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音像档案馆的构建
早于1898年电影诞生之初，活动电影机技师波雷斯拉瓦·马绍斯基就在《历史的新资料》中提议，为了“记录有趣的材料……普通人民的生活片断”设立“影片博物馆或影片库”，“不仅要保存统治者们开会和骑兵中队和大队出发的材料，就连‘市容的变化’也应收藏”。[〔美〕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7页。]百年之后，面对数字化影像技术和海量节目制作，建立集收集、整理、存储、编目、检索、交换和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音像资料馆更加刻不容缓。2000年，“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启动。作为工程的一部分，由广电总局和中央电视台牵头建设的中国广播电视音像资料馆于2003年投入运行，各级广电系统也成立了相应的部门。篇幅所限，这里仅就音像资料馆运作中几个关键点稍加论述。
1．影像资料的范围
“历史证据的类型之多简直不胜枚举。一个人的言论文字、所制造的产品以及接触过的东西，都可以也应当能够使我们对他有所了解。”[〔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年鉴学派宽容的史料观，启发我们用开阔的视野重新确立影像资料的边界。在时间跨度上，包括从洞穴壁画出现的史前时期，到当下数字传播时代；在层次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在形式上，“影像”是一个宽泛概念，除电影电视以外，还包括所有具备视听元素的或平面或立体的物品；在来源上，包括政府、学术机构、民间团体与普通民众；在收集渠道上，除了传统的传输通道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网络平台，让民间团体和民众的视觉文本通过互联网可以直接传送到音像资料馆。不可否认，这样的影像资料边界无论从时空还是从类别上看均过于庞杂，然而正是建立在如此多元的视听觉素材基础上的历史书写，才能真正还原一种触手可及的时代质感。即便音像档案馆无法处理如此庞大的资料，也应该与相应的档案馆建立某种网络链接。
2．影像资料的考据
在中国，影像资料长期处于散乱的状态。战争年代大部分历史影像在频繁战火与社会动荡中遭受严重破坏，本身就支离破碎，其相关背景更是需要后人以极大耐心从中解读。即便是在和平年代，所保存下来的影像资料，其相关信息同样语焉不详。更令人堪忧的是文献片创作中影像资料运用的混乱现象。传统史学“重文轻画”的习惯依旧挥之不去，影像作为文字附庸的“插图版”创作手法仍然相当盛行，这不仅违背了影像书写的规律，也造就了对待影像的草率态度。于是，影像资料运用上来源混乱，张三李四的现象屡见不鲜，相互剽窃比比皆是，更遑论对资料来源严谨注明出处。难怪史学界屡屡质疑影像能否真实地表现历史。
因而，要建立影像书写“信史”形象，当前急需着手的是对混乱的影像资料进行“正本清源”，建立一套考据方法与标准。这套方法与标准，除了要突显影像自身特点，还必须考虑到与书写史学的承继关系。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史学，在史料上数千年的考据传统可以给我们提供观念上的指导和方法上的框架。更重要的是，影像媒介只有百余年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像记录存在各种缺陷。书写史学尽管难以规避文字局限，也渗透着浓厚的传统史观与意识形态，“但通常只有这类资料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编年的框架”。[〔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而且，文字与影像、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作为记录历史的不同手段，均有自己“一套‘词汇’、‘文法’和‘句法’”，[Hayden White，“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8（5）.pp.1193～1199.]这都决定了它们以不同的观察角度来记录历史。只有在影像与文字、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之间建立起某种互动应照的关系，我们才可能以更加均衡的眼光重回历史现场。
3.影像资料的编目
编目工作是档案管理中的重要环节，编目细则是否科学直接决定了用户在后期检索中能否迅速准确地找到所需资料。我国的音像资料编目一度相当原始，根本问题在于长期停留于基于文字文献的编目规则。与文字相比，影像具有更复杂的解析空间。每段影像资料可以细分为节目、段落、场景和镜头等多个层次，每个层次又可以解析出复杂的背景信息，[例如，是否为真实的历史记录，拍摄的时间、地点和事件，出处、拍摄动机和目的，拍摄者的背景以及是否被重新剪辑、修改过，是否已改变拍摄者的本意等等相关信息必须得到充分的交代。]以及各种技术与艺术指标。因而编目细则的制定，一方面必须充分考虑到影像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同时兼顾与文字文献等其他类型档案资料编目规则之间的对接。因为，不管是影像工作者进行影视创作，还是学术机构进行学术研究，均需要多种类型的资料支撑。如果音像资料与文字文献等其他类型资料的编目规则能够建立在大致相近的框架之下，形成有效的网络对接，将给影像工作者和学术机构的相关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往往能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在一个多种类型资料相互支撑的平台上进行节目制作、历史影像书写和学术研究，这也是年鉴学派总体史观倡导的理念。
4．版权制度和文献引用规范
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然而对影像生产极为重要的环节。之所以强调这一点，首先是出于对影像资料的原始作者的尊重；其次在于使影像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再利用能够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在于，它将历史的影像写作纳入一个规范体系，这也是影像历史最终成为“信史”不可或缺的一步。当然，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可能还存在诸多技术困难，但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广泛运用，影像资料相关背景信息以数字化隐藏的方式附带在不同段落的影像资料上，已经越来越不存在技术障碍。
从现实层面讲，音像资料的整理、利用和多向度开发，是媒介在未来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已成为广电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中央电视台2010年规划中，刚投入运行的中国广播电视音像资料馆已被列入三大内容资源中心之一，其地位可见一斑。但笔者更看重的是音像资料馆的文献和学术价值，这项功德无量的工程可以有效地保存和抢救各种散落的影像素材，为后辈留存下一份完整有序的影像文本。因而，即便上述有关音像资料馆的设想存在诸多困难，很难具备全面的可行性，但我们起码不应该放弃相应的努力。
三、影像资料的多重开发
在影像资料的收集积累、音像资料馆的构建两个环节之后，是成品阶段，即对这批影像资料进行面向传媒市场的电视节目、面向学术研究的影像文本和面向公众的公共服务等的多重开发。以下笔者对这三方面略加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