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保轩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议论在小说与自传叙事中的地位问题。小说中，作者直接发表的议论常被指责为生硬的插入，而在自传中，议论则被视为作品的有机内容。这一判断的认识基础是：小说是客观的叙事艺术，表现特定情势下特定对象的自然发展过程，因此要求在表现过程中隐蔽作者的主观意见；而自传本质上是主观的叙事艺术，即以表现融合了作者的主观情感、思想、情趣、价值立场等因素的复杂自白为核心任务。自传的艺术价值主要取决于作者自白的深度、广度及其表现的形式和效果，而作为作者自白的天然成分，议论是自传不可或缺的因素。自传与小说的基本界限正在于此，这两种叙事体裁的基础并非选材的事实或虚构形式，而是表现对象本身的性质。由此产生了处理素材的不同方法和叙事规范，决定了小说与自传内在统一性的不同原则。
关键词：议论、自传、小说、客观叙事、作者自白
现代西方小说和自传分别逐步形成了一套一般性的写作规范，其中有些属于叙事作品的一般特征，有些规范则差异显著。比如，主流小说美学原则排斥作者直接插入议论，认为其破坏了小说叙事的统一性，而对于自传作者直接展开的议论，一般论者均无非议，认为它们是自传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俄罗斯学者金兹堡在研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时这样概括：
在经典的社会—心理小说中，作者的理论思考是插入，作者的分析附着在现实的形象描绘上。在纪实文体中二者的关系却不同。《往事与随想》中总结、分析性的思想成为艺术作品的有机内容，它构成了一种环境，作品所囊括的全部生活材料因而得以寓居其中。
金兹堡虽然没有直接反对小说作者发表议论，但将其视为附着物，而对《往事与随想》中的议论她则予以充分肯定，不仅认为它们是作品的有机内容，甚至赋之以结构基础的地位。俄罗斯其他的赫尔岑研究者，如图尼曼诺夫、楚科夫斯卡娅、普京采夫、杜洛娃等，也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往事与随想》中议论成分的特色和作用。
不过上述论者均未回答，为什么在小说中被视为生硬插入的作者议论，在自传中却是作品的有机内容。实际上，他们把这个判断当然地视作进一步分析的前提。
我国学者申丹全面探讨了现代西方不同流派的小说理论，关于议论她总结说：“自福楼拜和亨利·詹姆斯倡导作者的隐退以来，现代小说理论均反对作者进行公开议论这一形式”并指出作者议论是与传统的全知叙述模式一起遭到非议的。她谈及了这种批评产生的原因，将之归咎于作者议论本身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上：说教味浓、生硬造作、严重破坏作品的逼真感等，而且现当代读者既然质疑全知叙述这一模式本身，当然更难以接受作者君临一切的评论。
申丹教授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全知叙述中作者议论的种种表现和作用，因此在这方面她的分析就到此为止了。我们希望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部分经典小说作家的相关论述表明，他们对作者议论的反感态度，直接源于其对小说体裁本质属性的理解。同样，自传中作者议论的合理地位也取决于这一体裁的本质规定。因此，回答议论的合理性问题，首先就要充分认识小说与自传体裁的根本界限，这是具体分析作品中议论作用的基础。
一
福楼拜坚决反对小说作者直接发表议论，他认为作者“应该模拟上帝，这就是说，制作，然而沉默”，他甚至反对作者用序跋来说明自己的意见。他的理论基础是小说本质上属于客观叙事，小说家的任务是艺术地表现生活过程，而无权在作品中直接发表意见。
这并不是什么新观念，相反，它是西方古老的传统叙事观念，源于古希腊的摹仿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书中就明确提出过类似的要求。他认为荷马高于其他史诗诗人的原因之一，就是唯有荷马知道如何摹仿，而诗人的任务就是摹仿。“史诗诗人应尽量少用自己的身份说话，否则就不是摹仿者了。其他的史诗诗人却一直是亲自出场，很少摹仿，或者偶尔摹仿。”
摹仿说是对古希腊史诗、悲剧、喜剧创作经验的总结，但是后世小说理论与之是一脉相承的。薄伽丘认为，小说与酒、火、武器等物性质相同，因此《十日谈》中的故事“也跟天下的人和事一样，既能使人受害，也可让人获益，这完全取决于听故事的人如何对待。”这实际上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阐明了小说的客观叙事本性，否定了作者主观意图影响小说叙事效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观念在歌德那里进一步深化了，歌德在总结《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创作经验时，从创作与创作者自身的关系出发，生动阐述了其对小说实质的认识。
