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谭庆辉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它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是外国传教士，后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它进行过介绍。由于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兼爱、平等、大同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加上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战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影响，五四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其中科学社会主义一枝独秀，成了不少知识分子的信仰和理想追求。1921年潘公展在《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一文中写道：“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合，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后来因国共合作的破裂，以及国民党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知识界的社会主义的潮流曾一度走向低落。然而进入30年代初，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又高涨起来，借用胡适晚年的话说，谈论社会主义，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在30年代初成了一种时髦。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研究较多，也较深入，对五四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也有不少研究，而对30年代初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则很少涉及，迄今为止，还没有专门的论文、著作出现。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30年代初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表现和特点作一历史考察，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一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深陷经济、政治、信仰灾难的深渊，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在危机中日益沉沦；几乎同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创造了“孤岛繁荣”的奇迹，社会主义的魅力迅速彰显；在危机的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华经济掠夺，日本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机徒然增加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出路。这三者构成了三十年代初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主要原因。
（一）资本主义吸引力在经济危机中不断沉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所构筑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暂时协调了各战胜国的利益，国际关系相对稳定，资本主义世界从而出现了短时间的繁荣期，其中美国发展尤其迅速，一跃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转的轴心。因此，柯立芝总统1928年底离职前在给国会的告别咨文中满怀豪情地写道：“全国可以满意地看看现在，乐观地展望将来。”可是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出现了股票暴跌狂潮。这一天被称为“黑色的星期二”。纽约股市的崩盘以悲剧的方式宣告了“永久繁荣”梦想的破灭和资本主义世界灾难的开始。危机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深受其害。危机期间资本主义工业、农业、商业、金融等行业全面萧条。据统计，从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缩减了1/3多，世界贸易额削减近2/3，失业工人达3000多万，数百万小农破产，无业人口颠沛流离，生活困苦。危机给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倒退了几十年，只有二十世纪初的水平。“总之，现今经济恐慌，已将资本主义的经济退后二十五年了。目下的经济状况，已和一九曫曫年相差不远，这是无待于说明了”。尽管各资本主义国家为应付危机疲于奔命，殚精竭虑。一面力行微观的经济调控，一面致力宏观的理论模式的变革，然而经济危机却日益严重。危机不但重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使其陷入绝境。同时也使资本主义深陷政治危机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大大动摇。
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恶化，资本主义以往的吸引力在不断沉沦。许多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疑虑乃至否定，资本主义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1）对资本主义前途的疑虑。危机的日益恶化，资本主义久困其中而束手无策，这让世人对资本主义能否继续存在产生疑虑。“代替着一九二八年末柯立芝的夸大的乐观论而出现于一九三二年末者，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将来的深刻的怀疑”。对于经济危机，“各国之政治家如再不设法解决，求一出路，则现存之制度，颠覆堪虞矣”。（2）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失去了以往的热情。经济危机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的“热心全变成冰冷了”，“对于民主政治的信仰，是已经死亡了”，“现在还有人愿为议会制度而捐躯吗”？（3）对资本主义前途的否定。这时资本主义制度到了“末日”，趋于“死亡”之类的言论日见于报端。“此等恐慌的怒涛激荡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今日世界的前途可以说已步到四边临空的悬崖了”。人们普遍感觉到“资本主义随着恐慌的狂潮，已一天一天走入没落的途中，美国如此，其他欧洲各国与日本都如此。‘资本主义的末日！’这凄惨的呼声已响彻全球了”。就连英国大文豪萧伯纳也表达过此类的观点。他访苏返英途经柏林时曾对新闻记者郑重地说：“如果你在那个地方见过布尔希维克是什么东西。那末你一定能觉得资本主义快要灭亡了”。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在经济危机的加深中不断沉沦。
