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艺术美学与构建和谐社会断想

■仲呈祥

一

历史进入21世纪，人类共同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21世纪，伴随着文明的演进，理应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缘互补、科学与艺术结缘互补的世纪。一般说来，科学求真，探索和开辟人类认识真理的通道；艺术求美，为人类认识和掌握真理营造氛围。科学主要开发人的左脑，侧重于智商；艺术主要开发人的右脑，侧重于情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亟须培养造就大批左右脑协调发展、智情商全面俱佳的复合型人才——“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构建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这里，主体是人，关键在人，在人对世界的全面、完整、协调、和谐地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愈文明，社会愈进步，人对世界的把握就理应愈全面、愈完整、愈和谐、愈科学。其间，既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哲学的、历史的等多方式的把握，也必不可少地需要有艺术的即审美的方式的把握。这是因为，人之为人，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高级理性情感动物，有着自身独立的精神家园需要坚守。只有通过艺术地即审美地把握世界，即通过艺术美育这种特殊方式，人才能在形象创造和鉴赏中让生命力超越现实生存，体悟深沉而丰富的人性，实现对自由精神和完美境界的追求，从而不断净化灵魂、陶冶情操、升华人格、提高素养。唯其如此，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有两句蕴含哲理的格言：“什么是最智慧的——数”；“什么是最美的——和谐”。前句可视为“科学(数)是最智慧的”，后句可释为“艺术(和谐)是最美的”。他认为“美”就是“和谐和比例”。无独有偶，中国当代美学家周来祥教授也有句名言：“美是和谐”。这正道出了艺术创造美，而美是和谐的妙谛。所以，艺术美学和美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实在是大有可为。

二

1916年，新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就针对当时从西方留学归来的胡适博士提出的“宗教救国”的主张，石破天惊地喊出了“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时代强音。自此，北京大学开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艺术美育的先河，把音乐、美术、戏剧等门类的艺术教育引进了高等学府。美育的主要途径是艺术创作、鉴赏和艺术教育。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广阔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学术背景下培养造就艺术人才，与在浓郁的艺术氛围熏陶下培养造就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人才，两者是和谐互补、相得益彰的。这是既有利于人才的智商、情商全面协调发展，又有利于科学与艺术、大学与社会和谐共进的。只可惜，后来一度的由音乐专科学校而音乐学院、美术专科学校而美术学院、舞蹈专科学校而舞蹈学院、戏剧(曲)专科学校而戏剧(曲)学院，及至于后起的电影学院和广播学院，几乎更是全国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这种各种艺术门类的单科独进、近亲繁殖式的高等艺术教育，尽管在深化艺术各门类的本体研究、培养造就实践性的艺术人才上，显现出独特的优势，但在整个艺术美学的学科建设和培养造就艺术美学、美育的理论人才上，却暴露出明显的不足。这便是：容易囿于本专业领域(如电影的银幕复银幕、镜头接镜头)而于广阔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里那些往往又决定着本专业领域里审美创造的艺术形象的生命力的新鲜思维成果知之甚少。且看，西方一些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如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不都设有如电影学等艺术分院吗？近几年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我国著名大学，也先后恢复重建了艺术门类的学院或系。这些，正是为了人才培养、大学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互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间蕴含着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的统一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样的和谐社会，不仅对大学，而且对整个社会的艺术美学和艺术美育建设，都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同时，也为整个社会的艺术审美创造和鉴赏、批评活动，提供了新的广阔天地。

三

为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这种新的时代要求，艺术美学、美育乃至整个社会的艺术创造、鉴赏、批评活动，都理应遵循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以审美方式为打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营造和谐的人文生态环境、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做出独特的重要贡献。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有句名言：艺术审美的最高境界是哲学。哲学管总，是人类的智慧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科学的智慧学，也是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艺术美学和美育的思维灵魂。须知，艺术美学和美育的一切创新，都根源于哲学层面思维方式的创新。因此，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多元、多变，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碰撞、激荡，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范式正在重构的新的时代背景下，艺术美学和美育要为整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人民团结、社会和谐营造舆论氛围和文化环境，就必须下工夫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吸取借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天人合一”、“协和万邦”、“执其两端取法乎中”等辩证和谐的思维营养，从哲学层面上彻底摒弃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方式，代之以科学发展观所坚持的全面、辩证、发展的思维方式，从而真正做到“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按美的规律和方式”进行艺术创作、鉴赏和批评。具体说来，就是要坚决防止艺术领域里容易出现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不和谐之风——“形而上学猖獗”之风。

例如，从过去一度把艺术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以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的极端，又走向把艺术笼统地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流行过的“题材决定论”的极端，又走向淡化乃至抹煞主旋律的“题材无差别论”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盛行的“高大全”式的伪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又走向“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非英雄主义”创作时尚；从过去一度泛滥的忽视审美化、艺术化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极端，又走向把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当成创作的最高美学追求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把“人性”、“人道主义”列为创作禁区的极端，又走向生搬硬套资产阶级人性论，甚至以呈现“人性恶深度”为“审丑”能事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极端，又走向违背唯物史观、失度讴歌帝王将相历史作用和把才子佳人当成审美表现的主要对象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混淆历史思维与审美思维、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界限的极端，又走向随意解构历史、戏说历史、消费历史的另一极端；……所有这些，都有悖于以审美方式“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宗旨，都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这足以启示我们对艺术美学和美育从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上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一番认真地清理和反思。

