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30年代的工人阶级生活，一种“富足充实的生活”，一种令人怀念和向往的生活。然而，霍加特的浪漫情调遭到了格雷姆·特纳的批评——他很好地描述了自己年轻时代文化领域构成的复杂性，然而他忽视了当代工人阶级青年“富足充实的文化生活”的复杂性，对于这种文化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他更是闭口不谈。二战后的50年代，早期“活生生的”文化正在消失，代替的是一种新兴的大众文化，霍加特称之为“堕落的文化”。霍加特批评了当时的流行音乐、美国电视节目、浪漫小说和廉价杂志，指出了这些文化产品为迎合受众心理而带有的低俗化倾向，质疑了色情、暴力小说的真正价值之所在。例如，广播和电视中的肥皂剧不厌其烦地播出庸俗的、普通的事件，报纸漫画总是刊登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因此一切大众文化都是浅薄的、枯燥的，没有了过去的生机和活力。大众出版物的目的就是“把读者锁定在被动接受的水平上，以便于读者不会提出问题，只能欣然接受出版物的内容，不思变革”。因此，大众出版物为了确保读者满意，刊登的内容大同小异，这就是所谓的“一致”和“统一”。随着出版物销售量的上升，读者中阶级的倾向性已经不再鲜明，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接触同样的出版物，而且工人阶级读者人数剧增。然而，他们接触文化产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关心国家大事或提高自身素质，而是为了得到谈资，从而在群体聊天中能够受人瞩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情愿地收听、收看节目：当你在参加某种集体活动时，不论这种活动是多么的机械化，你也会因为和别人在一起而感到温暖……人们收听无线广播节目，并不是因为节目本身是有趣的，而是当与别人一起工作时，“为你提供谈资”。同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每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无聊的节目。尽管当时英国文化群体的数量增加了，然而这并不能代表这个群体积极活跃在文化领域。他们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
他们眼睛盯着电视，而大脑和神经却在其他什么地方神游，他们渐渐失去了思考的兴趣和辨别能力，只能做别人所做、想别人所想，成为思想的寄生虫。因为他们相信，“1000万，或1300万读者或听众是不会出错的”。
在创作《文化的用途》过程中，霍加特显然受到了利维斯的影响。
早在二战之前，利维斯及其他文学批评家就开始研究广告、通俗小说等大众文化。由于自身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的原因，利维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批评大众文化缺乏“道德的严肃性”和“审美价值”。霍加特对文化产品的分析方法和文化观念的认识借鉴了利维斯的观点，然而不同的是，霍加特出身于工人阶级，对工人阶级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利维斯把17世纪看做理想社会，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是堕落的；相反，霍加特认为二战后50年代堕落的、时髦的大众娱乐文化正在侵蚀、淹没二战前30年代淳朴的工人阶级文化。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霍加特与利维斯主义的决裂。他不仅看到了大众文化的庸俗和堕落，也能体察到工人阶级潜在的创造文化的力量。在这一点上，霍加特与传统的利维斯主义截然不同，因而被称为“左倾利维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文化的用途》也成为“左倾利维斯主义”的代表作。
《文化的用途》不仅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工人阶级文化，而且用文学分析的方法分析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该著作一经出版立即在英国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响。随着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该著作更是被推崇为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霍加特作为“左倾利维斯主义”的代表人物，自觉站在平民的立场上，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经历为依据，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工人阶级生活的生动画面，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工人阶级文化提供了“活生生的”资料。他对30年代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化满怀向往，对5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生活和受美国大众文化侵蚀的流行文化充满失望，并对这种流行文化对工人阶级大众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影响进行了论述。霍加特在《文化的用途》中表达了自己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极大关注，此外，对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文本分析方法的应用也为伯明翰学派后期的受众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尤其是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使用为莫利、霍布森、布朗斯顿等人的受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第三节整体的文化观念与民主的传播体制
英国文化思想家雷蒙·威廉斯一生致力于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政治研究和传播研究，曾经被誉为“英语世界中最具权威、最言行一致、最有原创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英国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思想家”，“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知识分子与文化行动主义者”。雷蒙·威廉斯（1921～1988）1921年生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的小城班蒂（Pandy）。和霍加特一样，威廉斯也来自于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8岁的时候，他有幸获得奖学金进入著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修文学。期间，他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参加了“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投身于学生运动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在英军装甲师任坦克连上尉。1944年底，他又回到剑桥大学，继续攻读文学，并获得该校文学硕士学位。1946年，威廉斯来到牛津，开始从事成人教育工作；1947年至1948年，曾担任颇有影响的左派杂志《政治与文学》（Politics and Letters）的主编。1969年，威廉斯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74年担任剑桥大学戏剧讲座教授（剑桥建校后设立的第一个戏剧教授席位），1988年逝世。
