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地理学认为，“一方水土一方媒介”，地理环境塑造、影响了媒介，媒介的定位离不开地理环境的考虑。与其它大众传播媒介相比，报刊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美国报业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特（Robert G..Picard）认为，“报纸生来就是地方性产品，它通过传送与特定的地理区域有关的新闻和广告而与之打成一片。”在报刊、人和地理环境三者的互动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传播者在地理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一定的办报特色，也可以看到报刊中的报道帮助人们塑造和想象地理环境。
第一节 地理与近代报刊的产生
报刊自诞生起就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报刊的传播方式不同于广播电视，它的发行范围是有限的，必须根植于某一特定区域。当地的地理环境通过人的作用，深刻地影响着报刊业的发展。纵观中国的报刊事业史，从近代最早的国人办报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报业改革，我们总能探寻到地理环境因素的作用。有人认为，我国近代以来地理学的兴起与报刊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清朝道咸同光时期舆地学的兴盛以及逐渐巩固的‘九州之外更有九州’的世界地理观念，成为近代以降国人进行新闻实践的思想、文化资源。”国人对地理的认识俨然成为近代报刊业发展的思想基础。
我国近代报刊事业的诞生与发展与西方密切相关。1815年8月，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在马六甲创办。此后，外国人在华出版的中外文近代报刊陆续出现了。中国境内的近代报刊最先在澳门出现，1822年9月12日，澳门立宪党首领巴波沙创办了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蜜蜂华报》。近代报刊首先在澳门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早在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就开始在澳门居住了。到了17世纪中叶，澳门的葡裔居民已由最初的400人增加了100倍，达到40，000人。可以说，当时的澳门已经具备了出版近代葡文报刊的条件，而这得益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澳门地处珠江三角洲的西岸，三面环海，毗邻广东，是重要的通商口岸，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继澳门之后，广州、香港等地先后出现近代报刊。广州远离清朝统治的中心，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唯一准许外国人长住并进行贸易的地方。19世纪30年代初，在广州定居的外国人已有300名。西方近代文明深刻影响了广州这座城市，这里先后出现了多家英文报刊。香港在鸦片战争之后成为外国人在华办报的新基地。1841年1月，香港为英国人占领，大量英国移民涌入香港，使该地的外国侨民数量猛增。伴随侨民而来的是西方的文化和近代报刊，从1841年到1860年，香港先后出版英文报刊17种。这使得中国其他地区只能望其项背。
1861年以后，香港报刊发展开始日渐落后，上海报刊的数量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了香港。上海替代香港成为外国人在华办报的中心是由其优越的地理区位决定的。香港四面环海、远离中国内陆的地理区位曾是其发展报刊业的一大优势；而1842年广州、上海、宁波等五个通商口岸开放后，这一点反而成为香港的劣势。远离中国腹地、远离政治中心意味着香港报纸在内地的影响力有限，不利于外国殖民势力向中国内地的扩张。凭借其地理位置，上海足以取代香港成为新的办报中心。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南北弧形海岸线中部，腹地广阔。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全国对外贸易商品的一半以上通过上海集散，上海逐步取代香港成为全国的外贸中心，也成为全国的报业中心。
近代国人办报的路线图大致也是如此，香港、上海、广州等地较早出现了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早期国人自办报刊中影响最大的一份。之所以选择在香港办报，正是因为当时香港被英国人占据，远离清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国人在那里有相对自由的空间。国人在上海、广州办报也是因为两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它们都是对外通商口岸，对外交流频繁。
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席卷全国。
