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转瞬间，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在我们辞别“惊心动魄”（温家宝总理语）而又令人难忘的2009年的时光里过去了。
过去的这个十年，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经历了太多的风险和考验，也感受了太多的愉悦和欢乐。从抗击“非典”，到抗震救灾，再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从庆贺载人宇宙飞船上天，到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再到欢庆新中国60华诞，我们收获了一个又一个喜悦！正是在这十年中，我们的祖国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快速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整体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可和尊重。
随着十年来国家事业的发展，我个人也经历了一生中难忘的十年。这十年中有八年时间我是在重返母校的愉悦中度过的。
2002年春天，我作为引进人才从新华社调入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由此开始了我人生中的一段重要里程。纪宝成校长聘请我担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科研平台。这些年，我借助这个平台，组织校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新闻传播如何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和舆论支持这一中心任务，开展科学研究，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不但扩大了新闻学的学术影响，也提升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
就我个人来说，这些年在科研上也有不少收获。我先后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与方汉奇教授共同主持）、《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中宣部委托课题《中国媒体格局变化及竞争力比较研究》、《舆论引导艺术与规律》；北京奥运会新闻宣传协调小组委托课题《北京奥运会舆情分析与新闻宣传对策研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委托课题《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设置论证》、中国记协委托课题《新闻工作者资质及准入标准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课题《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等，出版了《当代新闻理论》、《新闻长思录》、《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主编）、《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建设》、《新闻理论新编》和《新闻法制学概论》（主编）等著作和教材。
在我近些年来的学术研究中，始终有一个突出的“主题”或是“主线”，那就是“新闻学学科建设”，即研究如何构建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如何提升新闻学的学术品质和学科地位，如何促进新闻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
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服务新闻学学科建设本身是我们研究中心的三大任务之一（另两项是服务传媒改革和服务社会发展）；二是因为我自1964年中学毕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以来，就把“新闻”和“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特别是自198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从事新闻教学与科研，对于新闻学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和偏好；三是因为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科的责任教授和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的委员，需要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四是因为新闻学所面临的现实环境，特别是近些年来所受到的冲击和影响，促使我格外关注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发展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我国新闻学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艰难。除了政治上受到“左”、右两种思想倾向的影响外，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新闻无学论”的冲击。什么“浅薄论”、“无用论”、“非科学论”、“不独立论”、“不成熟论”，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观点，时不时地会出来对新闻学“品头论足”。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传播学传入我国并获得快速发展后，更是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或是“用新闻传播学替代新闻学”的观点，致使“新闻无学论”的声浪愈加汹涌。
这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受到质疑和否定，学术成果受到轻估和贬低，研究队伍也受到冲击和影响，不少原先研究新闻学的学者纷纷转向研究传播学，以至于使得一些人对新闻学的前途感到担忧。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新闻学学科地位问题成了近些年来新闻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2003年由教育部高等院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联合召开的年会，就专门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为主题展开学术讨论，试图通过厘清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关系，来为新闻学确定学术地位和寻找发展空间。
在这次会上，我就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问题作了专题发言，指出“新闻无学论”的要害是否定新闻学的学术地位；呼吁要客观看待传统新闻学，正确认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提出要重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一位在场的老教授笑称，“郑保卫老师在保卫新闻学。”这本来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却很在意，也很上心，愿意以此作为自己的一项使命。此后这些年来，我一直尽力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从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发表《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一文以来，这几年我陆续发表了《对当前新闻学研究中几个认识问题的思考》、《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关于新闻理论框架建构的回顾与思考》、《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状况分析》等文章，加上此前发表的《不是“独头蒜”，是“并蒂莲”——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思考》和《新闻≠传播≠媒体——对〈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的思考与回应》，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阐释了新闻学的学术品质和学科地位，同时也批驳了一些对新闻学评价失之偏颇的观点，尽可能地来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