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创办的《时务报》，虽然发行不过两年之久，总共出版66册，时间短，卷数少，但却“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为公众的思想交流建立了新的渠道体系和公共领域的交往平台，“能够很快地把分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鼓吹，创造了类似现代的社会舆论的事物”。“这就是现代的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开端。”[吴果中：《〈时务报〉与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的建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自《时务报》以后，上海就一直执掌全国舆论之牛耳，上海众多的报纸杂志左右并影响着全国的，谁要在全国产生影响，首先必须控制上海的舆论。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引证《上海闲话》的话说：“全国报纸，以上海为最先发达，故即在今天，亦以上海报纸最有声光。北京称上海报为南报，而广东及香港南洋群岛称上海报纸为沪报。凡是未经上海报纸登载者，不得作为证实，此上海足以自负者也。”[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
《时务报》开辟有专门的社论专用版块，政论文是其拳头项目。据统计，《时务报》共发表政论文章133篇，包括在“论说”栏发表政论112篇，在“时务报馆文编”栏（18至35期)发表文章21篇。其中，以在创刊号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和《变法通议》最为有名。《变法通议》是一篇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和政治主张的纲领性文献，全文约7万字，连载21期，80％篇幅是“论学校”。《时务报》的政论宣传不仅量多，而且质高。湘抚陈宝箴购《时务报》分发全省各书院，其札云：“上年以来上海设有时务报馆，议论极为明通，其激发志意，有益于诸生者，诚非浅鲜。湘省人材蔚兴，当使不乏通才，周知四国，自应广为流布，以开风气而广见闻。”[吴果中：《〈时务报〉与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的建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
但是，无论是此时的《时务报》还是后来在言论拓展上更趋活跃的《大公报》，参与近现代中国公共言论空间构建的并非是一般国民或普通公众，而是“狭隘得多的士大夫或知识分子”，“当他们从事公众舆论的时候，更多流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公众意识，倒不如说是精英意识”。[吴果中：《〈时务报〉与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的建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如《时务报》133篇政论文章中，仅梁启超一人就占了60篇。遂使得梁启超名重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27页。]而《大公报》“星期论文”的作者则大都为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无众不成舆，因而，笔者认为近代中国虽未曾出现“公共舆论空间”，但这短暂存在过的“公共言论空间”，却为立志于革新的新型士大夫们“议论风生”提供了舞台。他们围绕民族国家的建构和传统制度的改革，臧否时政，评议国事，对于推动国家变革与社会风气开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街头与下层民众的“公共空间”
由于近现代中国传媒公共言论空间构建的参与者以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改良者及其他知识分子为主，因此它主要属于“精英”阶层，局限于领风气之先的少数人的小圈子，无法真正代表全体公众。其言论既可能反映了当时真实的社会舆论状况，也可能因“恨之不速”，而“强以己意代之”。那些占有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尤其是下层民众，他们是否曾经主动发言，甚至某种程度上也拥有自己的“公共议论空间”呢？
学者王笛在其新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一书中一反“精英”视角，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成都底层社会为背景，揭示出下层民众对于街头——这一意义最为重大的“公共空间”的争取、利用及为保卫自己生计与生活方式所作出的努力和反抗。
相对于精英人士主要围绕报纸构建较为虚拟的公共空间，普通民众所依赖的却是街头这样一个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作者认为“街头文化”是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一种修正，而正是这一修正将人们的着眼点转移到市民阶层上来。王笛发现，下层民众是可以讲话，发出自己的声音，代表他们自己的。他们的“日常生活与街头有着紧密联系，他们创造并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城市居民，特别是社会下层，依靠街头谋生、娱乐和举行庆祝活动。然而在社会变革之际，那些受西方影响的改良者试图对街头的使用进行控制，从而引起了下层民众为保卫其生存空间的斗争。在辛亥革命中，民众以街头作为政治反抗的舞台：在军阀混战时期，当武装的军人占据了公共空间时，他们组织了自卫活动。”[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 第2页。]
这其中，茶馆作为街头公共空间密不可分之延伸，往往最能集中展现下层市民的公共生活样态，是“不受阶级限制议论时政”的场所。人们可在茶馆里谈论任何事情，包括“探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论闺阁”，成都西门甚至有家茶馆就叫“各说阁”。“《国民公报》有个专栏记载记者所见所闻，其中颇有些是从茶馆得来的，我们因而得知人们在茶馆里抱怨世风日下，议论新公布的规章，交流各种社会新闻。”[同上，第135页。]茶馆里的自由随意交谈，于下可见一斑[同上，第339页。]：
昨日有两位老者在茶园座谈。甲呼乙曰：“亲家你见到没有？近来世界新、潮流新、学说新、名词新，我们不会跟倒新，又有（人）笑无旧可守，只好听他吧。”乙曰：“我看近来说得天花乱坠，足以迷人睛，炫人目，惑一些血气未定的青年。稍明事体的，都知道是壳子话，骗人术，你这么大的岁数，还不了然吗？辛亥年耳内的幸福，到而今你享受没有？还有不上粮的主张，你记得不？如今却不去上粮，预征几年就是了。又有种田的自由，你乡下的大屋不住，搬到省来，就不敢回去。究竟自由不？热闹话，我听伤了，如今再说的莲花现，我都不听。你还说听他吧，你未免太老实了！”
