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美颐
妇女生孩子，是人类本身的再生产，也是一件关乎母子生命、健康的大事。分娩与接生方式的改革，不仅是医学发展的追求，也是生育革命的重要内容。近代以来，以科学的方法分娩与接生的实现，有力的保护了妇女的身心健康，冲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育制度。新法接生从西方引进，中华民国时期，在推广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中起了积极推动作用的，一方面是教会医院和民间的有识之士，另一方面则是政府机构。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制定相关法规、培养新式助产士、设立相应卫生行政机构、尝试建立妇幼保健网络等一系列措施，颇见成效，解放区也在条件允许情况下，积极开展了新法接生的普及工作。新法接生得以在全国一定范围内迅速推广。
一、传统接生方法
我国传统的中医学很重视妇科和产科，在接生方面，总结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技术与验方。汉代以来陆续出现了诸如《妇人婴儿方》、《张仲景疗妇人方》、《生产符义》、《唐千顷大生要旨》、《傅山女科.又产后编》等产科专著。清代又出现了亟斋居士的产科名著《达生篇》，这部通俗论著所总结的接生方法，在民间一直被广泛采用。传统的接生过程，为了保证产妇顺产，通常方法是让孕妇第十个月开始服用各种“滑胎药”，如丹参膏、甘草散、保生丸、达生汤等。针对分娩，《达生篇》等专著总结出了让产妇“睡、忍痛、慢临盆”的六字要诀。对于难产，一些产科专著，如唐代的《产宝》、宋代的《十产论》等，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其中肩产式转胎手法、脐带绕颈处理手法等，与后来西医的手法有近似之处，以兔脑入药的“催生丹”，与西医注射催产素的思路相近，中医特有的治疗手段针灸，也被运用到了产科。民间流传的催生、促产的土方、土办法则更多。
毋庸讳言，传统的中医产科有比较大的局限。首先是夹杂了不少封建迷信的东西，如附会阴阳五行之说，认为“人处三才之间，禀五行之气，阳施阴化，故令有子。”从五行的刑杀害克派生出不少生育禁忌，特别是对临产时产妇的位置、姿势做出了规定，要求“产时坐臥产处，须顺四时之气。”产妇常被置于恶劣环境，并被要求坐着生，对产妇与新生儿造成很大危害。另一要害问题是，直接从事接生的产婆医术水平参差不齐，相当多的不够资格。由于男性中医一般不直接从事接生，女郎中又极少，妇女生孩子只能请接生婆，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有自己接生的。
接生婆亦称“收生姥姥”、“吉祥姥姥”、“老娘”，旧称“稳婆”，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三姑六婆”之一。绝大多数接生婆没有经过培训，靠的是口耳相传的经验，对中医妇产科的知识知之不多。只有少数有经验的产婆，能够处理各种难产，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尊敬，男医生所撰写的有关产科的述论，基本也是参照了这类产婆的经验。清初，扬州一位王氏接生婆因技术高超闻名一方，自设“收生堂”，60岁时还再版了《达生篇》。嘉兴也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产婆阿凤，远近生育人家“必延之至”，并以收生致富。但是，大多数产婆的接生方法夹杂着大量不卫生、不科学的方法和习惯。旧法接生的最大缺陷在于对消毒缺乏必要的认识和基本手段，常会引起产妇的产褥热等疾病。特别是遇到难产，没有相应的技术，有的因袭旧法生硬拉扯，甚至用称钩子钩，有的求神弄鬼借助巫术，造成产妇和婴儿的大量死亡。生孩子成了妇女的生死“鬼门关”。正因为如此，在社会舆论中，接生婆总是以刻板的负面形象出现，“这些产婆与其它职业妇女被描写为坏女人，但是这个形象与她们真正的社会角色与形象是有一段距离的。”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大公报》记者对一个从业14年的接生婆进行了采访，这些人的状况与传统接生方法可见一斑。描述中，她“穿着洋缎的袄裤，扎着腿，头上戴着一朵大红花，髺上插着一双银挖耳”，是当时接生婆的典型打扮。记者询问她的接生方法哪里学来时，回答是：“以前我的母亲在乡下做接生婆，所以我懂得一点”。记者又问遇到难产怎么办，她回答：“我们有一定的秘密的药方”，“我自己不识字”，但哪种药方治哪种病记得很清楚。若“产妇晕血，只须用铁称锤放在醋里烧热以后，送到产妇的鼻子旁边，熏一忽儿”；若婴儿一双手先下来，就拿一点盐放在婴儿左手上，婴儿自然会把手缩回去；遇到坐蔳生（臀部先下），则“不用什么手法，佛祖爷自然会保佑着生下来”。可以看出，这些做法对于产妇特别是难产的产妇，很难有生命安全可言。
一些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还流行着置女性生死于不顾的生育陋俗。如，有的地方禁止在家中生孩子，临产妇女被要求搬到家外或村外，或搬到灶间、牲口棚；有的地方禁止在床上生产，产妇要移到地上，铺垫的只是些稻草、灶灰、黄土。这些习俗，隐藏着很多不卫生、不安全因素，极易对产妇与新生儿造成危害。旧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高出生率一直伴随着高死亡率，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此。据统计，1935年全国每年生产数约为1200万，产妇因生产死亡约为21.76万人，死亡率为千分之五；婴儿死亡310.16万人，死亡率为千分之二百五十。中国最早的女医学博士杨崇瑞20年代对北京郊区和河北农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产妇死亡率为15曤、婴儿死亡率为200曤，数字相当惊人。这些都说明，旧的接生方法与生育习俗急需进行改革。
二、近代西方产科医学的引进
