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媒介组织经营模式的变化
苏联时期，传媒根本不具备经营机制，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总编辑由上级党委任命，只对上级宣传部门负责。由台长负责的电台、电视台也一样，其领导和管理工作中都无经营的内容。苏联解体后，随着传媒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进行以及传媒产业属性的彰显，俄罗斯传媒的经营机制也从无到有。随着媒介功能的变化，经营模式也随之而变。
首先，俄罗斯传媒在集团化经营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媒体通过集团化，可以实现资金和人才的互补，使分散的资源得到优化组合，统一使用，以提高市场竞争力，规避因经营不善而导致倒闭的风险等。遗憾的是，俄罗斯出版业尚未对康采恩、垄断公司、出版集团（公司）加以科学定义。这使得一些传媒企业为了提高知名度而随意提高身价，动辄以集团自居。这种思维使俄罗斯传媒集团化发展始终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俄罗斯传媒的集团化进程不仅包括同类传媒的合并，而且还体现在跨媒介经营方面。如古辛斯基的桥-媒体集团以办《今日报》起家，接下来通过兴办独立电视台，联合“莫斯科回声”电台等形式，形成了一个由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组成的跨媒介集团。从客观上来说，这种跨媒介的集团化经营更能发挥各种媒介的优势，提高集团在俄国内乃至国际上的竞争力。但由于财团的控制，俄罗斯这种特殊的跨媒介集团并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律进行经营，整体发展大打折扣。在传媒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面，部分俄罗斯传媒在私有化、市场化和集团化的过程中，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股份制改造，明确了权责关系，建立了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如成立董事会、监事会，构成相互的制约关系，确保经营独立和股东利益以及建立一系列的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等。社会转型时期，俄罗斯媒体采取了一般企业的股份制的形式，尽管其股份制的具体形态各有不同。目前俄罗斯新闻媒体的股份制形式主要有两种：（1）就投资来源而言，有国家投资公司、私人资本公司、编辑部集体投资公司、合资公司（媒体与某个商行或政权组织机构联合）、外国投资公司；（2）就组织结构而言，有有限责任公司、非上市股份公司、上市股份公司、垄断公司、垄断联合公司等。
（四）俄罗斯传媒内容的变化
随着俄罗斯传媒体制、管理制度以及运作模式的变化，俄罗斯传媒内容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1.媒介专业化程度增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俄国社会各阶层地位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重组，新闻媒介的受众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和分化重组。进入市场的媒体为了扩大发行量和收视率开始高度重视对受众的调研分析，力求不断调整自己的受众定位，贴近与目标受众的距离。在媒介综合性发展的同时，大大提高媒介内容的细分化与专业化。
目前俄罗斯媒体大都形成了自己的专业风格。报刊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社会政治类报刊、经济文化类报刊和文化生活类报刊。而在这三大类范围内，又可以进一步细化。比如在社会政治类报纸中，《共青团真理报》和《劳动报》倾向于“温和的在野党派”，而《消息报》则曾公开宣称支持民主党派和民主运动，《独立报》和《大众报》正在逐渐变得温和中立以期吸引更多的读者。这些报刊在政治取向上有所不同，版面风格上更是千差万别，尽管其内容都以社会政治报道为主。电台和电视台也逐渐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拥有了各自赖以吸引受众的节目。例如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主要播出本国制作的节目，传达联邦政府的声音；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新闻和时事类节目比较有深度，很受观众欢迎；而由10个独联体国家组成的和平广播电视公司则倡导不受各独联体国家政府影响，客观报道独联体新闻以及国际新闻；私营电视台电视六台曾以播放高质量的国内外电影而出名；另外一家商业独立电视台则注重对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报道。