维新派将报刊作为宣传阵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国人办报的高潮。1895年8月，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万国公报》在北京创刊，这似乎有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的地理规律。维新派的变法维新运动说到底是自上而下的，他们必须说服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推行这项运动。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无疑是最适合的办报的地方。而之前外国人在华办报或最早的国人自办报刊都有违清朝统治者的意志，必须远离统治中心才能得以保全。此后，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办报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上海、香港、广州、天津等沿海城市，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浙江、湖南、江苏、北京、四川、天津、广西、山西、安徽、陕西等地都出现了国人自办报刊。
1894年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后在海外和港澳地区创立报刊，进行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革命派在海外创办报刊的主要地点有：新加坡、槟榔屿、吉隆坡、雅加达、西贡、仰光、马尼拉、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地。其中东南亚地区是革命派办报的集中地。这些地方大多有华人聚集，交流比较容易，还有不少爱国华人华侨资助办报。此外东南亚地区临近中国，便于将报刊的影响力延伸至国内。此后，革命派在上海、广东、江浙、四川、湖南、安徽、河北等地创办有革命倾向的报刊，如《苏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杭州白话报》等。上海此时成为革命派办报的中心，除了其经济发达、交通方便、印刷条件先进外，外国租界也是重要的原因。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租界的城市，它当时有两大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在租界内，外国政府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实际上是“国中之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利用租界作为庇护，创办报刊宣传革命思想。
总的来说，中国近代报刊兴起的地形图呈现由南方向北方、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辐射的趋势。中国幅员辽阔，数千年的文明积淀中形成了浓厚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对当地近代报刊的产生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珠江三角洲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是中西方文化最早融汇的活跃地带，清政府的统治基础相对其他地区来说比较薄弱。而长江中下游文化既是清代文化的代表，又与资本主义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在这里诞生了各种政治派别的报刊。直到目前为止，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是我国报刊的聚集地。截止2006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报业集团有13家，占全国报业集团总数的28.9％。可见，地理环境对报刊的发展确实起到推动作用。
第二节 地域文化对报刊的影响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烙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会产生不同风格的媒介产品，报刊也是如此。媒介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媒介的内涵，人是文化的产物，媒介是人的智慧。对报刊最好的解读就是通过解读地域文化了解其文化性格，而了解地域文化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了解地域文化下的读者和传播者。传播者在一方水土的养育下、在地域文化的熏陶下所生产的媒介产品必然携带着独特的风格。地域文化对报刊的影响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考量：报刊语言、版面样式以及报刊风格。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丰富多彩，各地报纸所呈现出来的报刊语言、版面样式、报刊风格自然也是多姿多彩的。
