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与激进保守主义主张在尊重传统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现代化。自由主义者主张温和、理性的变革，主张渐进地推进现代化。基于渐进的思路，胡适谈文学，主张“改良”而不赞成“革命”；谈政治，主张解决具体“问题”而反对谈“主义”、谈根本解决。1919年，他在所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里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
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1929年，他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中，提出“五鬼乱中华”的说法，试图以打倒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个大仇敌取代反帝反封建的激进话语，明确反对暴力革命。他说：“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激进主义主张激进的思想革命与激烈的政治革命。如陈独秀倡导过“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等，主张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推崇法国大革命和俄罗斯革命，到五四运动发生后，更是倡导“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此后“政治革命”话语更是取代了思想启蒙的话语成为其主流话语。在渐进与激进这个问题上，保守主义的情况有些特别。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他们在守护民族文化这点上是共同的，但在政治取向上，有的赞成激进革命论如章太炎；有的持自由主义的温和立场如张君劢、陈寅恪；有的持相当保守甚至是倒退的立场如孔教派。
三大思潮的现代化观在其他方面还有歧异，如在现代化的动力问题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更多地寄希望于精英阶层、寄希望于社会中上层，激进主义寄希望于广大民众、寄希望于草根阶层，由是激进主义有着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所难以企及的社会动员力与社会实践性，等等。
三大思潮在现代化模式的寻求、现代性诉求的表达上区隔为以下三种类型：
1.保守的现代性诉求——儒家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东亚现代化模式）。主张现代性要从传统中发展出来，注重传统与现代的接续，强调儒家传统回应当今挑战实现现代转换；注重以民族性话语表达现代性诉求，倡言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主张多种现代化模式与多重现代性，宣传“儒家资本主义”模式；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政治取向上激进、渐进有别。杜维明对“儒家资本主义”进行过较多的阐述，他认为如同新教伦理是古典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马列思想是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儒家伦理是东亚“新兴资本主义”的支撑系统，是现代性中的传统。
2.温和的现代性诉求——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凸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对立，主张“全盘接受”、“一心一意接受”西方现代性；强调全球化趋势，倾向于以西方文明作为现代文明、世界文明的标准；主张现代化的一元发展，将西方现代性作为现代化向全球扩张的唯一模式；主张温和、理性、谨慎的现代化变革。胡适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中按照美国现代化模式提出中国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卫生行政。“普遍繁荣的”包括安定的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的安全交通，公道的经济制度，公共的救济事业。“文明的”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现代的”包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备等等。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党派以政纲的形式提出“拿苏联的经济民主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来创造中国型的民主”。
3.激进的现代性诉求——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激烈批判传统，认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历史进步性，更进一步接纳反思与批判西方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重视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结合，重视现代化思想与运动的“民族形式”、“中国特色”；主张世界的多样性、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主张激进的革命手段与诉诸民众。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所阐述的人民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大经济纲领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展示了实现激进型现代性的路线图。
三
我们再从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坐标上简略地看一下三大思潮现代性诉求的区隔。
现代化、现代性绝非是单一的过程，绝非是十全十美的美丽神话，而是一种阳光与阴暗、成功与缺失、进步与代价并存的曲折进程与复杂状态。因此，对现代化的批评、对现代性的质疑是与现代化进程相伴生的。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按照一部分学者的理解，现代化、现代性是起源于西方然后传播向全球的，它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或者干脆说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化、现代性即资本主义性；后现代化、后现代性是有别于现代化、现代性的一种思路，后现代就是后资本主义、后现代性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超越。佩里.安德森在《后现代性的来源》一书中提到，后来在1950年左右中国革命刚刚成功时，有一位美国诗人提出了一个主张：20世纪的上半叶是现代，下半叶就是后现代；后现代的动力不是西方，而是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这样一来，批判、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西方现代性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看成是现代化、现代性的多元发展，也可以看成是后现代化、后现代性的一种视角。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西方文明的质疑可以说是以“前现代”的美好凸现现代文明的弊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说是从“后现代”的视角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检讨。
文化保守主义是洞察现代文明弊端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西方文明的弊端较为充分地暴露在对其充满向往的中国人面前。如梁启超于1918年底赴欧，亲眼目睹了西方文明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后即宣扬科学已经破产、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转而主张以中国文化拯救西方。现代文明梦幻神话的破灭，使保守主义者转而返观与回望昔日的、正在渐行渐远的美好，而以往日田园牧歌的悠扬贬低现代文明的紧张不安。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就谈到了其有关现代的西方有些方面其实不如前现代的东方：“西洋近百年来的经济变迁，表面非常富丽，而骨子里其人苦痛甚深；中国人就没有受著。虽然中国人的车不如西洋人的车，中国人的船不如西洋人的船……中国人的一切起居享用都不如西洋人，而中国人在物质上所享受的幸福，实在倒比西洋人多。盖我们的幸福乐趣，在我们能享受的一面，而不在所享受的东西上——穿锦绣的未必便愉快，穿破布的或许很乐；中国人以其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有一点就享受一点，而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近世西方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这是十九世纪以来暴露不可掩的事实”。
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提及了国人从保守立场出发对现代化的批评：几乎现代化的每一步都会受到指指点点，“工业化已破坏了人们的家庭生活并使他们放弃了祖先崇拜。现代学校教育使中国书法成为一种失传的艺术。课本用白话文，使学生不能用古人作文了。小学生不再背诵孔子的经书……”还有一位来中国游历的哲学家坐滑竿翻越一座崎岖小山，舒适地听到抬滑竿的唱着好听的歌，于是在想：“像中国人这样的人力驮兽在担负沉重苦役时仍保持唱歌之乐，这远比现代工厂的工人为自己的命鸣不平要强得多”。保守主义多站在前现代的立场批评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将文化保守主义定位为反现代化思潮是合适的；但这只是强调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并存、强调传统并非与现代性毫无关联的陈迹，从这一角度看它仍是现代性思潮。
同样是基于现代化负面因素的反思，激进主义却是从后资本主义、后现代的立场批评西方现代性、批评资本主义文明。孙中山表明了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但要避免其弊端的立场，对西方现代性的消极面多有反思。1905年，他在比利时访问第二国际时就表示，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次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指出欧美资本主义并不完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如前所述，毛泽东表明了“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它的发展”的基本态度，又批评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少数人所得而私”与“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等。后来毛泽东更激进地批评资本主义，试图避免现代化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赞许资本主义而又主张绕过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接纳现代性而又批评现代性、认同现代性而又超越现代性、追寻现代性而又重写现代性，是激进主义思潮的重要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对资本主义的疑惧具有普遍性，即使是将西方资本主义看成现代性的唯一而加以大力提倡的自由主义者对其也是有所保留的。他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矛盾与危机有所洞察与批判。严复在早期倾心西化时，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已有认识，他在《原强》一文中指出：西洋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则以京垓载计”。“夫贫富不均如此，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国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进一步看清了西方现代性的另一面，得出了“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的结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除了严复明确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外，在其他人身上是很缺乏的，反而主张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经济民主，市场经济在自由主义思潮中处在缺位的状态，就是对西方现代性持怀疑态度的反映。
揭示现代化、现代性的两面性，揭示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与现代性的多重性，是合理的，因此，反现代化思潮与超越现代性的思想有其深刻之处。但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所说的“落后”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故建构与创新现代化发展模式、接纳与拓展现代性是必由之路，但现代化、现代性的推进需与以往的人类文明成果包括本土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更多的对话。
[作者简介：俞祖华，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赵慧峰，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