个音调，那就只能是噪音，不能成为音乐。这个例子说明，宇宙万物存在于“和”的状态中，而“不同”却是事物组成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
第四，我国的媒介一定要明确社会责任，坚守社会道义。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媒介采取商业化运作模式以求得自身发展，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传媒行业的良性循环。媒介为了迎合公众的消费需求，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传播的内容越来越具有浅薄化、刺激化、煽情化的倾向，媒介中盛行娱乐主义、消费主义。但是，大众传播媒介必须牢记自己的性质，它们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同时，大众传播媒介还要避免地方主义和部落主义，避免地域歧视和族群歧视，力争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活力的引导者和推进器。语言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涉及地理、历史、文化和传统，更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形象和尊严。汉语是中华民族的黏合剂，是祖国统一的混凝土，也是中华文化版图的象征。
作为大众媒介，一定要处理好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由于地理因素而产生的各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千万不要看不起外地文化、异族文化，更不要用地域文化去拒绝中华文化，用中华文化去抵抗外国文化，唯我独大、唯我独尊的结果最终将窒息中华文化、搞乱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文化失去生机与活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总之，我们在承认进行媒介地理学研究的正当性、合理性和科学性的同时，还必须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和科学发展观来分析和研究理论上和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现象，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