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向外面一招手，又一招手，看到没有反应，就大声叫喊起来。几分钟后，从外面急急忙忙跑进了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戴着金丝眼镜，他拉开腋下的公文包，将一枚图章递到了煤老板手中。煤老板看着他骂道：“操他姥姥的，让你管老子的印章，半天叫不答应，死哪里去了？”
大学生像受到批评的小学生一样，低着头小声说：“刘哥他们刚刚来，我去接了，路上遇到红灯，又堵车。”
煤老板大声骂着：“操他姥姥的，这几个王八蛋都骑上猪了，老子没事倒好，老子要是有事了，连他们的影子都见不到。”
门外进来了几个穿着西装的彪形大汉，脸上扣着墨镜，完全就像电影中的黑社会一样。他们是煤老板的保镖。煤老板愤愤不平的眼光像鞭子一样，一下又一下地抽打在他们的脸上。他们一言不发。煤老板说：“这里人多，不想让你们难看，咱们回去再算账。”
煤老板拿着印章，在合同上一个接着一个地摁着，每摁完一个，就抬头看着艾丽思那张修饰精致的脸，问：“咋个样？”艾丽思赶紧说：“老板好潇洒啊。”艾丽思那时候一直很奇怪这个煤老板为什么不签名，而要摁印章。后来，在艾丽思做了煤老板的情妇后，才知道原来这个煤老板不识几个字，写出自己的名字也是歪歪扭扭的。在需要他签名的时候，就摁印章。其实，本地的很多煤老板都是不识字的土包子，他们顶多也就是初中文化程度。在需要生意谈判和文字处理的时候，他总会带上那个“操他姥姥的”大学生。
煤老板摁完了印章后，就掏出电话来打，他边在售楼部趾高气扬，边意气风发地喊：“今天兄弟我买了20套房子，全是朝南的，比他钱麻子的多，比他钱麻子的大，他钱麻子有什么牛的？操他姥姥的。”
后来我听说，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操他姥姥的”煤老板的故事。
煤老板和另外一个煤老板狭路相逢，两人的悍马车互不相让，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两个煤老板下了车，开始斗富，这个把几千元的皮鞋扔进水坑里，那个把皮尔卡丹撕成碎片。这个把欧米格用石头砸烂了，那个把诺基亚大卸八块。后来，他们开始比拼谁的人民币多，都从车子里拖出一箱子钱，用打火机点着了。即使这样，还不过瘾，他们后来把两辆悍马都点燃了。
煤老板喜欢把钱装在车子里，不喜欢使用银行卡。
煤老板最看重的是面子，为了面子，花费再多的钱也愿意。
“操他姥姥的”煤老板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你有什么了不起，老子用钱把你砸死。
也是在那一年里，这座城市出现了温州炒房团，这些来自那座东南沿海的富裕城市的一群人，携带着巨资，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闯进了我们这座贫穷的北方城市。就像一群盔甲鲜亮如狼似虎的武士，闯进了被他们占领的，在他们铁蹄下哀号的城池中，闯进了一群衣着破烂的惊恐不安的女俘中，而这些女俘毫无反抗能力。温州炒房团实力雄厚，他们随便一个人的资产，就让我们这座城市的市民震惊咋舌，我们都想不明白，一个人的资产居然可以以千万，甚至以亿万来计量。
温州炒房团在我们那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横扫一切，所向披靡。房产商见到他们笑得合不拢嘴，而想要买房的工薪阶层和小生意人却像被强奸一样叫苦连天。温州炒房团让这座城市的房子供不应求，房价也像做过了手术塞进了乳胶的胸脯一样愈涨愈高。
就像天生喜欢流浪的河南人是中国的吉卜赛人一样，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具有做生意的天赋。他们在市场经济尚未成熟的时候，就纷纷抢占先机，攫取了走向飞黄腾达的第一桶金。当他们开工厂办公司日进斗金的时候，我们这座城市的人还热衷于周末加班可以多拿一天8元钱的补助，使用复合肥一亩地可以多打20斤小麦。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的夏天，我在浙江采访的时候，认识了温州一家报社的女记者，她说她的弟弟去年大学毕业，不愿意上班，就跟着炒房团转战全国各地，以较低的价格团购房屋，再以较高的价格卖出，一年就赚了80多万，扣除银行贷款的利息20万，纯利润达到60多万。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才知道了还有“钱生钱”的生意，用别人的钱来赚钱，自己无本万利。
这些年，存款利率一再调节，而物价却在不断上涨。我听过的最具黑色幽默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30年前，一位女子将300元钱存进银行里；30年后，300元变成了670元。30年前，300元可以买到一套住房；30年后，670元只能买到一瓶茅台酒。
当我们把存款放进银行中，让银行这个大管家来保管，那是我们养老的钱，而银行却把这些钱送给别人做生意，送给别人炒房产，那么，我们给他们提供了本金，我们是否也能分红？
那年的温州炒房团像成吉思汗的铁骑一样，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过处，草木无存，风声鹤唳。一直到今天，温州炒房团还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南到深圳，北到漠河，东至舟山，西达喀什，他们攻城略地，无往不胜，他们玩弄着无数人的购房梦想，就像猫玩弄着老鼠一样。
贫富的巨大差异，地区的巨大差异，让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法捍卫自己的梦想。
很多年后，我还能记起当初见到温州炒房团的情景，那个炒房团的带队是温州本地的一家房产中介公司的一名戴着眼镜的皮肤白皙的中年男子。和北方这座城市的大款都是一些煤老板这样目不识丁的文盲不同，温州炒房团的成员形形色色，有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也有赋闲在家的老太太，有脑满肠肥的先富裕者，也有纽扣店老板和拖鞋厂经理。据说，温州当时仅有700万人，而100万人就加入了炒房大军，东征西讨，南征北战。
那名房产中介公司的男子态度谦和，总是笑容可掬，和我们本地那些飞扬跋扈的暴发户完全不同。南方的大款都很低调，我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大款，但是从服饰和生活中并不能看出他们是大款，他们一点也不横行霸道，一点也不趾高气扬，他们看起来都像谦谦君子，泯然众人。后来，我曾经多次在江边的烧烤摊看到这些大款，他们趿拉着拖鞋，穿着背心，喝着几元钱的啤酒，而当他们离开时，才看到他们钻进了奔驰和宝马。他们的钱也照样“能够把你砸死”，但是他们嘴巴从来不会说出来。
这就是南方老板和我们那个地方暴发户的区别。
我曾经问过那名房产中介的男子：“你们温州人怎么那么多钱？每个人都买几百万上千万的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