2.批评性报道增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媒体上批评性的报道明显增加。有人高度评价媒体的这种批评监督权力，将它称之为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仅1996年，俄罗斯各地法院就受理了3500起以维护名誉和尊严为由，状告各种新闻媒体和记者的案件。这一数据从侧面说明了媒体批评报道对俄罗斯社会的巨大影响。
俄媒体的批评报道涉及面很广，包括总统等政界要员，军界的将军统帅，还有各种商业界人物。通过这些批评报道，一些媒体树立了自己秉笔直言、伸张正义的形象，赢得了读者的认可。不过，为了这些批评报道新闻记者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些人因为揭发官员贪污腐化而屡屡遭到恐吓甚至是刺杀。《共青团真理报》和俄罗斯公共电视台都有记者遭到暗杀身亡，据说与批评报道有很大关系。由于这些案件牵扯到很多强大的幕后势力，破案的很少。这使不少新闻记者对有关高级官员徇私舞弊、犯罪集团祸国殃民的采访产生了畏惧心理。
3.媒介内容的大众娱乐化与低俗化
进入市场的俄罗斯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高高在上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正在变得平等起来。新闻媒体要考虑受众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它们甚至希望与受众对话。由此在俄罗斯媒体采编上表现出来的是越来越强烈的大众化倾向。
从形式上看，目前俄罗斯的报刊从版式和栏目设置上已经娱乐味十足。随着一大批娱乐时尚杂志的出现，以纯粹娱乐大众为目的的杂志成为都市的一道亮丽风景。而《共青团真理报》和《青春》等老报刊也一改以往单一而凝重的面孔。从内容上看，媒体的娱乐化倾向更是明显。今天的俄罗斯媒体每天都在报道着，甚至是制造着各种具有娱乐价值的新闻。在媒体语言风格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原词语的消亡、新词语的大量产生、旧词语的重新复活、外来词的大量涌现和风行，都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媒体语言的表达手段，使其摆脱了苏联时期官方语言的平淡、俗套和刻板，有了更为现代的色彩和更大的张力。但与此同时，大量俗语、俚语，甚至黑话、谩骂语不断进入标准语。报纸标题结构趋于简化、口语化，形式更富有表现力。
媒体的娱乐化通俗化是有一个限度的，超过了这个度，通俗也就变成了庸俗。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传媒的娱乐报道从“寓教于乐”到“少教而乐”，甚至“不教而乐”，传播的是大众文化，追求感官刺激和幻觉消费的娱乐功能放到了首位。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新闻媒体热衷于色情、暴力等低级趣味的报道，使转型期的俄罗斯媒体刮起了一股股色情风和暴力风。例如在俄罗斯，有近千种色情和性色彩的报纸杂志，其中著名的报纸如《还有》、《艾滋病信息》、《X俱乐部》、《风流事》，杂志《安德烈》、《花花公子》、《流氓》、《男人世界》、《极限》等。连《莫斯科共青团报》也开辟了一个名为“闲暇时间”的栏目，堂而皇之地刊登色情桑拿、包厢桑拿、色情按摩的广告，并标明是色情服务。
电视和新兴的网络媒体也一样。电视上的“脱镜”数不胜数、黄色网站比比皆是。据调查，俄罗斯的独立电视台、电视第一频道、第二频道、莫斯科电视台等，经常从午夜开始播放电影，其中多数为色情片和暴力片。关于电视新闻节目“裸体”主持人的出现，绝对是俄罗斯人的独创。网上的色情信息则更是不堪入目。
这些以凶杀、情色等为内容的报道和节目，与各种畅销书、摇滚乐、广告，电视的脱口秀、博彩、婚恋、冒险等娱乐节目，再加上网络的虚拟与互动，给正在经历转型阵痛的俄罗斯公众营造了一个获得解脱的生活“第二现实”。人们从苏维埃时代的极端封闭走向了寻求刺激，宣泄情绪，放纵阴暗心理以及焦虑、恐慌、死亡、自虐的态度体验，为玩而玩，不再为了任何意义和追求精神高雅的另一个极端。而以现代先进技术武装的大众传媒则成了满足人们这些欲望的机器。客观地说，这种以传媒产品为集中表现的大众娱乐文化传播，是俄罗斯社会转型，融入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对于消解转型期俄罗斯大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的生存压力有一定的作用，但失去了以人文精神的终极价值尺度参照、衡量和监督的媒介大众文化，只是一味地强调虚幻的自我放纵与自我麻醉，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据统计，1995年尚有70％的俄罗斯人对新闻媒体保有好感和信任，而2000年时这个数据已经下降到30％～40％。
综上所述，商业化经营和激烈的竞争，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剧烈变动，使俄罗斯媒体欣欣向荣的发展与腐朽堕落的因素杂糅起来，信息量加大了，信息的公开程度提高了，形式和内容更加吸引人了。但这一切不能掩盖问题的另一面：低级趣味、色情、庸俗以及放弃底线的欧美化。
（五）与国外传媒关系的变化
