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电视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后，广播不再受到人们的关心，甚至被认为是“弱势媒体”。但是随着类型化广播的兴起，广播的价值似乎重新被“发现”了。交通广播是类型化广播中重要的一支，它的出现充分体现了广播伴随性、移动性的特点。
从公共场所的集体收听到流动汽车内的私人收听，广播的表现空间与收听场所不断转变，它从静止的声音转变成了流动的声音。广播用流动的声音陪伴人们在路上，它与地理的联系似乎一下子被拉近了。其实，广播自诞生以来就与地理结下了不解之缘，它是“时间和空间的消灭者”，无论是广播事业的发展还是广播内容的制作，地理因素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广播并非一个完全的被动者，它与其他大众传播媒介一起共同塑造和改变着地理环境。
第一节 广播收听的变迁
麦克鲁汉指出：“广播触及到了人们的心灵深处。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形成了一个世界……从广播的至深处传来远古部落的鼓号声的回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广播的收听经历了从固定到移动、从集体收听到私人收听的转变。提起广播，相信很多中国人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音喇叭记忆犹新。在新中国诞生之初，有线广播在城市和农村的信息传播中几乎占统治地位。
家家户户喇叭装，田头地间广播响，人们在公共场所内共同收听广播，了解国内外大事。而后无线广播技术的发展使得广播逐渐变为家用电器，人们从公共场所转移到家中收听广播。电子产品以惊人的速度更新换代，广播也逐渐趋向小型化、移动化，MP3、手机、电脑这些曾被视为广播竞争者的产品，都成了广播接收器，为广播的移动化收听注入了新的活力。广播的收听与地理之间的关系远不止这些，处于不同地域的人们收听习惯和收听方式千差万别，深深地打上了地理文化的烙印。
一、从固定到移动——收听地点的转变
广播的收听地点不仅显示了广播技术的发展，更体现了收听者的心理状态与收听习惯。世界广播媒介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有线传播到无线传播，从无线传播再到有线无线结合、全方位立体式传播的轨迹。与广播传播技术相应的，是人们收听方式的转变。在有线传播时代，人们聚集在一起收听广播，高音喇叭成为当时广播传播独特的风景线；随后广播开始普及到家庭中，家庭取代公共场所成为广播收听的主要地点；而现在，广播的移动性被极大地开发出来，汽车、公交车、地铁成为许多人收听广播的地点。据统计，2002-2007年间，12岁以上美国人在家里的收听率下降了7％，在车上的收听率平均上升了7.3％左右。在中国同样也是如此，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人们花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广播逐渐成为路上的陪伴者。
1.“广播大会”
1920年，美国西屋电器公司在匹兹堡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广播台KDKA电台，并开始播音。但是，当时的广播并未普及开来。所以20年代的美国，人们聚集在公共场所集体收听广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大的广播电台都在卡车上安装收音机和向公众播放的大喇叭，停放在公园和其他公共集会的场所，当大的体育赛事和政治事件发生时，就打开收音机。”当然，当时的卡车广播与现在的汽车相去甚远，把录音机安装在卡车上只是为了能让广播更方便地进入公众聚集的场所。此外，美国的许多商店里都安放了收音机吸引人们的耳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50年代，随着便携式小型半导体收音机的出现，广播从公共场所的集体收听转变为家庭收听。
在我国，广播同样也经历了集体收听的时代，而这种集体收听在当时具有特定的政治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直到60年代，有线广播一直在我国占统治地位，城市和乡村几乎到处可见高音喇叭。“到1957年底县级广播站增至1698座（1949年仅11座）；广播喇叭增长至94.12万只（1949年仅99只），全国农村有线广播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些地方广播电台创造了集体收听高音喇叭的“广播大会”形式，并在当时的生产竞赛、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等运动和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和鼓动作用。相对城市而言，农村的“广播大会”更多。
犹如其集体聚会的“广播大会”一般设在公社、学校、晒谷场等公共场所，将群众组织起来集体收听和动员发动。从1959年3月到1960年4月，仅中央台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便联合召开19次广播大会，每次组织几百万人收听。“广播大会”形成当时中国农村信息传播、宣传教育的主要渠道。
农村“广播大会”的出现，一方面是由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物资匮乏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农村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中国的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但又不像城市居民那样集中居住。一些村庄规模很小，人口分散，交通不便利，信息传播非常不方便。广播使用声音传播，不需要像报刊那样通过发行环节，也不需要通过交通工具来运送；而且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听众不受文化程度和地区的限制，理所当然成为当时最佳的传播工具。
到了90年代，随着无线电收音机、录音机和电视机的普及和发展，高音喇叭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农村集体收听广播的现象也不复存在了。新的居所式的传播空间取代了公开式“广播大会”。
2.作为家用电器的收音机
20世纪50年代后期，收音机开始进入中国城镇家庭。收音机成为当时每个家庭想要拥有的“四大件”之一。“四大件”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国家有能力出产而各个家庭所希望拥有的四件家庭物品。这四件家庭物品分别为：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及手表。收音机飞入寻常百姓家，逐渐成为家用电器，意味着广播的收听由公共场所转移到家庭居所。
收音机进入家庭并不意味着家庭收听的开始，在收音机全面普及之前，首先拥有收音机的家庭成了公共场所外集体收听的另一个场所。“收音机聚会”是美国20年代初期到中期非常普遍的现象，拥有收音机的家庭要招待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收听，如同第一批拥有电视的家庭那样。“收音机聚会”使得家庭这个私人空间变得开放了，邻里之间的互动也增多了。人们经常相约围着收音机收听新闻、发表意见，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相互传播，这使得信息流通的速度更加快捷。信息快速传播使得个人与社区、城市甚至国家结为“想象的共同体”，地方感和认同感大大加强了。
