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区建英）
报告
汉唐以来中国思想与东亚文化以及欧洲文化的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涛
中国传统思想萌芽于殷周之际，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了老子、孔子、孙子、墨子等一批重要的思想家，大大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影响最大。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从此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汉末以后，以老子和道家思想为根源的道教逐步形成。魏晋之时，会通道、儒的玄学兴起。其间外来的佛教思想又潜滋暗长，但传统的儒、道等思想又融入其中，使之本土化、民族化，至唐代则相继形成了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学派。宋明时期，一批学人以开放的心态汲取佛、老思想，对传统儒学进行重构，形成了理学或称道学，其中分为程朱理学（朱子学）和陆王心学（阳明学）。清代又有朴学或者说汉学、考据学的兴起。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可以用儒（儒家或儒教）、释（佛教）、道（道教，也包括道家）三家及其相互争论、相互摄取、相互融会来加以概括，而这也是不断吸取外来成分并使自身获得无限生机的历程。
汉唐以来，延至明末，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东亚文化之间的交流，对日本和朝鲜半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突出体现在儒学和佛教两个方面，道教方面也有一定体现。例如，在儒学方面，相传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285年，晋武帝太康六年），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人王仁东渡日本，向朝廷献上《论语》10卷等。推古天皇十二年（公元604年，隋文帝仁寿四年），推行新政的圣德太子以儒学为中心，制定了《宪法十七条》，其中明确提倡“以和为贵”、“以礼为本”等儒家的伦理规范。大宝年间（唐中宗嗣圣年间），文武天皇制定了《大宝律令》，对儒学在国家教育中的地位、组织体制和教学内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奈良、平安时代，儒学更为昌盛。继中国唐玄宗加封孔子为文宣王之后，日本称德天皇敕封孔子为文宣王（公元768年），命各地祭祀。德川幕府时期，朱子学、阳明学等都在日本得到充分发展，朱子学更是成为官学。
在佛教方面，继体天皇十六年（公元522年，南朝梁武帝普通三年），中国的司马达等人到达日本传播佛教，是为佛教传入日本之始。这是私传之说。还有公传之说，说是通过百济传入，时间略晚（一般认为公元538年，钦明天皇七年，梁武帝大同四年）。传去的佛教大都是中国本土化了的佛教，在日本影响很大。圣德太子制定《宪法十七条》，在尊儒的同时，也非常尊佛，要求臣民“笃敬三宝”（佛法僧）。推行新政过程中，圣德太子大力扶植佛教，招纳僧人，兴建佛寺，营造佛像，兴隆佛法，在派大礼小野妹子出使隋朝的同时，还派出“沙门数十人”学习佛法。相传他本人还撰有解释佛教经典的著作。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不少学派相继传入日本，而日本也有僧人入唐学习天台宗、密宗。宋元时期，禅宗中最有影响的两派——临济宗、曹洞宗传入日本，并迅速传播。
由中国传入的儒学、佛教等，在日本同样经历了吸收、更生、创新的过程，而具有其独特的风格。日本儒学自有其特色，并非中国儒学的简单翻版。作为外来文化的中国儒学思想被吸纳到日本，也必然要经历一个选择和消化的过程。所以，日本儒学和中国儒学虽是同源，但是经过日本本土化的改造，已迥异于前，不可混为一谈。例如，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虽然具有强烈的包容意识和会通精神，但就其外在形式而言又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即使在儒学内部，不同学派也是不断展开论辩，争做正统。而日本儒学基本上能做到各种思想流派共存。从日本早期儒学来看，当时传入的儒家典籍及其注释，既有南朝系统的，也有北朝系统的，而且儒学也能与佛教及日本固有的神祗（神道）和谐共处。
中国佛教在日本经过长期传播、发展以后，与日本传统宗教文化和习俗相结合，逐渐实现民族化、本土化，先后形成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学派：日本天台宗、真言宗（密宗）、净土宗、真宗、时宗和日莲宗。从中国传来的佛教，还与日本古来的神道思想同化、融会，从而产生了“本地垂迹”的思想，即神佛本地下凡论。这一切，都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的本土化、民族化。
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半岛始于公元前2世纪。朝鲜三国时期，儒学、佛教影响很大。在儒学方面，三国都重视《论语》、《孝经》的学习，把它定为儒生的必修课。新罗统一朝鲜半岛，设置国学，还派贵族子弟赴唐朝学习儒学，儒学思想继续得到传播和发展。高丽时期，儒学又有更大发展，儒家经典列为科举考试科目。高丽末期，经安珦等名儒的努力，朱子学从元朝传入，得到广泛传播，并与本地实际相结合，成为政治改革的精神武器。
佛教自朝鲜三国时期由中国传入，经过数百年的传播，发展到高丽王朝时期，佛教空前兴盛，尊佛被定为国策。此时还出现了世界佛教史上都非常著名的典籍《高丽藏》，其中不仅录入了汉译的印度佛经、中国高僧撰写的佛经论著，而且还收集了许多本国僧人的佛教撰述。可见，与在日本一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朝鲜半岛有很大影响，但在传入后也很快与本土文化融合而富于自身特色。
输入日本、朝鲜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经历不断吸收、更生、创新过程并推动各自文明长足进步的同时，又从各个方面和各种渠道“反馈”给中国，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宋代以后更是如此。例如，日本保存了许多中国散佚的典籍，其中就有不少非常珍贵的儒学和佛教文献。这些散佚古籍的回流，使得中国的文化遗产能够失而复得，其价值不容低估。在佛教文化交流方面，唐宋时期，日本有不少高僧来中国讲法。中国佛教在影响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同时，也受到了日本、朝鲜半岛佛教文化的影响。
早在两汉时期，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把中国与欧洲连接起来，此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明朝万历年间，耶稣教士利玛窦来华。以此为标志，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利玛窦主张，应该通过谈论儒家之道来传播天主教义。当时的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看重传自西方而本土稀缺的科技文化，协助利玛窦等人撰写、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著作和学术思想论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不断地迸发出智慧之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