（二）社会主义魅力随着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日益彰显。在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危机的同时，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却正在顺利地开展为期五年的经济建设运动，即苏联的“一五计划”。该计划从1928年开始到1932年结束，只用了四年零三个月就提前完成，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共新建了1500多个有现代技术装备的工业企业，并投入生产。拖拉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化学工业、机床制造业、现代农业机械制造业以及其他许多工业部门都建立起来了，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体系，向工业化的道路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1932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同1913年相比增加近2倍，重工业产值则超过1913年3倍多。“一五计划”实施前，苏联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技术陈旧落后，几乎没有汽车、拖拉机、飞机和机械制造业，没有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1925～1927年间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57.9%，农村人口占80%以上，工业人数只占人口总数的14.8%。然而五年计划实施后，苏联的工业、农业、社会生活、文教事业、国际地位等方面都有极大的改观。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这被视为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
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令世人震惊，立即引起了时人的密切关注，世人把目光聚集到这个苏维埃的国度上。有关苏联的言论占据了书报杂志的大量篇幅，苏联建设成就、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迅速为世人所了解。据中国的报刊报道或转载，一些国家还派出考察团到苏联进行深入考察，学习经验。他们到了苏联后大都深深被苏联人民的工作热情、政府官员的领导才能、工人的工作效率及巨大的建设成就所感动。美国奥斯丁建筑公司总经理十分佩服苏联官员的能力和奉献精神，访苏回国后很有感触地说，苏联官员虽然月薪不高，都乐于奉献，且能力极强，凭他们的能力，若在美国“可得十倍的薪俸”，“苏俄虽然用的是委员制，但是他们的决断和执行，却比美国实业家还要敏捷”。他对五年计划赞不绝口，说它“的确是一个很伟大的计划”。另一名美国人艾迪博士，他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俄国革命后，先后四次去过苏俄。他在《苏俄的真相》一书中写道：“没有别的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的要藉着自己的统计，又用了全副精神去供给人民的需要。并且要使国家的经济，在生产与消费方面的各部分，都能和人民的需要相适合。”苏联人民火热的工作热情深深感染了前来访问、游历的外国人，“一般国民燃烧着的工作热情，使我们外国人看了真是触目惊心。……触目惊心的是苏联许多大的建设的事业慢慢把美国在世界上‘最大’‘第一’的地位压倒了。触目惊心的是美国陷入经济恐慌的深渊，而苏联已经开始走上经济的蜜月。”
同样，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自然也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密切关注。一时间，知识界出现了一股“苏联热”。那时，以苏联为主题的报刊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如1930年《俄罗斯研究》月刊创刊，1931年10月《苏俄评论》月刊创刊，1934年《中国与苏俄》创刊。《读书杂志》3卷7期设“统制经济”特辑（1933.9.1），《申报月刊》2卷8号设“苏联研究”专题。就连一向保守，以“无偏无党”为宗旨的《申报》也刊登了许多有关苏联的文章，并于1932年1月25日开始在“专论”一栏中连载了数篇《苏联论》。恪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训条的《大公报》也大谈苏联，且把《苏联五年计划成功史》誉为“记者不可不读”之书。《东方杂志》、《益世报》、《时事月报》、《独立评论》、《国际》、《国闻周报》、《生活周刊》等影响较大的报刊杂志均刊登了关于苏联的专论。30年代初几乎没有哪种刊物不谈苏联，谈苏联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时尚。这些文章内容丰富，详尽地叙述了苏联的历史变迁、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国防运动、生产建设、经济动向、农工现状、教育事业、婚姻家庭、文体娱乐等等。大到国家方针大计，小至百姓生活点滴，无一不见诸笔端，无一不引起人们的兴趣。以苏联为题材的书籍报刊这时占领了很大一部分图书市场。依据《申报月刊》第2卷7号末页“申报丛书”栏上的新书信息统计。由《申报月刊》社出版的12种书籍中，关于兵器的2种，关于日本的5种，关于苏联的也是5种。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苏俄，还有不少人到苏俄进行实地考察，并将他们在苏俄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写成旅行记或随笔，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曹谷冰的《苏俄视察记》、蒋廷黻的《欧游随笔》、丁文江的《苏俄旅行记》等。这游记和随笔出版或在报刊上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1932年2月13日，天津《大公报》上登出了这样一份声明，“爱读《苏俄视察记》者注意：市面发现伪翻版，奉告诸君勿上当。本书为本报记者曹谷冰先生于二十年（1931年）三月奉社命赴俄考察，历时五月，所撰对于苏俄五年计划过程中之工业生产、国防军备以视察之所得，忠实记述。……初版一万部，未经出书即已售罄，预约当即，赶印再版一万五千部亦经售完，当经翻印三版。因销数畅旺，近来北平等处忽发现伪翻版，书本印刷恶劣，错误滋多，图画漏略，纸张极坏，除究查外特此广告。”这些游记和随笔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彰显了社会主义的诱人魅力，激起了世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而中国知识界出现的这股“苏联热”，无形中点燃了时人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从而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
（三）民族危机的加深促使人们去寻找新的出路。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加强了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掠夺，甚至是赤裸裸的武力入侵。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方大市场，危机爆发后中国自然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转嫁危机的对象，美、英等加强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投资，日本则直接采取武装入侵，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富庶的东北，并将战火烧到上海。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疯狂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成立“日满经济圈”，将东三省置于其直接掌控之下。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徒然加剧，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知识界对中国危难局势深为忧虑，急切盼望找到一条摆脱困境、复兴民族的出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危舟将倾，惟求共济，愿国人有以教之”！“国际间政治经济之关系，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中国处此楚歌四面之下，其将何以自存！”不少知识分子认为西方社会“真正的病根乃是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此一生产方式的特征就是生产手段的私有性和生产本身的社会性”。“一般明了资本主义罪恶的人”，“一定是不主张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国力蒸蒸日上的苏联，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来挽救民族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