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晓红
科举停废百年之际，有论者以惋惜之情追缅这一历时千余年，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影响至为深远的制度，甚至责怪当年的决策者操之过急。其实，科举改革取向的争议，尤其是学堂与科举关系，并非一开始就采取彻底否定科举的方式，恰恰相反，自道光中叶至新政初期（1842—1905），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议改科举的主流，多以保存科举为主旨，在此前提下，以将新增实学科目纳于科举考试体制为基本方向。换言之，当时人们的初衷并非停废科举，而是经过充实调整改造，兼容实学乃至西学，使之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形势。
甲午战前，尽管西学传入中国已近半个世纪，官办的新式学堂也有30多年历史，但在人才培养与选拔方面，西学只是作为科举的附属，是科举选才的补充形式。道光至光绪四朝，清统治集团内部先后至少有18个以上的科举改革方案正式奏呈朝廷，为最高执政者所知，并多次谕令部院大臣、礼部、总理衙门或政务处议复。这些方案的共同点，是强调学以致用，增加实科，将西学纳入科举之中，以老树嫁接新枝的方法，吸取西学之长，广开取士纳贤之途，激发科举制的活力，让科举这棵千年老树重现生机，发挥应有的效用。
由议改科举到立停科举的60多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变化的不同阶段，追溯各种议改科举方案出现的背景，考察不同文本的内涵及持论者的本意，了解朝野上下的态度和未能实行的语境，无疑有利于加深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与制度改革的曲折性、艰巨性的认识。尤其是开经济特科后，科举仍然未能有效地以增开科目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由此深入历史本相，对科举停废可有了解之同情。
一、变常科与开特科
科举考试按内容与类别，大致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两者虽均以选拔人才为目的，但常科系指固定时间、固定科目的考试，包括岁试、院试、乡试、会试；制科则是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各地保荐或推荐，时间与科目不固定的考试。唐代常科内容丰富，科目包括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诸科，制科亦名目繁多，有贤良方正、博学通艺等数十种。清乾隆官修史书已承认本朝科举有程式单一化趋向，常科仅留进士一科，制科虽有孝廉方正与博学鸿词等科，但数十年难开一科。“汉以后凡天子特诏曰制举，又曰制科是也”，因制科“系奉特旨举行，与常行科目不同”，故俗以特科称之。鸦片战后朝野议改科举，正是从试图扩展科举考试的科目设置开始，其主要方向即为变常科与开特科。
目前可以查实的晚清第一份议改科举奏章，应是1842年两广总督祁贡所呈《请推广文武科试疏》，其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祁贡自称，其议改科举的动机，缘于对国家危难之时人才奇缺的切身感受。他于1841年临危受命，作为新任总督来到战事未停的广州。道光帝谕旨，特许其在所属文武官员中，对“才能出众、民心爱戴、洞悉夷情、深通韬略”者，可“不拘资格，即行奏请升调”。但留心查访的结果竟然是：“广东文武各官，凡久于其任者，均尚可熟悉夷情，而深通韬略者实难其选，已将无员可保”。大为吃惊之余，他开始对科举取士的方式进行检讨，并以亡羊补牢的心态，思考与探寻科举改革的方法。祁贡向朝廷提出：“似宜于奉行成法之中，微寓变通考选之制”，所提供的两个方案，一是调整科举考试的部分内容，即在乡试的第三场，定策问五道题目，内容包括博通史鉴、精熟韬钤、制器通算、阴阳占候、熟谙舆图，以扩大所有考生的知识面。二是仿唐宋科举广设科目，“将博通史鉴等五门分为五科，特诏举行”，无论现任或退休的大小文武职官、军民人等，准以所业，由地方官分报送督抚考校，咨明吏部、兵部调取入京考试，其确有才能者可奏请引见，分别酌用。祁贡的本意是恢复唐宋时期科举广纳贤才的传统，通过多设科目变更取才标准等方式，大力扩展所有考生的求知取向，尤其是注重有俾时事的实用学问，改变仅以八股词章取士之习，同时拓宽人才录用的途径，鼓励和选拔专才。然而，祁贡的建议，更多是按照战争期间对人才需要的感受来设计科举改革的内容，对清廷而言，战事结束后，求才尤其是能够应急的专才的迫切性有所减弱，而在如何操作的层面，尚缺乏详细设计，所以主持科举事宜的礼部以“事多窒碍”为由奏驳。
