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品中广告所展现的消费主义热潮，既是西风东渐、西方消费主义浸淫的结果，也与上海海派文化中崇尚洋派、趋奇好胜及江南社会风气中的“侈糜”传统密切相关。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上海社会“轻佻”、“侈糜”之风以及对人生快乐和生活享受的明显追求，是“封建社会形态向追求个性和享受的资本主义过渡的近现代市民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特征”，“这种所谓的‘奢侈’风尚主要并不是历史因素所决定，而是晚清以来社会变迁而致，特别是洋人的影响起到最为重要的作用”。
嘉靖《上海县志》对上海自立县以后社会风气与习俗发生演变的真实情况有详尽的记载：“上海故为镇时，风帆浪舶之上下，交广之涂所自出，为征商计吏鼎甲华腴之区。镇升为县，人皆知教子乡书，江海湖乡，内外无事。田家妇女，亦助农作，镇市男子，亦晓女工。嘉靖癸丑，岛夷内讧，闾阎凋瘵，习俗一变。市井轻佻，十五为群，家无担石，华衣鲜履，桀诘者舞智告讦，或故杀其亲，以人命相倾陷。听者不察，素封立破。士族以侈糜争雄长，燕穷水陆，宇尽雕楼，臧养舆服，至陵轹上类，弊也极矣”。鸦片战争以后，洋人对上海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的现代科技、文化，也带来了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在经济上是要把中国作为其倾销商品的永久性市场，要实现这一目标，唤起人们高涨的消费热情、持续消费其倾销的商品就变得及其重要，兴起于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便伴随着西方商品的倾销日益进入人们的视野，影响人们的生活。这种影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侵染，使得20世纪以后上海公众社会心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商业气息、享乐之风、拜金主义、消费挥霍愈加浓重。从经济地位来看，上海开埠以后，商业化程度加快，进入20世纪，上海成为了全国最发达的城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工人阶层收入，两口之家年收入200-300元，他们每年有6角多的文娱开支（可以听一次戏，逛一次大世界，或看一场电影），据说此与欧美、日本相比‘亦不多让’”。
市民生活的逐渐富裕，为日益高涨的消费浪潮奠定了物质基础。从文化传承来看，明清以来的商业气息与江南传统的“江东风流”风气影响下形成的上海市民化的社会风气本身就包含有“奢侈”、“摩登”的成分。上海地处江南，江南自宋以后，商品经济繁盛，“城市经济的发展，丰富了宋人的物质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在基本生活得到满足后开始过分追求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奢靡风气的盛行。宋人李觏《李直讲文集·富国策第四》这样指出：‘今也民间淫侈亡度，以奇相曜，以新相夸。工以用物为鄙，而竞作机巧；商以用物为凡，而竞通珍异’”。“追求实际，讲究功利，义利并重甚至重利轻义的思想使传统的义利观受到强烈冲击”。当时，以陈亮为首的功利主义者公开宣称：“财者人之命，大凡致富之道，当先去其五贼，五贼不除，富不可致，请问其目，曰：即世之所谓仁义礼智信是也”。
义利观的改变导致拜金主义滋生，时人皆以享乐为荣。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耳熟能详的民谣是：“钱之为物，人所共爱。”（《东谷随笔》）钱在人们心目中有异乎寻常的魔力。人们追求“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的豪华生活，“豪尚华居，竞服糜衣，竞嗜珍馔，竞用美器，（《东谷所见》）其奢欲简直膨胀到“唯意所欲，无复分限”（《司马温国公传家集》）的地步。明代中期以后，我国沿海商品经济逐渐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进一步高涨，与此同时，“一股具有个性解放倾向的思潮渐渐形成，并冲击着维系封建社会的宋明理学。商人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也开始大胆追求现世的幸福甚至物欲、情欲、权欲”。这样，奢靡之风作为“江东风流”的重要内容也逐渐为上海商业社会所接纳，导致了人们“淫侈”、“欲望”的进一步膨胀。西方文化的传入，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向，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从富到贫，从城市到乡镇，皆以奢靡为荣，以俭为鄙吝。人们在服饰、饮食、宅第、游乐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审美趣味的奢华追求。“伴随着西方文化的浸淫特别是洋娱乐的流入，各种时髦、洋气的生活现象在老上海逐步流行起来”，“西洋文化的传入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上海文化的特征、命运，并且改变了上海文化史的发展轨迹”。
人们尽情地享受着殖民性都市的娱乐文化所带来的快感。李香兰的歌曲《十里洋场》是这样唱的：“洋场十里呀好风光，坐汽车，住洋房，盖着那绒毯，睡钢床，呢绒那个衣料时新样，火油钻石闪呀闪光芒，跳舞场，最疯狂，歌声婉转步匆忙。”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回忆起当时洋场文人的生活情形时说：“每天上午，大家都耽在屋里，聊天，看书，各人写文章，译书。午饭后，睡一觉。三点钟，到虹口游泳池去游泳。在四川路底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饮冰。回家晚餐。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这就是当时一天的生活。”洋场摩登新派人物的这种生活，用穆时英小说《黑牡丹》主人公的话来说，“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汽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
