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提出以后迅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了对该理论进行验证，伯明翰学派的莫利、布朗斯顿和霍布森等人随后对广播和电视节目的受众进行了一系列的民族志研究。这些研究工作论证并发展了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验证了受众解码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进一步奠定了伯明翰学派在受众研究中的地位。伯明翰学派的民族志受众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受众研究的典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处于动荡不安中，学生运动、工人罢工、种族冲突、民族分裂、阶级分化等现象层出不穷，这种社会状况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和受众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亚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为受众研究提供了新命题，因此在这一时期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重点关注了受众的阶级、种族、民族、年龄、教育程度、文化状况等社会语境对解读模式的影响。本章首先从多样性解读的受众研究的生成语境着手，介绍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及其对理论的促成作用和基础作用。
以莫利、布朗斯顿和霍布森等人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志受众研究，如莫利对《全国新闻》的受众研究（民族志受众研究的尝试）、霍布森对广播节目和肥皂剧节目的女性受众研究（民族志受众研究的发展），以及莫利对“家庭电视”的受众研究（民族志受众研究的高潮）。上述研究证明了受众解码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验证了霍尔解码理论的适用性，表明了伯明翰学派民族志受众研究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使该学派的受众研究形成了自身特色。
同时，莫利在对“家庭电视”的受众调查和霍布森对肥皂剧和广播节目的受众调查中，对女性受众的媒介接受方法、方式和过程进行了调查和访问，并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对女性受众在媒介接受中所遭遇的性别歧视进行了揭露，从而对世界女权主义受众研究和女权主义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节多样性解读受众研究的生成语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国家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和不安，如学潮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种族冲突、民族分裂等，英国这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未能幸免，而且其遭受打击的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其他西方国家。本节将通过对六七十年代英国社会状况和学术思潮的探讨，揭示伯明翰学派多样性解读的受众理论得以形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语境，从而指明该理论形成的必然性。
一、政治背景：阶级分化、种族冲突、女权运动
（一）阶级分化依然存在
英国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阶级层次历来就很鲜明。阿瑟·马威克曾经这样描述英国的阶级状况：“战后的英国社会现实不能仅仅用阶级来解释，但是，如果不研究阶级，就肯定不能充分理解阶级的社会现实。”虽然在如何划分阶级界限的问题上，存在很多分歧意见，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阶级基本上按照职业来划分，可分为高级和一般行政管理人员、检查和监督等非体力劳动者、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这些人中包括了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在经历了战后经济的发展和福利政策的实施之后，在阶级问题上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工人阶级人数的减少和中产阶级人数的上升。虽然在英国阶级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起来，但阶级的区分依然会长久存在，阶级之间的斗争和冲突也没有消亡。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的衰退和失业率的增加，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更加突出。
在经济方面，形势日益恶化。在1971年至1974年间，单在制造业方面，就业人数就减少了2.2%；在1974年和1977年间，又减少了6.1%。虽然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都收效甚微。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失业率逐年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1970年，英国失业人数为就业人数的2.6%，随后这个数字逐渐增加。1971年，失业率为3.5%；1972年，这个数字又有所上升，为3.8%；虽然在1973年和1974年有所下降，但是到了1975年，这个数字又上升到了4.1%；1976年和1977年，这个数字还在上升，分别为5.7%和6.2%；直到1980年，失业率一直维持逐渐升高的趋势。
随着失业率的上升，社会动荡不断加剧。各种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对阶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然而，对于阶级的构成和阶级的划分，向来没有统一的标准。一个中产阶级人士可能有工人阶级背景；有些人取得上层阶级地位凭借的是家族的势力，另一些人可能依靠自己的奋斗而跻身于银行家、工业家的行列。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比较优越，但是离权力阶层还是很远。但是，如果中产阶级联合起来，也会对社会局势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工人阶级通过工会活动，也对权势阶层施加压力，促使于本阶层有利的各种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总之，在70年代，英国阶级之间的区分还会存在，但是上层阶级与上层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与上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再鲜明。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状况的受众在接受文化产品时，能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完全与阶级、职业、教育程度等因素有关，对此，莫利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讨论。
（二）种族冲突愈演愈烈
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民族、种族问题愈演愈烈。自从爱尔兰共和国于1937年宣布独立以后，北爱尔兰问题就成为英国政治上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在60年代末期，暴力冲突和恐怖活动不断出现。英国派军队进驻北爱尔兰，但是宗教和政治冲突愈演愈烈。
1971年，北爱尔兰因暴力冲突死亡173人，此后冲突规模不断升级，死亡人数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1974年，爱尔兰共和军用炸弹袭击伦敦市民，造成一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惨剧。同年，爱尔兰共和军制造的酒店爆炸事件致使7人死亡；在发生于伯明翰的酒店大屠杀事件中，有2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1974年7月，在伦敦红狮广场发生了第45起死亡事件。时至今日，北爱尔兰问题仍然困扰着英国政府。
