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她，你离婚不就得了，既然已经打了这么久了？她说离婚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她开始也去找，找了妇联，也就是做做工作而已，因为妇联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或者行政上的权力可以帮助她。她也试图报过警，但是警察来了只说你们这是家务事，以后好好过日子吧，别打了，说完就走了。等于说事实上她已经向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求助过，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她。而且她会因此遭受更为凶狠的暴打，求助一次，第二天打得更狠。在这种环境中，她最后彻底地绝望，根本不再想离开这个男人的事了。后来被打了十多年，她想是不是因为她丈夫经常在村里喝酒，如果把丈夫带到呼和浩特市，他就不喝酒了，也就不打人了。这样才带着她老公去城里打工。当你有这些意识的时候，你就会把事情调查得特别清楚，包括方方面面的心路历程。然后再将这些呈现给观众的时候，他们才能有清晰的意识，才能不产生偏见，不会有为什么她自己不离婚，自己有弱点、该打之类的想法。
在做节目之前，知识储备特别重要，因为可能我们自身就存在很多认识误区。比方说我在没有了解到“受虐妇女综合征”之前，我也在想，这些妇女怎么能忍受老挨打，有两条腿怎么不走，而实际上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远远要复杂。一个女人之所以走到今天，被逼拿刀把自己丈夫杀了，一定是有原因的。你必须做到公正，消除社会上人们认识上的误区，以此为出发点来做这个选题。
还有，我们毕竟是中央台，拍摄对象是被侮辱、被伤害的人群，他们的境遇和社会结构、体制都有深刻的关系。但这个节目不可能做成对社会的控诉，不可能把个人的悲剧推到体制上面。
做记者应该做的事
在宣传方面应该注意的是，尽可能找到社会上的各种团体对她进行帮助，即使找不到，也可以推进这个进程，否则这个个案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很悲惨的。这个女人被暴打了几十年，一怒之下拿一把小刀把丈夫捅死了，被判无期徒刑，剩下两个孤儿在这个社会上漂着，没有人管。这个结局是黯淡的，让人看不到丝毫希望。节目不能让观众有这样的感觉，必须通过媒体的力量推进社会各界对这个女人的救助，电视记录这个进程就是展现社会温情。这样的话节目最后会呈现出来一个光明的色彩，否则这个选题就会被枪毙。所以往往在做这种社会救助类节目时，很大的精力就用来和当地的机构进行沟通。当地的机构肯定会考虑媒体的介入，本来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不管的那些部门，也会关注和帮助这个女人。他们帮助的过程正是媒体要展现的。拍摄下来，跟踪下来，既有进程感，又为片子找到落脚点。
这个案子中，当事人没有律师，通过我们跟妇联沟通，最后找到了两个有法律援助资格的人为她辩护。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这个女人连律师都没有，很悲惨，接下来的命运就只能是无期徒刑。我们找了法院、检察院，了解了一些情况，跟踪审案。在我们的关注之下，最后小李是判三缓五，这是中国家庭暴力杀夫案判得最轻的，中国历史第一次。
所以在做这种选题的时候很有成就感，从某种角度上说，你不仅是在帮助一个人，你还产生了某些社会干预的作用。因为如果有了这样的判例，那么以后再出现这样的家暴杀夫案，在进行判决的时候就有了一些参考判例，就可能得到更多的理解。通过这个案例的判决，北大法律援助中心等许多法律机构都介入进来，他们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刑法，尤其是正在修正过程中的妇女儿童法律，提出新的议案，加强对家庭暴力法律的细化，提出有效的建议。有时候你觉得你做了个很小的节目，无非是一个女的把她丈夫杀了，一个小个案，但是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你的想象，它在推动公共政策的建设，在推动法律的完善方面已经起到了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做选题时就要有意识地关注这一方面。