张爱玲1920年出生于上海，1922年至1928年由于父亲工作原因迁居于天津，1928年搬回上海一直到1939年就读于香港大学，1942年因战争返回上海直到1952年离开大陆。张爱玲人生中关键的时期大多数都生活在上海。她与上海有血肉相连的情怀，这个双重文明交织的殖民大都市是她的创作之源。因此可以说张爱玲生于上海，长于上海，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骨子里浸淫着上海文化的血脉，其人生的兴衰沉浮都关联着上海。她热爱上海，熟知上海人的生活。虽然上海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新商品、新名词伴着新思想、新文化一起也是很早就进入上海人的生活，但是，上海人根底上还是旧式的，“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到底是上海人》），张爱玲对上海人大度，对上海人的逢迎、油滑不但给予了理解，还大为赞赏：“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到底是上海人》）。在张爱玲看来，上海人的这些特性是上海人在高压社会、新旧冲突的畸形状态中总结出的能最好地保护自己的处世哲学。她相信，人性“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烬余录》）。
因此，对这种物质消费现实，张爱玲并不完全否定，相反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在《烬余录》中她这样描写战时人们的生活：“香港的外埠学生困在那里没事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不是普通的学生式的调情，温和而带一点感伤气息的。在战后的宿舍里，男学生躺在女朋友的床上玩纸牌一直到夜深。第二天一早，她还没起床，他又来了，坐在床沿上”。“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大时代的小人物们被抛出了历史的地平线，只有在现实的大潮中顺流而下才能更好地生存。她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说到物质，与奢侈享受似乎是不可分开的。可是我觉得，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地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感到昏朦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即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思想复杂一点的人，再荒唐，也难求得整个的沉湎”（《我看苏青》）。她强调物质的存在，迷恋物质细节。《连环套》中的霓喜，一生中不断与男人姘居，一环套着一环，但张爱玲依然给予了少有的同情，因为“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自己的文章》）。她喜欢苏青，“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我看苏青》），因为“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我看苏青》）。周芳伶评价时说“民国女子所拥抱的新世界，物质的亲爱甚于骨肉的亲爱，她写衣服写金钱写居所，都涌现着发现新大陆般的欣喜。她大胆地将物性与人性并列，有时物性还凌驾了人性”。
当她生平第一次画漫画赚了五块钱时，她母亲认为她应该把那张钞票留作纪念，而她“马上兴高采烈地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童言无忌》）。在张小虹看来，张爱玲的恋物是一种具物质基础的商品拜物，“眼明心透地看着自己役于物之哀喜”，并认为“张爱玲对橱窗的迷恋，更是将商品之为物的神秘迷魅表呈入里”。橱窗，是张爱玲作品中相当重要的一种广告，根据前文的统计，张爱玲作品中提及橱窗的作品有《年轻的时候》、《花凋》、《色，戒》、《红玫瑰与白玫瑰》、《创世纪》、《多少恨》、《小艾》、《十八春》、《道路以目》、《烬余录》、《散戏》、《气短情长及其他》、《〈卷首玉照〉及其他》、《谈吃与画饼充饥》，共出现了36次，占全部广告的22.4％。对橱窗，张爱玲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爱好。她在《道路以目》一文中记述了自己看橱窗的经历：“四五年前在隆冬的晚上和表姊看霞飞路上的橱窗，霓虹灯下，木美人的倾斜的脸，倾斜的帽子，帽子上斜吊着的羽毛。
既不穿洋装，就不会买帽子，也不想买，然而还是用欣羡的眼光看着，缩着脖子，两手插在袋里，用鼻尖与下颌指指点点，暖的呼吸在冷玻璃上喷出淡白的花。”橱窗具有何等法力天边的力量！难怪张爱玲要这样肯定橱窗的作用：“橱窗的作用不外是刺激人们的购买欲。现代都市居民的通病据说是购买欲的过度膨胀。想买各种不必要的东西，便想非分的钱，不惜为非作歹。然则橱窗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的附属品了。可是撇开一切理论不讲，这一类的街头艺术，再贵族化些，到底参观者用不着花钱。不花钱而得赏心悦目，无论如何是一件德政”（《道路以目》）。这正吻合了波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不仅仅意味着财富和服务的丰富，更重要的还意味着一切都是服务，被用来消费的东西，决不是作为单纯的产品，而是作为个性服务，作为额外赠品被提供的”。
在波德里亚看来，“所有的玻璃橱窗和广告一样，都是我们消费城市实践的对流辐射源”，“玻璃橱窗这种既不内在也不外在，既非私有也不完全公共的物质空间”，它“是一种物质社会关系的场所”，“物品和产品摆在那里就像是摆在一个耀眼的舞台之上，摆在一种神圣化的大光耀之中”，它“建立起来的这种交流并不局限与个体与物品之间的交流，还有所有个体之间的普遍交流”。《色，戒》是张爱玲作品中出现橱窗符码最多的一篇，共有11次。其中除1次出现在佳芝放走暗杀对手后出逃的路上，其余10次都出现在暗杀计划的现场。是什么使佳芝最后放弃了暗杀计划？不错，是爱情，但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爱情呢？作品从牌桌写起，到牌桌结束，期间不过一场牌局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