二战后，受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苏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杂志禁止自由流通，西方国家的国际广播电台受到强功率的干扰，可以说，苏联时期的新闻传媒和西方传媒的关系一直是互相对抗和抵触的。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致力于政治改革，在新闻传媒领域也大力提倡“新思维”和“公开性”。到了80年代中后期，以苏美为首的冷战开始趋于缓和，苏联逐步放宽对西方传媒在其境内自由传播的限制，包括允许自由出售西方报刊和停止干扰西方电台的广播。苏联解体后，在叶利钦政府执政之初，由于其对西方传媒采取门户大开的方针，一些西方传媒集团以“新闻自由”为借口，或通过在俄罗斯建立分部，设记者站（如美国的自由欧洲电台），或通过购买俄罗斯传媒的股份、与俄罗斯传媒合资创办新媒体等方式，进入其传媒市场。在叶利钦亲西方的自由主义体制下，这些媒体获得了在俄境内传播的大量特权。例如美国的自由欧洲电台在俄罗斯就有“开设常驻分部和设记者站，俄外交部对‘自由’电台的记者进行登记并保证他们不受阻拦地在境内开展新闻活动，莫斯科市长在市内为电台莫斯科分部安排办公场所，俄新闻、大众传媒部以及通信和信息部要保障电台所必需的通信频道”等特权。这一时期，西方传媒在传播思想上已与冷战时有所不同，不再是冷冰冰的对抗，传播内容由原来的谩骂式转为“支持当地民主力量的和平发展，解释西方民主制度的价值和实践，报道西方人民生活的幸福、富足和安宁”。在传媒的部署和运用上转为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齐头并举。这些媒体的传播活动毫无疑问具有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性质，对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传媒市场的稳定施加重要影响。
首先，西方传媒理念和传媒技术使俄罗斯改变了陈旧观念，传媒内容和形式得以大大丰富。通过对西方的学习和模仿，俄罗斯传媒从节目制作、版面设计、文体风格和吸引客户的公关手段等各方面都更加现代化和国际化。但同时，令俄罗斯业内人士担忧的是，随着先进理念和技术的到来，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好走极端的特点也暴露无遗：否定和排斥民族文化的思想充斥社会。与1985年前的电视相比，今天的俄罗斯电视屏幕上几乎见不到“民族文化”、“俄罗斯语言”、“俄罗斯民间艺术”之类的节目。传媒领域的“西化”尤其表现在传媒语言上：盲目地滥用外借词和音译词已经使俄罗斯的报刊和广告变得难以看懂，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怪腔怪调。此外，随着商业有线电视的普及，进口海外电影的数量飙升，恐怖、色情、低俗内容的影片蜂拥而至。五光十色的杂志和画报也强烈地影响着俄罗斯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生活观念，追求西方生活模式成为一种时尚，同时也将玩世不恭、唯利是图、奢华浮躁等习性深深地刻在新一代俄罗斯人的性格里。
普京上任后，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遏制国外媒体在俄罗斯的发展。
（六）确立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体系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前，苏联的大众传媒结构是通过政治力量来设定的，在广播电视领域，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统一组建了庞大的电视节目转播系统，保障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观众都能及时收看收听到国家的声音。这一时期的广播电视属于国有国营体制。
戈尔巴乔夫以及后来的叶利钦的传媒改革，利用新制定的《传媒法》基本上将原有的“国营广播电视制度”在法律形式上做了彻底的改变。当时叶利钦理想的媒体模式属于美国的商业化模式，但叶利钦并没有充裕的资金对媒体进行有效改革，此时金融寡头趁机出资大规模侵入大众媒体，并利用媒体的力量及个人在叶利钦政府中的地位干预政府传媒政策的制定，《俄罗斯大众传媒法》并没有期待中的效果。2000年普京当选总统之后，改变之前叶利钦政府对媒体大亨们的态度，采用一系列手段加强国家对传媒特别是对广播电视的控制，形成了以全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为领导机构的新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国有公共服务体制。
“国家部分所有公共服务体制”的特点是国家资本进入广播电视行业，并以广播电视公司的最大股东身份出现，广播电视公司的具体管理概念是国家政府人员及政党人士不参与具体的运作，广播电视公司所执行的管理原则是由专业人士进行专业管理，这种管理形式的优点在于当俄罗斯经济还没有很快发展时，俄罗斯的金融寡头干预国家政府政策制定的机会会减少，而国家也不会对媒体的赢利与亏损担负过多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