英国历来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尤其在二战后，英国政府由于劳动力短缺而鼓励移民进入英国。因此，加勒比海地区、印度次大陆等英联邦国家的公民大量进入英国，从事体力劳动。1948年6月，492名牙买加移民乘坐轮船来到英国，带来了第一次英国移民的浪潮；1953年，又有2000名西印度群岛黑人进入英国；1955年起，大批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移民来到英国。1967年，又出现了肯尼亚人移居英国的浪潮。移民的增加一方面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种族骚乱和民族冲突埋下了祸根。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以及其他外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难以得到英国本地人的接受和认可，因此他们备受歧视。英国的白人和少数民族之间也缺少必要的沟通和融合。这种分化的状况不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
同时，英国社会对少数民族在就业、教育、住房等方面仍然存在歧视现象。因此种族之间的冲突至今仍然存在。长期以来，这些问题成为困扰英国政府的大事。
（三）女权主义运动高涨
顾名思义，“女权主义”的含义就是为女性伸张正义，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英文单词“Feminism”也可译作“女性主义”，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女权主义”更侧重于权利，即得到与男性平等的参政权、同工同酬权、就业权、话语权等；“女性主义”更侧重于以女性的视角为出发点处理问题。因此，从一开始，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最早的女权主义著作是由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于1972年完成的《为女权辩护》。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主张确立女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19世纪中叶，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伴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而逐步展开。当时的女权主义者要求女性在经济、教育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运动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组织阶段，主要是一些小规模的活动。“三八国际妇女节”就诞生在这一时期。早期的女权主义运动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对以后的女权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女权主义组织各自为战，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激进的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流派。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的影响，女权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其影响逐渐从西方蔓延到世界各地。
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凯特·米莱特（Kate Millet）、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芭芭拉·布里斯（Barbaba Burris）等人把男权制看做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提倡女性应该团结起来为反抗压迫而斗争。凯特·米莱特在哥伦比亚读大学时期正值动乱的60年代，她思想活跃，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她的博士论文的修订版《性政治》成为女权主义的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她指出了人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自然性别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是无法改变的，而社会性别则是父权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所在。约瑟芬·多诺万（Josephine Donovan）把这种观点与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相提并论，并称之为“父权制意识形态”：“父权制意识形态即大男子主义，它制约着女人，使她们为男性服务并接受为男性服务的角色”。米莱特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充斥于文化的每个角落，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的每个方面——甚至是最私人化的生活”。此外，凯瑟琳·麦金农在文章《色情图文描述，公民权利与言说》中，批判色情图文暗含着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她认为色情图文是一种政治上的实践，表现了男性的统治支配和女性的被迫屈从，是性属不平等的表现。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强调女性的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认为女性有权实现自我，女人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代表人物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著作《女性的奥秘》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该著作的目的是为了唤醒那些满足于做贤妻良母的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上层的家庭妇女。当时，这些家务女性整天待在家里忙于各种家务劳动，并把家务劳动看做自己生活的全部。
《女性的奥秘》揭示了这些女性生活的空虚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疾病。贝蒂·弗里丹呼吁大家为争取女性的权利而斗争。她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走出家庭，融入劳工队伍，参与社会活动，回归社会，她指出只有当大批女性出现在社会的各个行业、各种场合中时，社会才会进步。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运动为女性争得了一定的权力，如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就业的权利以及参政权等。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是由制度本身造成的，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平等有关。英国的女权主义者提出了“有偿家务”的概念，即要求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应该得到政府的津贴，这样，女性才会认识到家务劳动的重要性，认识到家务劳动和社会工作一样，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有意义的活动。尽管这一主张遭到了其他女权主义者的反对，但是，该主张从物质层面关注了女性受压迫的社会现实，注重解决女性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JulietMitchel）在《女性：最长久的革命》、《女性等级》、《精神分析与女权主义》等作品中，用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女性的状况。她认为，生产和生育、性生活、子女的社会化方面的历史变化等因素决定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只有通过改变这些因素，才能最终实现女性的解放。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英国社会动荡不安。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了全社会对人自身的关注，对女性、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关注。伯明翰学派的媒介研究也对此颇为关注，实现了从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向传播对象的转移。他们重点关注受众的阶级、种族、民族、性别、职业及其对接受媒介产品所产生的影响，如安吉拉·默克罗比、夏洛特·布朗斯顿和多若希·霍布森对女性受众的调查，戴维·莫利对受众的阶级、种族及其收视语境与受众文本解读之间关系的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