表达不满和愤恨成为茶馆日常生活习见的一部分。当社会处于某种变动之际时，茶馆还常充满着政治辩论和政治活动。韩素音在其自传中写道：“1911年5月底以后，它（成都）变得十分不安，公园和街头的茶馆充满躁动，这个城市正酝酿着骚乱。”茶馆中会“吸引众多人聚集，有些人甚至站着聆听人们关于铁路国有和借外款的辩论，然后人们悄然散去，又到另一茶馆听另一场辩论”。[同上，第331页。]
透过王笛对于成都街头下层民众公共空间的细微考察，我们看到了普通市民话语表达的积极、主动和活跃，但由于参与者的非自觉性，参与范围的随意散漫，地方精英的介入及“街头”这一公共空间载体的有限性，这一话语空间仅处于议论层面，远未成型为更具理性化的“公共言论空间”，更未达到“公共舆论空间”的高度，它是公共舆论空间有望组织、尚待拓展的萌芽形式。
三、小报与市民话语的“公共空间”
在近现代中国，运用传媒参与公共言论空间构建的是以士大夫为主的知识分子人群，而属于广大普通民众的“街头”公共空间又缺少传媒的介入，那么，对于这些中下层民众而言，他们是否曾与现代媒介产生过哪怕基本的互动呢？答案是有的。
近代中国的现代报纸大体可分三类：教会报、政论性同人报、商报。作为商报之类的小报，尽管与更多的专注于社会宏大叙事的政论同人报判然有别，但或许正是其类似边缘化的地位，使得小报在近现代中国报业史上曾经初步展示出一个世俗化倾向浓烈的市民公共空间。“小报便是近现代上海都市中的一个‘平民公共领域’，便是一个平民化的公共空间。”[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134页。]
由于上海是中国最早出现小报且小报最为集中之地，通过李楠在其《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专著中的细致耙梳和分析，我们发现，“在宏大叙事牢固占据着20世纪中国话语中心位置的时期，作为市民的一种话语表达方式的小报就被遮蔽和边缘化了”。[同上，第26页。]而普通市民的话语表达（无论其内容、取向如何）正是任何公共空间的真正要义所在。小报在其不断向平民化、民间化层面推及的总体演变趋势中，经历了读者和编者间长时间的相互碰撞。小报编者也从中逐渐学会以中下层市民的视角观察、想象、营造都市，以市民底层的生存体验感悟都市，以平实的笔触传达出都市的中下层空间。但是，“小报的世俗化价值观决定了它所操持的话语类型，既不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也不是知识分子精英话语，而是从这两种话语中脱离出来的市民话语”。[同上，第152页。]由此使得小报聚焦的只可能是市民个人物质生活的具体问题，“既不可能提供追求国家民族解放、个人自由的途径，也没有内蕴形而上真理的深度模式”。[同上， 第151页。]
话题的过于日常化、表面化、简单化，正是小报与中下层民众互动没能催生出完整意义上“公共舆论空间”的最大问题，而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则更是与当时的时代弊病密不可分了。
通过以上对近现代中国公共言论空间的分析，我们看到精英话语空间、街头政治空间和市民话语空间均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历史与时代局限。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构建一个真正、完全意义上的“公共舆论空间”，其条件已基本成熟。
当前我国公共舆论空间建构的现实可能性
一、公民意识逐步萌发
——“4月1日上午，当强制搬迁的人员来到63岁的北京老人黄振禨家时，黄振禨拿着一本《宪法》进行抵制，使得这座建于清朝的院落暂时保留了下来。据称，这是修宪后北京市第一例抵制强制搬迁的事件。这本新《宪法》中有一页被老黄特意折起一角，又用蓝色圆珠笔画出这样一些字句：‘第13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老黄说，修改后的《宪法》单行本刚刚发行，他就专门跑到书店去买了一本。”[万兴亚：《黄老汉：筑起宪法维权的人墙》，《北京青年报》，2004年12月5日。]
——“一个曾经研究公共政策如何改善官方与民间沟通的公民，亲身以一种‘广告参政’的新颖形式，表达了自己参与公共治理的努力。李红光，这位自费登广告推荐治理深圳12条建议的‘首吃螃蟹者’，以一种强烈的‘公民’身份冲击着我们的视觉，成为最近吸引大众眼球的焦点人物。”[傅达林：《“广告参政”折射“公民意识”觉醒》，《法制早报》，2005年6月6日。]该广告称：“深圳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政协一次会议召开在即，我收集了反映民生及个人建议十多条，希望通过你们在‘两会’期间提出，有意者请与我联系。”并公布了传真号码与电子邮箱。接着罗列了12条建议的题目，共计300余字。建议涉及降低的士起步价、建立公平社保、打破管道煤气垄断等方面内容。广告末尾的署名是：公民李红光。[傅剑锋：《深圳市民李红光“广告参政”》，《南方周末》，2005年5月26日。]
近年来人们经常能从传媒见到上述类似的报道，最新的实例是前不久引发热烈争议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尽管地域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公民身份，以及那份越来越鲜明彰显出的“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包括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及监督；当民众自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和积极参与。公民意识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即公民关注公共事务、监督权力运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听证制度、公民个人自发选举等一些新的政治参与方式和参与行为的出现，公民的参与意识尤其是对政治事务、公共政策的参与意识明显增强，体现出普通大众可贵的公民责任感，尽管眼下这种公共责任感还并未显示出其力量的强大，但已经在一点一滴地成长、壮大。“就我国转型期的公民政治意识而言，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参与意识的增强是显而易见的，公民通过参政、议政、选举、监督、依法维权等一系列活动，对政治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等明显增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公民的平等意识、规范意识和理性意识都比计划经济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刘杰：《执政党与政治文明》，时事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341页。]我国公民自主意识的发展将是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