威廉斯一生著作颇丰，作品范围涉及政治学、文学、文化理论、传播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享有小说家、戏剧家、文学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等多种美誉。威廉斯早期的作品主要关注文化领域、文学领域和戏剧领域，如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和《漫长的革命》都出自这一时期。在成名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作者探讨了从18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中叶英国文学界和思想界颇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作品及其对文化研究的贡献。威廉斯描述了英国文化和社会的变迁史，提出文化形式的发展变化是工业主义发展的结果这一观点，从而奠定了威廉斯文学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在此期间，威廉斯逐渐摆脱利维斯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思想观念。该著作一经出版，立刻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学者一致以为，威廉斯在著述《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颠覆了传统上对文化的社会和历史的思考方式”。
《漫长的革命》是英国文化主义发展中的里程碑，该著作的名称代表了伴随着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发生的文化革命。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倡议大家关注大众出版业的发展以及阅读公众的增长状况，并通过追溯“文化”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讨论了如何对文化加以界定和分析的问题，以及这一问题对文化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的重要性。该著作标示了威廉斯与利维斯和艾略特文化传统的彻底决裂，对后来的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文化与社会：1780～1950》和《漫长的革命》这两部著作开创了文化研究的先河，从而奠定了威廉斯在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在《传播》（communications，1962）这本小册子中，威廉斯讨论了社会变革、文化民主以及传播体制等方面的问题。《传播》1962年首次出版，之后1966年再版，1976年第三次出版，先后被译为丹麦语和西班牙语。
能够代表威廉斯文学理论成就的作品除了《文化与社会：1780～1950》之外，还有《现代悲剧》（Modern Tragedy，1958）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作者强调了“文化物质主义”的观点，介绍了文化物质主义的理论体系，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凝缩，显示了重新构想整个领域的雄心”，从而对文化唯物论做出“最清楚的表述”。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作者首先选取了文化、语言、文学、意识形态四个关键词，通过把这些概念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进行描述，考察了这些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当中的运用，进而揭示了历史的演变和学术史的变迁。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以基础与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力、惯例、典型化与同构、霸权等主要概念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要素，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和“被决定性”提出质疑，对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进行批判。同时作者对自己在不同时期提出的感觉结构、文化社会学等概念进行回顾，探讨自己对这些概念新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作者强调了文化唯物论的观点：“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
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1974）中，威廉斯提出了“流程”（flow）的概念，为电视文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电视：科技和文化形式》已经先后被译为意大利语、朝鲜语、瑞典语和汉语。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 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1977）一书中，威廉斯对“文化”、“经验”、“感觉”、“霸权”等词汇进行了充分的考证，并把“文化”称为“最复杂的词汇之一”，还对历史上对“文化”的定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提出了自己对“文化”的理解。此外，威廉斯还追溯了“物质（matter）”和“物质主义（materialism）”的历史演变和文化渊源，探讨了霍尔巴赫、马克思、恩格斯对“物质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等概念的贡献。除此之外，威廉斯的作品还包括《文化》（Culture，1980）、《文化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Culture，1983）、《迈向2000年》（Towards 2000，1983）等。威廉斯一生涉猎广泛、著作颇丰，因而许多人认为他首先应该是一个“作家”。
一、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
威廉斯一生主要关注英国的文学、文化和传播研究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的早期阶段，通过对文化观念的研究、对传播制度的思考，威廉斯提出了许多颇具见地的观点。
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中，威廉斯考察了40位英国著名的思想家、作家的作品、思想及其对文化一词的理解，并论述了他们对文化观念的形成所做出的贡献。然而威廉斯关注的焦点并非这些作家的作品本身，而是作品所反映的文化观念及其演变过程。
他通过对1780～1950年间英国文学、哲学和社会的描述，重点论述了“工业”、“民主”、“阶级”、“艺术”和“文化”几个重要词汇的演变历程。威廉斯认为：
它们的用法在关键时期发生变化，是我们对共同生活所持的特殊看法普遍改变的见证：即对我们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机构的看法，对设立这些机构所要体现的目的的看法，以及对我们的学习、教育、艺术活动与这些机构和目的的关系的看法。威廉斯的这种文化研究方法代表了他早期的文化观念，即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威廉斯提到，由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变迁，“工业”、“民主”、“阶级”，特别是“艺术”几个词的变化带来了“文化”一词含义的发展变化。“文化”一词的原意指的是“培养自然的成长”，后来演变为“人类训练的过程”。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文化”一词通常指代“某种事物的文化”，并具备了四层含义，即“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和“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在这些含义当中，显然威廉斯更喜欢最后一种“整个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威廉斯抛弃了狭义的文化观念，并与英国的“文化与文明传统”决裂。
其实，早在威廉斯之前，许多理论家就曾经对文化这一词汇进行界定。陆扬和王毅在《文化研究导论》中对文化的定义进行总结，并将其归纳为九种不同的基本类型，即“哲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心理的、历史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生态学的和生物学的”。英国著名文艺评论家托马斯·艾略特（1888-1965）曾经这样描述文化，“生活在某一地区的某一民族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体现在他们的艺术、他们的社会制度、他们的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宗教当中”。萧俊明对艾略特的文化观念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艾略特所说的文化其实是一种共有的文化。但是，这种共同文化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其中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