19世纪下半叶，西医产科在“所有重要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不仅借鉴了其他研究领域的许多新成果与新技术，而且融进了现代人文新理念。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是抗菌法及无菌法普遍推广。产科抗菌之父加里格斯，最早在纽约产科医院“把产妇隔离”，“实行病房通风，使用消毒的手术衣帽，在接产室内使用二氯化汞溶液消毒。”这一措施使一向流行的产褥热有了明显减少。其次是氯仿和醚等麻醉剂在产科临床的广泛应用，产钳使用方法的研究成功，机械性扩张子宫引产术的出现，内外手法胎儿倒转术进一步完善，剖腹产术死亡率的大幅度降低，此外，还包括产科机构组织的建立等。西医产科出现了系列性变革，还对产科医生和护士的职责作了区分，规定医生主要进行接生及外科手术，特别是难产手术，助产士则必须掌握接生的基本知识和技术，如清洁消毒、助产、脐带切除、产妇看护、婴儿护理等。西医为保护母婴提供的新手段和新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接生方法相比，显然更具科学性和安全性，这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近代西方产科学和新法接生技术的传入，是一件造福于广大中国妇女的大事情。最早把西医妇产科知识和技术传入中国的是西方传教士，他们的主要方法是译介、示范、培训等，为此，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开办医院。1844年，伦敦基督教会在上海设立仁济医院，始设妇产科。1887年，上海教会设立的普善医局开始用西法接生，此后各地教会医院用新法接生者日渐增多。至民国时期，仅基督教在华设立的几十所医院中专门的妇产科医院就有6所，如天津的妇婴医院、福建霞浦的基督教女医院、吉林朝阳的基督教妇科医院、苏州的妇孺医院、浙江嘉定的仁济男女医院、成都的妇孺医院等，其他综合性医院多数也开有妇产科门诊，为妇女治病和接生。我们可以从一份北平协和医院的“婴儿出生记录”，看一看新法接生的大致情况。这份档案记载道：“黎昔非小孩，头胎，于1934年12月24日下午3时50分自然分娩。婴儿一生下来就啼哭。脐带打结并剪断，用1%的硝酸银滴双眼，两分钟后用生理盐水洗眼。量身高，称体重及取足印，婴儿送往育婴室时状况良好。”西方医学在帮助破除生育的迷信观念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在长沙的雅礼医院，传教士医生胡美给一位富商妻子治愈了多年的不育症，引得许多无子育龄妇女到该院求治。妇女到庙中求子时，有的僧侣甚至也会说“如果不行，就去看看洋医生。”
第二件事是培养中国的妇产科医生和助产士，进行正规的助产训练，医院和医学院校为两种培养途径。早期教会医院承担了教授中国学生的工作，清末民初著名的女医生、妇女活动家张竹君，就出自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夏葛女医学堂。教会创办的一些医科院校尤其是女子医科院校，则成批招收女学生。如北京协和女子医学校、广州赫盖脱女子医学专门学校等。教会办的一般护士学校或医院开办的护士班，往往兼带培养助产士。1906年，梅因医生在杭州创办了看护妇养成所，为正式的助产士训练学校。1911年，长沙雅礼医院的美国籍护士尼娜.盖奇创立了湘雅护医学校，设有护士和助产士两个专业，也是较早培养职业助产士的学校之一。此外，教会还通过派遣留学生，培养从事妇幼卫生工作的高级人才。清末，在教会资助下赴美进入医科大学学习的金雅妹、何金英、石美玉、康爱德四人，回国后大都成了妇产科名医，她们创办和主持的天津妇女医院、福州妇孺医院、九江妇幼医院，都是民初很有名气的医院。
西方传教士做的第三件事，是译介西医妇产科书籍。晚清已有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人合译的《妇婴新说》、《胎产举要》、《产科图说》、《西医产科新法》等，先后在中国出版发行。
教会和传教士的这些作为，虽然有其宗教或宗教以外的目的，但是在推广近代妇产科科学和促进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无论从知识和人才的准备，还是从提供医学发展的物质基础来说，其效果都是十分明显的。
三、民国时期新法接生的推广
严格意义的公共卫生事业，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新兴社会事业，它把对人的关注提到了相对重要的地位。这一事业在中国从诞生起，就存在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如何改革传统生育观念、生育制度、生育旧俗，以保护女性。民国期间，由于妇幼保健被列为公共卫生的重要内容，因此开始为政府所重视，其中一专项内容便是推广新法接生。南京国民政府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新法接生得以迅速推广，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在发展公共卫生事业方面最成功、最见成效的一项工作。
1.助产士的管理纳入卫生行政范畴
民国时期，在创建卫生行政设施的过程中，助产士被明确列入了管理系统，分属3个系列。一是纳入最高卫生行政机构的管辖。北洋政府时期，曾先后于内务部或卫生部下设卫生司，助产士归其主管。1931年，卫生部改为卫生署并隶属于内政部，卫生署下设总务、医政、保健三科，助产士资格及业务审定与监督归属于医政科。二是由研究机构参与管理与培训，这里是指1932年成立的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该处除了主持卫生实验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创办，还负责卫生专门人才的训练，其中就包括助产士。其工作范围涉及9个系列，“妇婴卫生系”是其中一项，涉及各项妇婴机关、组织、研究设施的创设。三是设立“全国助产教育委员会”为专门主管机构。1929年在杨崇瑞博士等人倡议下，卫生部与教育部联合设立该委员会，负责培训和管理助产士。新法接生事宜，在卫生行政机构的创设与改革过程中，通过对助产士的管理，被纳入了各级行政管辖之列。从此，新法接生人员的培训、资格审定与监督，有了组织保障，为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生育方法的革命提供了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