儒学与东亚地区的文化共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昭军
首先感谢日本新潟国际情报大学为我提供这样一次学术交流机会。我报告的题目是“儒学与东亚地区的文化共有”。
进入21世纪，儒学在东亚各国出现热潮。2000年10月开始，韩国国家电视台（KBS）每周播放2小时的《论语》讲座，持续时间达1年之久。主讲人是韩国高丽大学教授金容沃博士。2006年“十一”黄金假日，中国中央电视台连续7天播出专题讲座“于丹《论语》心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据我所知，《论语》也深受日本人的喜爱。2007年，中国学者于丹所著《论语心得》的日文版《论语力》在日本热销。2008年1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会见了来日讲学的于丹教授，并围绕《论语》进行了亲切交谈。这说明，儒家学说在当今东亚诸国有着相近的际遇、共同的表征。不过，儒学为东亚国家所共有，并不是当今信息社会的新现象，而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儒学诞生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春秋时代，但不为中国所专有，朝韩、日本等国也有漫长的儒学发展史。至迟不晚于公元前2世纪，朝鲜半岛已出现能背诵《论语》的学者。公元4世纪初，百济人王仁将《论语》携至日本，揭开日本儒学的历史。历史地看，儒学正是在东亚诸国间的交流与互动中才得以发展。兹举三例。
其一，朝韩对儒学的贡献。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在讨论朱子学时，往往以中国为中心，从而形成了宋代程朱理学到明代阳明心学的单线构图。实际上，朱子学已跃出中国，成为东亚各国封建王朝后期的共有哲学。在中国明代，朱子学衰落，阳明心学成为主帜。与此不同，朱子学在朝鲜并没有衰落，继续推进，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性理学。16世纪后期，朝鲜学者李滉（退溪，1501～1570）等人，大力发展朱子的主敬工夫论，将哲学重心从“天理”转移到“心性”，把人上升到万物主宰的地位。故此有“人间学”之称。李滉的学说是对朱子学说的转换和超越，大大丰富了性理学的内涵，并传入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
其二，日本对儒学内涵的丰富。儒学一经传入，即对日本社会诸多层面产生了广泛影响，并逐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儒学。德川幕府时代，山崎暗斋、藤原惺窝等人将朱子学与神道融会起来，以儒学来解释神道，在日本神道文化史上具有特色。从儒学角度看，他们用儒学的观点解释日本传统的神道，主张神儒调和、神儒合一，认为儒家的尧舜之道与日本的神道其实一样，均在于正人心、怜万民、施慈悲。日本儒学与神道结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判断，他们的神儒调和主张，使原本缺少神学信仰的儒家学说增添了宗教理论色彩，丰富了东亚儒学的形态。
其三，日本儒学对中国的影响。进入清代以后，中国的阳明心学大为衰落，但到清代晚期却出现复兴迹象。阳明心学在中国之所以复兴，恰是受到日本影响。阳明心学对日本参加倒幕维新的志士曾有过较大影响。19世纪40年代，大盐平八郎在大阪发动起义，他的思想就受过阳明学说的影响。倒幕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吉田松阴也从阳明学说中吸取营养。吉田松阴的学生高杉晋作，“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等，也都是阳明学的信奉者。中国学者梁启超、章太炎、宋教仁等认为，日本之所以能走上富强之路，与阳明学有很大关系。于是，也转而重视和提倡阳明学说。
当然，这三个例子不足以概括东亚儒学的全貌，但从中可以看出：经过数千年的流传，孔子及其学说已超越国界，成为东亚各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毋庸回避，东亚儒学有不同的层次和表现形态，甚至各国存在儒学、儒教等不同名称，但综合考量，并非天各一方，而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儒家所提倡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等，已融入东亚各国人民的心中，成为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基石。在全球化浪潮和生态危机的冲击下，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中和位育等儒家智慧，不仅是东亚各国国际交往和文明对话的共有理念，而且是东亚国家贡献给人类世界文明的一笔宝贵财富。
最后，我用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报告，也愿以此与诸位共勉。这句话共十六个字，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回族与中亚、西亚文化的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东平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56个民族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10个，总人口1800万。回族是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现有人口861.2万。回族分布广泛，中国绝大多数的县、市都有回族。
回族是外来的民族成分（中亚、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穆斯林）与中国国内的民族成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与发展对回族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伊斯兰教形成于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初，就有穆斯林从海路来到中国。唐宋时代在中国海外贸易发达的城市，例如广州、泉州等地，生活着大量来自阿拉伯、波斯地区的穆斯林，文献中称之为“蕃商”、“蕃客”。这些穆斯林留居中国，与当地人结婚成家，购置田宅，繁衍生息。唐宋时代来华定居的穆斯林及其后裔被认为是回族的先民。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普传局面出现在蒙元时代，也就是公元13～14世纪。蒙古人的西征，征服了许多伊斯兰地区，大批中亚细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被签发东来，之后又随着蒙古人征服中原地区，灭亡南宋，这些被称为“回回”的穆斯林遍布各地，文献中记载说“回回之人遍天下”。明代继续有周边地区的穆斯林移居中原汉地。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认为回族的形成是在明代。这一时期族群认同加强，汉语成为民族共同语言，在中原地区“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稳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