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缺少学理上的建树。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想体现了明显的学理化趋势。甘蛰仙在1922年曾指出，所谓思想的学理化就是思想“受科学的洗礼”。“把科学的精神，明明白白告给大众，总觉是近四年思想界的最大特色”。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以新文化运动为载体得以传播的，而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就是科学与民主。因此，逻辑上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想自然带有深厚的学理色彩。事实亦是如此。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追随者与反对者展开了几次激烈的论争，如“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无政府主义之争”等，社会主义者对反对者的诘难均一一作了学理上的回答。这些论争把社会主义思潮一浪接一浪地推向高涨。当时进入论战的流派非常庞杂，有实用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流派。三次论战的论文共计151篇，参加论争的人数达90人之多（“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相关论文为56篇，论者30人；有关“社会主义论战”论文为37篇，论者23人；“无政府主义论争”的论文有58篇，论者37人）。社会主义追随者从学理上对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含义、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目的、社会主义实施条件、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分配制、社会主义人生观、社会主义家庭观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与自由、平等关系等理论均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李大钊早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对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的血肉联系作了初步阐述，指出这三者“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在与“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李大钊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予以尖锐的批评，坚持了中国问题应“根本解决”的革命主张。李达在“社会主义论战”中对社会主义的目的作了简洁的解释，他说：“社会主义简单说起来，就是救经济上的不平均的主义。”蔡和森在批评无政府主义时说，“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客观的，必然的”。他们不但牢牢抓住了社会主义这一革命理论武器，而且渐渐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尽管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解读与诠释显得有些青涩、稚嫩，但他们显然已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丰富的内涵与广袤的外延。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内涵到外延的发展，体现了由理论到实践的渐进。因此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而且体现了重要的学理价值。
相比之下，30年代初知识界谈论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虽然不少，但真正像李大钊等人那样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并不多，他们只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失望和对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赞赏而谈论或主张社会主义的，加上30年代初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挽救民族危亡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首要任务，因此，很少有人在此基础上思考社会主义的学理问题。所以与五四时期比较，30年代初期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学理上就显得非常的浅显。1933年初《东方杂志》“新年梦想”142篇征文中，虽然有20多篇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诉求，但几乎没有一人从学理的层面对社会主义加以阐述，只是一味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地位。同年7月《申报月刊》的“现代化论战”26篇征文中，虽有14篇明确表达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向往，但所有的作者都未能对社会主义展开充分的学理论证。
诚然，“计划经济”在30年代初确实牵引了世人的心弦。“‘经济统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现在变成了时代的标语，世界议论的洪水了……皆鼎沸于论坛，酿成一般经济学教授不在讲坛上纵谈‘经济统制’就不足以显其本色的样子”。社会主义的谈论者和主张者对计划经济进行孜孜不倦的解读、诠释本无可厚非，因为他们的目的在于倡导中国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道路以挽救民族危亡。然而他们漂浮于“计划经济”的洪流之上，纠缠于“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之间，忽视了对社会主义的理性解读，把计划经济看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包治中国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这显然是对计划经济的误解：一方面这是对计划经济功能的误解。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一样，只是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中国社会的病并不是这一剂药方可以治愈的，他们犯了经济运行机制万能论的毛病。另一方面是对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两者关系的误解。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不带有社会性质。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有市场经济。经济运行机制不是区分社会性质的标尺。
产生上述误解的原因在于：一、他们对计划经济缺乏系统的分析，对其广泛性和实践基础缺乏深入的研究，对实施计划经济的艰巨性认识不足，亦未找到实现它的现实力量；另外，此时计划经济的概念也是非常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统一的标准，多是浮于表面的争论。他们只看到计划经济在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淡化了苏俄人民为之所作的长时间的准备，未能认识到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实际上是长期的渐进过程。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经济政策历经几次演变，先后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和“计划经济政策”几个发展阶段。从革命的成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苏俄人民已整整准备了11年，奠定了进行大规模建设的物质基础。且在十月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比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充分，兼有政治上的独立优势。和苏俄不同，此时的中国不仅民族不独立，国民经济也非常落后，到1937年，大陆居民平均每100万人只有11英里的铁路，每3万人共一辆货车，每5万人才有一辆公共汽车。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谈何容易。二、他们对计划经济的热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计划经济风行一时的非理性反应。当时曾有人指出：“近来美国许多资本家、社会主义家的种种统制计划，和欧西人民的理论研讨，都是几年来经济衰落的反响。在我们中国，这个时髦名词，忽然的几月之间，这样风起云涌的，我疑是欧美海风带过来的余波，碰着顽石，激成大浪”，而不是对苏俄计划经济进行认真深入地研究后得出的结果。3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的谈论者和主张者缺乏对计划经济精深的思考，对其本质、实施条件、优缺点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他们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把资本主义等同于自由经济。事实上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都是经济运行方式，与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不足。计划经济具有事先性、整体性、宏观性和自觉性等特点，它的长处在于，能够进行经济预测，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在宏观上规划和控制资源配置，进行总量控制、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合理布局。但也有不足之处，即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难以适应，信息滞后，易于产生计划脱离实际，浪费资源，效率低、效益差等缺陷。自由经济具有事后性、微观性、自发性、灵活性等特点。其长处是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让生产者在市场中自然完成优胜劣汰。但它对经济总量平衡和大的结构调整却无能为力，对垄断性行业和损人利己的经济活动也缺乏有力的制约，这是它的致命弱点。由于此时计划经济的优势因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得到彰显，其不足被慷慨地忽略了。自由经济的弱点则因经济危机的日益深重而凸显，其长处被苛刻地打了折扣。因而他们把本来不带有社会性质的经济调节手段看成是社会制度范畴内的东西，否定了资本主义实施计划手段的可能，对资本主义自身的调节能力缺乏应有的客观认识，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预测，还是社会主义光明前途的乐观，都带有理想的主观色彩。
由于忽视了对社会主义的理性解读，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了起来，因此和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追随者不同，30年代的社会主义谈论者和主张者在思考社会主义时涉及较多的是生产与分配的问题，而对于社会主义与人生观、社会主义与家庭、社会主义与人的发展关系等则很少有人涉及。罗吟圃算是30年代初谈论社会主义的佼佼者，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仅限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自由。他说：“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含义是废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尤其是主张社会大众应该握住国民经济的最大高权，如土地、铁路、矿产、银行等。社会主义并不是绝对地劫夺个人的自由，而是主张个人要自由，应该在以社会全体的自由为前提的范畴内。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人才得享受自由，但在社会主义里面，真正的自由却是人人得享受的。”这种对自由的理解显然没能超过五四时期前辈们。五四时期陈独秀就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是资本家“自由虐待劳动者”，造就的是“自由的资本阶级”，劳动阶级的枷锁镣铐是“自由主义将他带（戴）上的”。“德谟克拉西到（倒）成了资产阶级护身符”。李大钊则在《自由与秩序》中说：“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正因为缺少五四时期那样的理论建树，所以五四时期诞生了一大批社会主义的思想明星，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等人，而3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思想明星则寥寥无几。
[作者简介：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谭庆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