当收音机逐步普及之后，家庭内的集体收听逐渐消失，与家人一起收听成为主要方式。收听广播成为家庭的仪式性活动：全家人围坐在广播周围，专心致志地听着，很少发出声音，就连顽皮的孩子也不再四处乱窜，安安静静地收听。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休闲娱乐的方式本来就很少，而广播的出现无疑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调味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广播收听的家庭化使得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改变。广播一方面充当了家庭生活的黏合剂，当时收听广播成为全家人共同的活动，广播节目的内容也时常成为家人闲聊的话题，这对于家人感情的联系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同时，广播也为家庭成员提供了身份的认同。家长借助广播节目内容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例如广播剧中提供好孩子的标准，也提供对坏孩子的惩罚。另一方面，广播将庞大而分散的社区、城市甚至国家融合到一起的同时，也削弱了人们的地方性。人们只要在家里收听广播就能获得各种信息，公共活动变得可有可无了。收音机作为居所的或个人的媒介，它侵蚀了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使家庭与社会之间被隔离开来。
3.路上的陪伴者
广播在家庭中的地位很快就被电视取代了，但广播并未因电视的出现而消失，它试图寻找新的收听空间。由于电子技术和产品的不断升级换代，广播作为“流动的媒体”重新焕发出魅力。微型收音机的出现将广播从家庭视听带入个人收听时代，广播逐渐成为私人化媒介。
营销学家菲力普·科特勒认为，现代人越来越成为“多重程序并行的消费者”。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加快，很少有时间静下来消费某种媒介。而广播作为一种伴随性媒介，唯一增加了“听”的程序，却几乎不干扰其他程序的进行，对于“多重程序并行”的现代人来说，广播无疑成为获取信息的便捷媒介。现代人生活的另一个特点，是花费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城市化进程使城市空间迅速扩大，汽车的保有量越来越多，这使得城市道路交通时刻处于繁忙状态，人们花费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增加了。
信息量大、时效性强、伴随性好的广播成为在路上的人们获取信息的首选。
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它的车载广播非常繁荣。早在1930年，杂志上就出现了汽车收音机的广告；到了50年代，汽车制造商已经将电台接收装置作为汽车的标准配件。许多美国人每天在汽车上度过很长时间，而车载广播可以陪伴着人们打发无聊时间。美国权威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95％的汽车上有收音机；18岁以上的广播听众中，在汽车内收听广播的比例高达83.8％。而高端听众（年收入高于5万美元的专业人士、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及大学以上学历者）中，在汽车内收听广播的比例更是高达90％以上。显然，广播已成为美国人路上的陪伴者。
近年来，我国汽车行业得到了迅速发展。2006年五六月间，尼尔森公司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城市城区居民汽车拥有量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有接近30％的受访者拥有一辆车（28％），其次是广州（18％）和上海（11％）。与2004年相比，上述三大城市的车辆保有率有了显著的提高。汽车普及率的迅速提高，给了中国广播业一个快速发展的机会。各地交通广播在同行中迅速窜红，例如北京交通广播电台，在2003年仅凭30多人就创下1.5亿元广告收入；在北京流动人群中拥有84.7％的高收听率，成为全国收听率最高、经济效益最好的城市广播电台之一。而随着汽车的增多，交通道路变得不通畅了，在路上堵车的时间越来越长，客观上促使人们主动收听广播打发时间，广播成为汽车里的“驾驶伴侣”。汽车不仅是一种代步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拓展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范围。驾车到远方旅游或探险不再遥不可及，随车携带广播收音机等娱乐、信息系统，成为人们旅途中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
二、收听习惯的地理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异较大，听众的收听习惯也迥然不同，其中我们最关心的是由于地理因素导致的差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广播事业获得了巨大发展。截至2009年，我国共开办广播节目2452套，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达到95.43％，是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广播。全国收音机拥有量超过5亿台，广播听众规模超过12亿。但广播事业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听众的收听习惯也千差万别。
2004年3月，广东赛立信媒介研究公司在全国六大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武汉）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广播收听率调查。在这六座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沈阳代表东部地区，成都、武汉代表中西部地区，调查结果充分体现了听众收听习惯的地域性差异。
从上面三个图表中，我们可以分析出不同地区听众收听习惯的差异性。首先，东西部地区听众收听广播的目的有地域差异。东部地区听众的收听目的主要是了解国际国内新闻；而西部地区听众是为了休闲，听音乐或歌曲成为首选。就听众收听广播的频率而言，六城市的重度听众（每天都收听广播的听众）北京最多，接着是上海、沈阳、广州，最后是武汉和成都，可见东部地区的听众收听广播的时间普遍较长，而且重度听众较多。在听众最常听的节目类型方面，东部地区听众大多喜爱新闻节目，其次是流行音乐节目，因此选择电台时也会比较重视电台的新闻节目制作质量；而西部地区听众对新闻节目与娱乐节目的关注程度都较高，因此在选择电台与节目时两方面都会兼顾。听众喜爱的节目与其收听的目的是一致的，东部地区听众收听广播主要是了解国内外新闻，因此新闻节目是他们的首选，这是因为东部地处沿海发达地区，与外界交流频繁，迫切需要了解国内外信息；而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地域文化具有保守性、内向性特点，以满足自身需求为主。同时西部地区听众对健康节目都比较关注，这是由于西部地区的医疗卫生资源相对而言没有东部丰富，而且获取这些信息的渠道也较少。
与东西部差距相对的，是我国的城乡差距。我国城镇和乡村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着巨大差异，听众对广播内容的需求不同，从而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收听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