祁贡依据时势变动，首倡变更常科考试内容及通过特科增广科目的思路，引起朝野一定程度的关注，成为咸同光三朝议改科举的嚆矢。咸丰元年（1851年），王茂荫在《敬筹振兴人才以济实用疏》中引用祁的奏章，并表示：“议虽未行，论者多谓切中时务，实足拔取真才。应请敕令部臣检录原奏进呈，恭候圣裁”。同治元年（1862年），贡生黎庶昌遵循祁议改科举的思路提出：求才“不可以例限”，应“扫除一切文法，仿汉代求贤之意，参之以司马光十科之议，责诸臣以求贤”，“谘以时务，兼举实行，而又广科目以待之”。可惜再次遭到礼部议驳。
谙熟官场之道的湖广总督官文，知道制度变革并非易事，“军兴以来，论者多患科举之弊，请变通之法，于是有开特科、举人才诸议”，但屡遭罢斥，所以独辟蹊径地提出：“臣愚以为今日访求人材，与其别设特科，何如就优贡旧章核实选举，务取乡党，无间名望咸优”。他认为，优贡选拔“岁久成俗”，各地大多敷衍应付，只要各省督抚认真访求“通晓韬钤之士”，推荐给朝廷，将优贡朝考仿拔贡在殿廷考试，分别予以出身并擢用授职，即“无烦特科而皆能得士矣”。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能否收效，大可疑问。
优贡选拔数额毕竟有限，与常科内增广科目或开设特科以号召天下，表示朝廷鼓励人才的趋向，其作用与意义不可同日而语。而在筑堤练兵，建设海防之时，数学等专才需求及实用学问的普及日显重要。伴随着同治中兴的出现，以制夷为目标的“师夷”之学，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870年10月（同治九年九月），闽浙总督英桂与船政大臣沈葆桢等附片奏请特开算学一科，礼部复议，以朝官中无人对此有研究，无法应付出题等为由，再次否决增开科举新科的提案，并以“康熙年间，杨光先与汤若望赌测日影于午门，九卿无一知其法者”为据，认为若开算学科，“将不独应试者人数不敷，即主考者亦恐骤难其选。至若定以程式，又必开剽窃等弊而无济于用。”礼部援引成例，表示：自道光以来增开实科的多个议案，“均经臣部以事多窒碍奏驳，均奉旨允准在案，所有该督等奏特开算学一科，应毋庸议。”作为补救之法，礼部提出：对学习算法者，虽不设科考试授予出身之路，但允许有此类特长者通过保举形式得到录用擢拔，且此类人才仍可参加乡会试，所考内容则与其他应试者无异。其本系正途出身兼通是学者，即如该督等所请，别加优异，以示殊荣。若有资质明敏、愿学算法者，统归国子监算学照章学习。无论举贡生监及大员子弟，均准录取。其各省学政考试，仍一体录送科场，不阻其上进之路。“总期由成法而得其变化，即末艺而溯其本原，仰副朝廷造就人才之意。如此多设其途，较之特开一科，尤觉鼓励奋兴，不至以实求而以名应，庶算学不难日益精密矣。”礼部显然担心特开一科会导致士子舍成法弃本原，使人心浮动。
礼部议驳，也有不得已之苦衷。科举以文句辞章取士，已有固定程式。既然清廷长期以文章取才，官员多为习文出身和晋升者，而科举出题、阅卷者均有一定资格要求，倘若增开算学，朝官之中确实难以寻觅出题与阅卷之人。同治四年奕訢奏报同文馆学生考试外文的情况，多少可以反映类似困难：“因洋文非臣等所习，特饬总税务司赫德与各馆外国教习会同阅看，分别名次高下。……因再行复试，由臣等密出汉话条字，按名交该学生等令其翻成外国言语，隔座向外国教习侍讲，再令外国教习将学生言语译汉写明，两相核对。”同文馆重资聘用西人教习，语言考试出题阅卷尚如此麻烦，倘若设置特科，科举出身的朝官能胜任出题者几无其人，请西人参与出题则势必招致物议。
除了操作困难外，同治年间西学往往还被视为旁门左道。同治六年同文馆奏设天文算学专科，为减少压力，奏请入学者均须正途科甲出身，即使如此，仍遭非议责难，尽管有同治帝的支持，反对势力终未得逞，但上下纷争，负面影响难以消除，倘在被视为“抡才大典”的科举中增设科目，其阻力可想而知，同治年间增开科目的议论终究难以付诸实施。