四

黑格尔精辟指出：审美具有一种令人解放的功能。在今天，艺术美学和美育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就必须高高举起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旗帜。

共同的理想信念是维系和谐社会的精神纽带，共同的文化精神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共同的审美理想则是营造艺术生态和谐环境的思想灵魂。社会主义的审美理想，就是要坚持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成一切审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提升人的精神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当成一切艺术创作和鉴赏的宗旨。这就要求艺术家坚持“二为”和“双百”方针，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既善于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宝库中汲取精华，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既立足本国，又放眼世界，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着力表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着力表现人民的大情大义和人间的亲情真情，创作出丰富多彩的具有强烈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倡导和谐理念、讴歌真善美的优秀作品。在审美领域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主张和媚俗低俗倾向，反对形形色色的破坏安定和谐、宣扬假恶丑、消解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败坏人民审美情趣和鉴赏修养的艺术活动。

如果说， 19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在极大地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由于资源的失度开采，给人类留下了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某种程度破坏的后患；那么， 20世纪中期开始的信息革命，再次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但也越来越呈现出它对人类人文生态环境某些方面的破坏。勿庸讳言，当今中国广大群众最主要的文化生活方式便是看电视。除了新闻、体育节目外，艺术节目是电视播出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艺术严重影响着十余亿观众的审美情趣，诚不为过。某些电视台片面追求收视率，其艺术节目和主持人文化品位不高、艺术格调太低：或让神韵、意象这些优秀传统艺术的灵魂，让位于五光十色、唯美主义的视听奇观；或让荧屏上的技术和荧屏后的权利，成为了艺术的主角和主宰；或让“明星绯闻”、“多角恋情”、“欲望呈现”、“戏说瞎编”、“感官刺激”充斥荧屏，令节目日益快餐化、庸俗化、油滑化，甚至放弃了社会主义荧屏必须坚守的人文精神、道德伦理的底线；……此种媚俗低俗之风，大有蔓延之势，导向“娱乐至死”，害莫大焉！

从艺术美学角度看，一个亟须澄清的误解是：误把观众视听感官的一时快感，当成了艺术创作理应追求的美感。艺术当然要给受众以快感，绕过快感就成了说教，那不是艺术；但仅仅止于快感，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活动；精湛的艺术，必然通过快感，达于受众心灵，令受众获得认识上的启迪、灵魂的净化，求得人自身与外界的和谐，最终由快感而升华为美感。感性的过度快感势必造成精神理性的钝化和痛感，无节制的感官刺激势必造成艺术审美的不和谐。这正是“美是和谐”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再从艺术美育的角度看，要有效遏制媚俗低俗之风，还必须匡正对收视率和观赏性的片面认识和盲目追求，从而科学地认识、清醒地追求收视率和观赏性。理性思维上的失之毫厘，往往造成实践行为上的谬以千里。所谓收视率和观赏性，乃是接受美学范畴的概念。它们虽然与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有一定联系，但主要都取决于受众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作品与受众发生关系时的历史条件、文化环境和审美空间的一种综合效应。它们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譬如，《孔子》这部电视剧，在山东大学师生那里，颇受欢迎，认为极有观赏性，收视率很高；但在北京某建筑工地民工那里，播放5分钟后便人去场空，认为没有观赏性，收视率很低。《茶馆》这部话剧，上世纪50年代演出，阶级斗争为纲，“一化三改造”刚结束，台上烧了纸钱，被认定“为资本家招魂”，打成“毒草”送入冷宫；新时期重演此剧，幕布一启，主演于是之台上一站，尚未开口，掌声雷动，誉为“全身皆戏，连十个指头都浸透了文化”，于是成了传世之作。同一部作品，当评委时正襟危坐、专心致志着，与回家和朋友一边聊天一边看，那效果肯定大相径庭。

所以，还是马克思讲得高明：听音乐需要有会听音乐的耳朵，欣赏艺术要有懂得艺术的观众。什么范畴的课题理应主要放在什么范畴里求得解决，并同时关注到它同其他范畴里相关课题的联系，这才符合科学发展观。因此，要科学解决好收视率和观赏性课题，主要有两条：一是培养提高观众的审美修养和鉴赏能力；二是努力净化观众的人文生态环境。倘忽视这两条，而误把它们主要推给创作者在创作美学范畴里去解决，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势必造成创作者迁就和顺应受众群体鉴赏心理中尚存的那部分落后的东西；而被强化了的这种落后的东西又势必反过来刺激创作者盲目追求收视率，生产格调和品位更低下的作品——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之间不和谐的“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便由此产生，媚俗低俗之风便顺势蔓延，不和谐的杂音噪音也便趁势嚣叫起来。此中教训，极为深刻，值得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