还有一个选题，有一个女人，在生完小孩17天的时候她丈夫要和她同房，她拒绝了，然后她丈夫拿了把螺丝刀把她的眼睛挖出来了。她丈夫在挖她眼睛的时候还边挖边说一些残忍变态的话，她哀求她的丈夫，可是她丈夫还是很清醒地告诉她，老子把你挖了，老子养着你，然后就把她的眼睛挖掉了。之后这个女人在床上躺了五个小时，血就这么流着。而那个男人把他哥哥——当地派出所的很有权势的人——叫过来，在他们家的楼下商量怎么处理她，商量了五个小时后决定把她送到医院。到医院之后，都不许她告诉家里人，结果她妈妈就住在隔壁村，相距十里地都不知道她的情况。直到这个女人和同病房的人说了眼睛是被丈夫挖的，同病房的人特别生气，实在看不下去了，在同病房的人的指责之下，她丈夫才准许她通知了她家人。她姐姐就在这个城里打工，离这个医院五分钟的路程，都不知道自己的妹妹眼睛被挖了。打了电话才通知她姐姐来。
之后这个女人想诉诸法律控告这个男人，法院立案之后做了一个鉴定，说这个男人是精神病，然后就不予立案。从鉴定这个男人是精神病开始，这个女人就走上了漫漫的上访路。她们家为了治疗她的眼睛，花了很多钱，因为她的眼睛严重影响到她的生活，她也不能去打工。家里把房子卖掉，每个月再返租回来，用多余的钱给她治眼睛，但是钱太少根本治不了。她就拖着这个病眼走上了漫长的上访路。天天去找人，去喊冤，很曲折。
后来，妇联帮了忙，当地的媒体也有介入，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了第二次医疗鉴定。结果出来是间歇性精神失常，最后是赔六万块钱，这个男的在精神病医院服六年刑。保外就医后这个男的基本上就没服刑。男方又说没钱，付不起，一分钱赔偿也没有，这个女人的一生就被毁掉了。
我见到这个女人，是在我们妇女服务网络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她当时在北京上访，通过介绍她跟我在这个会场见面。我听了这个经过，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她反复请求《半边天》采访一下她，说播不播都没关系。我觉得她都已经绝望到一定程度了。后来我们做了这个选题，对她进行了采访。我们发现这个选题还是需要有民众公共机构的推进，就和北大妇女法律援助中心一起，他们免费进行辩护，对这个案子重新提起诉讼，我们就追踪拍摄。之后我们就和当地的法院联系，最后法院专门拨了一笔款子作为赔付款预备金，将六万块赔偿款亲自送到了这个女人家里。武汉一家医院也特别积极地帮助这个女人——这家医院有德国技术，做的义眼和真眼很像——为这个叫夏红艳的女人免费做了手术。
在拍摄过程中，我感觉还是要留意我刚说的几点注意事项：一个是尊重被害人的隐私权，暴力镜头的运用要有限度；还有就是一定要把受害事件的深层原因挖掘出来，把真正的原因表现出来，不要让观众不理解受害人；最后，这个事件要有一个光明的结束，要让人看到希望，否则节目根本没法播。我们有时在思考，这是不是媒体记者该做的呢，我觉得应该。我们涉足了这个案子，实际上参与了这个事情的解决过程。媒体就是社会的公器，在拍摄一些个案的时候，让这些个案沿着社会公平公正的方向去解决，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学做记者要先学会做人
判断一个选题的优劣要看它有没有公共价值，这是一种能力。你还需要了解围绕这个案子的方方面面的理论，要具有相关资讯的掌握能力，以及和社会不同机构打交道的协调能力。你要去推进这个事，就要和法院、检察院打交道，包括政府，你怎么和他们打交道、沟通协调，怎样让事情在媒体的介入下得到公正圆满的解决，以及让观众感到温暖，这些都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具备的能力。节目让人哭、让人感到很惨很容易，让人感到温暖不容易。