歌德把诗的生活与世俗的生活区别开，在这两个世界均能如鱼得水。歌德在《诗与真》中写道：“每天清早的时间，我埋头从事诗的研究、创作，稍后我就致力于世俗事务——以自己特有的方法处理的事务。”这里提及的世俗事务就是辅助其父亲处理法律上的文书。歌德的才干深得其父赏识。一个准律师的日常事务，一个诗人的精神飞翔，他在两种性质不同的生活中不停变换角色，而且都游刃有余。这一和谐基于歌德对生活和文学创作本质的深刻洞察。他把文学创作当作“才能和热情”的实现，是俗务之余的工作，诗的生活与世俗生活是两码事。它们之间的联系在于：第一，作为小说作者，他通过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得以把自己“从暴风雨似的心境中拯救出来”，以便“复归于愉快自由”；第二，文学作品一经问世，就会对读者产生实际影响，它或为毒酒，读者因之迷惑颠倒、模仿自杀，或为良药，使读者深受教益，然而可能出现的后果全在于读者自己，因为诗本身无倾向性。“真实的生活描写决不含有这种目的，它没有赞许什么，也没有非难什么，只把情感与行动顺其自然地展开，以此来启迪读者而已。”
小说中所谓“真实的生活”并非“生活的真实”，而是诗的真实，即作者“偶尔或故意选择的生活状态”以及这种生活状态带来的自然发展，或者说合乎逻辑的发展。表现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就是维特处境的自然发展。维特必然要死，因为他始终处于自己的困境之中，因而必受致命之伤。但是维特的死拯救了作者，现实生活中的歌德借《维特》脱离了阴郁苦闷的生活状态和心境，复归明朗平和。也就是说，小说叙事乃是让事件按照既定情势顺其自然地发展，这就是所谓艺术的必然性。小说的社会作用具有不确定性，读者完全可能被主人公的行为、情感所激动，甚至刻意模仿，却忽视了小说中的条件本身是不可复制的。但是作者并不为读者的模仿负责，因为作者仅仅客观展示生活的真实，而不是发表意见。
正因为此，歌德反对以历史为素材的文学作品忠于史实细节，“诗人必须知道他想产生的效果，从而调整所写人物的性格”。
显然，福楼拜对小说本质的理解与歌德惊人一致。他在谈到《包法利夫人》时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根据我来的”，自认主人公与自己具有高度的共性特征。但是福楼拜能通过艺术创作找到出路，包法利夫人却不得不死，这是她生活发展的必然结局。
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表达了类似的小说观。在比较司汤达与梅里美时，勃兰兑斯认为后者虽较前者狭隘、单调，却组织得更为完美。依据之一，就是司汤达小说中的“概括化倾向”分散了注意力，梅里美则从不大发议论，而只是严格准确地表现事实。
上述小说观使得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对比：现代小说竟非常接近自然科学的实验。实验需要严格设定好环境、条件，在这个基础上验证某种假定，寻求答案。小说中，人物同样被置于特殊的设计情境中，作者在这个情境中考察他会如何反应，如何行动，结果如何。小说情节整体是虚拟的，就像数学中的点与线，但它能描述真实——当然，需要首先认识并设定条件。
亨利·詹姆斯则对比了小说与绘画、历史的相似点，从而阐释了小说客观叙事的实质。他认为除了媒介不同之外，小说与绘画从灵感、创作过程到效果都有全面的相似之处，他强调了小说对生活的客观描述特征。在文字作品中，詹姆斯将小说与历史并列，说“小说就是历史”，小说家应该“用历史学家的口吻讲话”，二者不仅反映生活真实的能力相同，手段上也有重合之处，即都要求隐蔽主观的客观叙事。
我们看到，所有论者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小说的本性即客观叙事。小说家的任务是准确、生动地展示对象的发展过程。对于小说重要的不是其中的故事有无事实基础，而是作者构造情节的方法与手段，以及进行客观描述的能力。在叙述中，作为非小说人物的作者直接插入议论，发表理论见解，宣示自己的主观态度，这是显而易见的异质物，是对小说情景的冲击，破坏了它的完整性。作者的主观态度应该通过情节的安排、叙述语言的巧妙使用等间接地表现出来。
二
与关于小说的论述相反，经典自传作家需要把作者总结性的发言作为自传创作的第一任务。
卢梭这样申明写作《忏悔录》的目的：“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效仿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在纳沙泰尔手稿的序言中，卢梭说明了达到此目的的方法，他强调说，他将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真实地记述一生的经历，不过主要目的并不是记述事实，而是要“了解这些事件的隐秘的起因”。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的自传在叙事上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把重点放在事件发生时的心理回顾上，而不是事件过程上，“我写的事件的经过要比写我在这一事件中的心理状态要少些”；其二，写作自传时的内心活动与事件发生时的内心活动交织在一起，“我使自己同时处于现实的感受和过去的印象的回忆之中，以便描绘自己内心状况的双重性，也就是事件发生时及把它写下时的心情。”卢梭把主观态度置于客观事实之上，作为自传叙事的重点，而《忏悔录》也就成为直接传达作者复杂态度的巨幅自白，事件被自白统观并为之服务。卢梭同样注意到了写作“现时”心情的重要性，实践中，写作时的内心活动实际上成为主导因素，自白成为对过去彻底的清算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