作为折衷的方案，同治六年四月，崇实上折提出：应准许各省举荐有算学与机器之学特长之人，咨送总理衙门，“简派精于数学之大员详加核试，”不用设馆授业，对确有才能者直接给予奖励和破格任用。这一办法虽蕴含奖励和任用人才之意，却缺少提倡普及并使之常规化的规划。更为重要的是，科举不能接纳实学或西学，兴办新式学堂的努力也往往事倍功半。由于同文馆章程规定，在馆学习三年通过考试者，可作为翻译生员监生，准其一体乡试，一些同文馆学生被科举正途光环所吸引，无心向学而专注于准备参加乡试，同治十年十月，两广总督瑞麟等奏：“该生等虽仍在馆肄业，然皆专意汉文，冀图乡试文理平通，以为期满保举府经、县丞、防御地步，志安小就，不思愤强，致将西文荒忽，未能精深，殊失设立同文馆之意。”
二、纳洋学于科目
随洋务新政推行，西学与实学逐渐融会。1875年，薛福成、李鸿章、沈葆桢相继奏请按宋司马光议设十科之意，设洋学局及开特科以招纳贤才。薛氏强调：“求之既早，斯用之不穷，彼士大夫见闻习熟，亦可转移风气，不务空谈，功名之路开，奇杰之才出矣”。然而，此议很快遭到攻击，该年4月3日，大理寺少卿王家壁奏折附片：“今欲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向洋学，试问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足以御敌乎？”“慎重科目以养明大义之人才，毋令佥壬之徒巧为尝试，斯为国家之福。”尽管时隔不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在议奏中为李鸿章、沈葆桢辩护，宣称：“请开洋学及请设特科，原与科目并行不悖，并非以洋学变科目”，但在颇受争议的情况下，为避免冲突，减缓压力，总署仍只得暂停增科之议，期待将来各项洋务成效显著，阻力消弭之时，再考虑增设新科。所谓“惟查现在情形，洋学特科，尚非仓猝所能举行。……将来出使各国之人，著有成效，中外臣工皆知其有益于国家，则于设学、设科之举必且众论交孚，不至再有异议矣。奏入报可”。
李鸿章、沈葆桢等所倡改科举、设特科被罢议七年后，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朝臣先后继续建议增设科目，奖励实学。1882年1月31日，侍郎宝廷于福建乡试后奏报：一些注重时务和算学兵事的生员，确有才学，且有著作和新器发明，仅因考试之文不出色，未能中式，令人惋惜。他提出：“明年会试，多士云集，可否榜前特开一科，以算学考试，愿应者赴部呈明，拔其尤者破格录用，既可得有用之材，即藉以开风气。不数年天下当增无限通晓算学之人，又何患制造推测不及外国哉？”相隔三天，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启泰奏陈海防时也提出：“目今学额太滥，士习日卑，变通科举之制既有所难，可否特设一科，专取博通掌故，练达时务之士，无论举贡、生监皆准赴考，试以有用之学，由督抚考定优等，咨送总理衙门，题请朝考引见，发往沿海各省委用，自较孝廉方正暨优贡、拔贡等项为有实际。武试亦可别设水师一科。”与前此不同的是，宝廷与陈启泰所奏设算学和时务特科，明确申明其考试内容应为算学和时务“有用之学”，不仅与平常科举考试迥异，且放弃了在常科内增设新科的设想，再次尝试以特科的形式寻求包容实学与西学的出路。但所奏如泥牛入海。
1884年7月11日，光绪谕令将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请特开艺学科以储人才折，著大学士、六部九卿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左宗棠为此专门拟具说帖，对艺科的设置提出了具体操作办法，考试内容的设置，“大约艺事以语言、文字、制造三者为要，能通中西语言文字，则能兼中西之长，旁推交通，自成日新盛业”。至于录取比例，则以十取二三为宜。然而，保守势力对此坚决抵制，翰林院侍读王邦玺、御史唐椿森先后奏艺学开科流弊，不宜设科。议设与不设两种主张各持一端，针锋相对，清廷只好谕令大学士、六部九卿等一并妥议。会议结果采取平衡折衷方案，“不必别立科目，致涉纷歧”，“潘衍桐、方汝绍特请开艺学、实学科之处，均著毋庸置议。”考虑到不能设科鼓励实学，招材纳贤仍多不便，决定今后对“精于西法之人”，要因时制宜，切实保荐，“在京著各大臣保送同文馆考试；在外著各该督抚收入机器局当差；其无机器局省分，分别咨送南北洋大臣”。即虽不给予科举出身之便利，但却可通过保举途径使人才得到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