相反的，有些记者做得有点糟糕，而且做到这个份上实在让人觉得很遗憾。举一个例子，有个小女孩新月，得了绝症，想去天安门看升旗，因为绝症，眼睛看不见了，他们就做了一次假升旗，在长春一个国际关系学校里面，算是一个善意的骗局。这个事情感动了很多人，当地媒体报道这个事情之后，大家很感动，媒体冲到了医院进行采访，我们也是其中的一拨。这个选题是很温暖的，正好那时需要这样温暖的选题放在“两会”期间播出，而那些比较惨的，涉及社会深层次问题，说不清楚的选题要全部pass。因此我们也成为追星族的一员，冲到了长春去采访这个小女孩。我们进行了很仔细的调查，我问女孩的爸爸，她平时是不是很喜欢五星红旗，她当时怎么和你说的，她爸说我就顺口和记者一说吧。实际上，有些事实的真相和我们看到的不一致，他可能是和记者顺口一说，记者一下子觉得这是个新闻点，而且知道一报道就能够马上成为新闻热点，拿出来一放大马上就能成。
事实上这也确实放大成为引起全国轰动的事。女孩的父亲也处于一种癫狂状态。因为她父亲只是个到城里打工的农民，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是自从消息播出来后，她父亲就成了双枪老太婆，左手一部手机，右手一部手机，电话不停地接受采访，已经被搞晕了。他其实对事实的记忆已经不是很清楚了，处于一种记忆的空白状态，女儿怎么表达想看升国旗的愿望他也记不清了。
有一个医院在得知这个事情后，就强烈要求把小新月接到他们医院接受治疗。而这个事情曝光之前小新月是在家等死，躺在他们家的炕上，没有暖气，没钱治病，极其悲惨。这个医院把他们接去，之后的行径却很可恶。当地的晚报记者到了医院，医院的人跟记者说，昨天的晚报上没提到我们医院的名字呢，那记者说会给你提的，还有这么多天呢，着什么急啊。到了医院之后，我们进行跟拍。我问接我们的人，进去之前要不要换衣服，白大褂什么的，因为病很重的人要隔离细菌什么的，他却说“没事没事，去”。
去看她的时候，我们在北京买了个玩具，但是看到新月躺在病床上，她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我刚到她床前，周围的镁光灯闪成一片，当时的感觉我就是一个作秀的人。但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第二天报纸出来：中央电视台李潘代表《半边天》栏目组去看望新月。报纸又多了一条新闻，那种状态让人特别不舒服。
这只是开始。那天我们一直在医院守着，要记录新月一天的状况，我就在医院待着。那个医院是不设防的，一个重病病人的房间谁都可以进去。一个老太婆从哈尔滨来的，抓住新月妈妈的手说，“我有一个秘方，肯定能治好你女儿的病。”一个重病快死的女孩，没有人真正关心她。刚走了一拨，又来个更大阵容的。说是央视的《星光大道》来慰问她，阿宝、小孩阿尔法和一堆人冲进来，病房站不开了。把其他人都赶出去，他们要慰问。之后开始唱歌、跳舞，而小新月都快要死了，躺在床上。过一会儿解放军叔叔来看新月，三个解放军捧着蛋糕，其中一个说自己今天过生日，要和小新月一起过。解放军刚走，马上又有某某电视台冲进去了，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就是一个凶手，我和他们有什么区别？我不就是其中之一吗？
整整一天小孩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最后我们把人轰出去了，说你们就给人家两个小时安静地吃顿饭，别在耳边制造噪音了。但医院巴不得他们来，医院所有的出发点不是给孩子治好病，而是想引来更多的媒体，制造更大的轰动效应。而所有的媒体不是考虑这孩子能不能治好病，需要什么生存环境，全是为了自己，整整一天在医院上演的一场秀让人极其厌恶。对一个记者来说，呈现出来的这种素质简直令人发指。
到了第二、第三天的时候，北京的几家医院想彻底地把新月的病治好，来接小新月，而当地的两家不同媒体分别找了不同的医院来，所以每天有七八拨专家杀到新月床前，分析能不能治好病，能治好就把她接到北京去。这当然是好事，但最后的结果是，有两家医院都能保证可以治好，要马上把她接到北京去。而这两家医院是分别由两家不同的媒体找来的，哪家医院去治她就意味着请来该医院的这家媒体胜利了，这就开始了疯狂的竞争，甚至大打出手。
到了要去北京的前一天，一家医院说服了新月的爸爸，悄悄地拖着新月往火车站跑，另外一家医院说新月不能坐火车，颠簸可能会影响病情。而前一家医院认为一晚上就到了，没关系。到了火车站，两家媒体开始抢人。在站台上，一家说不要走，一家说马上走，抢了半个多小时，最后还是走了。回来北京我和同事说，北京的治疗我们一概不跟踪了，到此为止吧。不要再加入媒体的狂欢，我自己觉得挺悲哀的。我们怎么都沦落成这样了，为了新闻、为了节目，记者都不择手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