一、报刊语言
报刊作为印刷媒介，语言在其生产过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报刊语言是社会生活最鲜活的反映，不同地区的报刊有着不同的特征，而报刊语言往往能体现出地域文化的特征。虽然报刊在语言表达上有一些共同的要求，例如清晰准确、规范严谨、清新活泼、明白畅晓等，但这并不等于地域文化对报刊语言毫无影响了。
事实上，在报道中适当采用本土化的语言，可以大大提高新闻的亲和力。方言是最能代表地域文化特点的语言，它镌刻了地方民众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是维系人们的地方感和文化传统的重要工具。如果能在报刊中恰当运用一些方言，会使行文更形象、生动，表情达意更准确、贴切，为报刊增添了不少地方韵味。
早在清末民初近代新闻业兴起时，当时的报刊就已经开始运用方言了。1904年创刊的《广东日报》副刊就出现了一些方言栏目，如“舞台新簌”和“社会心声”都是用广州方言写的民间木鱼、龙舟、南音、板眼、粤讴等曲艺说唱材料。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国内各报争相报道。上海《笑林报》刊登的一则消息就是用“广东白话”（粤语）填词的《满江红》：“日本真狠，咁大胆居然开仗，何佢俄罗斯国，恶成咁样。佢哟贪心人尽识，要将细国全行抢。又怎知今日被人欺，真冤枉。
攻旅顺，全力量，波罗的（舰队名），赶唔上。试佢里面，隆隆炮响。兵卒几多都弹死，尸骸满地有人葬。佢两家打的交关，咁都讲寄呀病。”当时一些报刊大多热衷使用方言，吸引来中下层百姓阅读，甚至上海还出现了专门的用方言写作的报纸《方言报》。
目前国内一些都市报刊中也会使用到方言。粤语文化在广东地区根深蒂固而且势力强大，广州广播电视中基本没有普通话节目，加之在香港电影电视剧的影响下，粤语的通俗文化非常发达，加速了粤语方言在文化上的传播。目前粤语甚至影响到全国的报刊语言，“搞掂”、“的士”、“巴士”等词汇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并不鲜见。
在广州本地报刊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词语，如“骑楼”、“趟栊”、“大排档”、“蛋挞”、“虾饺”、“叉烧包”、“凉茶”、“早茶”等。这些是其他地方没有而粤语区独有的事物，如果不用方言是无法准确表达其含义的。
除了粤语外，北方方言也是目前报刊上使用较多的词汇。例如“忽悠”、“扎堆”、“叫板”、“猫腻”这些北方方言如今在各地报纸上被普遍使用，甚至出现在广州的报纸上。此外，北方的报纸尤其是北京报纸中呈现出明显的语言口语化的趋向，儿化音使用得比较多。
再看看武汉的一些报纸，《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楚天金报》等报纸中方言的运用比较常见。《武汉晚报》开辟“九头鸟”专栏以方言报道社会新闻，每日一篇；《楚天金报》设“街巷故事”一栏，读者来信来电多以方言叙事；《楚天都市报》逢周四推出副刊“汉味茶馆”，“汉味茶馆”栏目具有浓郁武汉地域特色、历史特征，包括“湖北大鼓”、“汉货小品”、“扯野棉花”、“汉味快板”、“讲点把古”、“吹哈子牛”、“汉腔趣话”等多个小栏目。其中“汉腔趣话”栏目就成为非方言言说者学习当地方言的平台。该栏目以调侃、诙谐的方式解说一些武汉方言，如《“濮存昕”兼“田克兢”》中用濮存昕和武汉当地说唱演员田克兢的语言分别朗诵了两首诗：濮存昕版的“大地/我的、母——亲/我、是您的、孩子！”到田克兢这里成了“大地，我的姆妈唷，我、我是哪个？我是您家的伢！”让人读后忍俊不禁。这些栏目让非方言言说者增长了一些方言知识，同时领会到更多的地域文化，有利于增强对当地文化的归属感。
当然，在报刊中适当使用方言词汇能够增加报刊的亲切感，但过度使用方言也会导致交流的隔阂和情感的疏离。
二、版面样式
在现如今激烈的媒体大战中，如何抓住读者的眼球，版面样式成为重要因素。
看人先看脸，看报先看头，这是现今读者的基本的心理习惯。在琳琅满目的报摊上，版面是人们首先从视觉上直接感知到的东西。只有让读者接受这个版面，才有可能让他关心报纸的内容。版面是报刊的立场、态度和职业精神的体现，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报纸的版面语言不仅表现在具体稿件的编排上，也表现在报纸整体设计所呈现出的风格和气质上。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同一地区的报刊在版面设计方面有着相似的特点。
紫禁城、皇城根儿、长城、四合院儿……这些地理文化的烙印也深刻影响着北京报刊的版面样式，北京报刊的版面样式犹如这座城市一样稳重、大气。以《北京青年报》为例，它的改版在当时掀起一股“北青热”，许多报纸竞相模仿它的版面样式。“浓眉大眼”是对《北京青年报》版式特点的形象概述。《北京青年报》常常采用大标题、大图片、长题短文、厚题薄文、曲直线交错，色彩对比强烈，极富视觉立体感，给人一种饱满的感觉和浓浓的氛围，直逼读者的视野。它的这种版式特点被誉为“粗题短文多板块，钢筋结构大窗户”，给人带来稳重大气的视觉感受。北京其他一些报纸的版面样式几乎都是比较沉稳大气的。
例如以彩色的粗线条甚至多线条，将版面加以分割，黑白相间；用线条的色彩及数量来显示板块强势的大小；板块之间错落有致、轻重分明。一般还会运用大幅图片，使得版面看上去更加凸现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