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生成，是文学理论话语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样的过程。向度指的是文学理论生成过程中表现出的形态特征、倾向特点等，隐含着研究者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价值等的不同认识，并决定着理论话语是否能够产生意义、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及其影响力的大小。
在文学理论生成过程中，理论主体视野中的研究对象既可能是单个的文学要素，也可能是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学作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至少包括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四个基本要素，被称为“四要素”或“四因素”。这四个基本要素，颜元叔表述为作家、作品、读者和时空，张廷琛表述为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Abrams）表述为宇宙、艺术家、作品和欣赏者，而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则表述为宇宙、作家、作品和读者。此外，有人把世界表述为“自然”，有人把读者称为“接受者”，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都没有脱离四个基本文学要素的范畴。还有人在“四要素”或“四因素”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一些要素，如文化、历史、语言等，从而把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放在了更加广阔的背景下，但并不否认上述四种要素是最基本的。
具体到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两两组合的，从而形成世界—作者、作者—作品、作品—读者、世界—作品、世界—读者、作者—读者等几组单线，也可以是三三组合或多重组合的，从而形成更为复杂的关系（复线）。
文学理论的向度即由此而来。综观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虽然理论形态千差万别，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其产生、发展、兴盛、消亡也没有简单的、固定的模式，但文学理论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总是作为研究者的人对文学的特定要素进行观察、思考与阐释的结果，因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在理论话语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总是通过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研究者所关注的重心，从而使研究者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种种不同的模式。文学理论话语之所以五花八门，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换言之，关于文学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为什么，文学理论应该什么样等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可能会有许多答案，但从文学理论的生成过程及其内在本质、基本特点等方面看，不同的文学理论又可能具有某种相通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文学理论的向度进行判断，并发现一些规律。“文学理论能不能总结出文学活动的规律，文学理论发展本身有没有规律性可言，这是在文学理论科学性认识上（另）一个有争议的焦点”，虽然有些人否认文学理论规律的存在，虽然文学理论的规律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和阶层中各不相同，并通过不同的文学理论形态表现出来，但它既然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种社会性科学活动，无疑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这是本书选择以文学理论向度为视角进行综合创新研究的理论依据。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实践的向导。但长期以来，相对于文艺创作的日益繁荣，文艺理论（评论）较为滞后。文艺健康持续的大发展大繁荣呼唤艺术哲学层面的大智慧。
这一见解，对于文艺理论的发展是至为重要的。文学理论向度研究虽然称不上“大智慧”，却是以哲学思维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进行综合创新研究的一次尝试，目的是为文学理论界存在的诸多众说纷纭的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其价值不在于提出了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而在于提出了一种使文学理论更加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思路。至于如何才能达到哲学层面的大智慧，以及如何才能真正解决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仅靠充足的材料是不够的，还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合理的研究方法及艰辛的劳动。
概念的明晰是理论研究的前提。为了论述的方便，第一章对“向度”、“文学理论向度”等概念进行了界定，通过概览式的回顾探讨了文学理论向度的基本情况，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文学理论向度的特征，阐述了它与文学理论范式、文学理论形态的关系，并明确了文学理论向度研究的意义。第二章在第一章的基础上构建了本书的理论操作平台，在对文学理论向度进行历史分析及理论阐释的同时，指出了综合创新研究的可能性、原则与路径，并确立了自己的理论立场，起到一种理论构架作用。第三章至第六章是将第一章的内容展开的具体研究过程：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别在文学理论向度视野内对“载体向度”、“本体向度”、“读者向度”及相关问题进行了逐一研讨，对古今中外诸种文学理论话语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辨析；第六章着重讨论了后现代语境中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研究、关注影像文化、瞩目网络写作等现象，指出这些现象造成了文学理论向度的泛化，并就文学理论向度的回归与超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照应开篇的研究思路，使本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是对文学理论进行理论探讨的一次努力，有人把它命名为“文学理论形态学”，有人则认为称作“文学理论学”更为合适。它不同于一般文学理论研究的地方，在于其研究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理论。换言之，本书不是一种文学理论著述，而是一种“文学理论的理论”，它所着重研究的是文学理论的生成过程、形态变化及其中所包含的向度与规律，而不是文学活动的性质或特点，尽管在对各个文学要素及其关系进行探讨时不能缺少类似的内容。当然，文学理论的发展不是线性的简单过程，而是由多种过程、多项因素构成的复杂体系，在文学理论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该体系本身所具有的规律并不决定文学理论的演化必然朝向哪个方向、必然产生哪种趋势等，而是只能提供文学理论演化的可能性空间，决定文学理论趋势的大致性方位。这就带来了文学理论向度的复杂性与向度研究的诸多困难。
鉴于论题本身存在一定的难度，有时候我不得不采用“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原因就在于“现象学并不纯是研究客体的科学，也不纯是研究主体的科学，而是研究‘经验’的科学，它不只是注重经验中的客体或经验中的主体，而且集中探讨物体与意识的交接点”，这与本书对向度的研究有契合之处。就像胡塞尔（Husserl）在其现象学研究中把外在世界的真实性“放入括号”、“悬置”起来，并用“还原法”（reduction）使研究对象还原到它的原始状态相类似，面对纷繁复杂、形态各异的文学理论话语，笔者也尝试撇开它们的表面现象，让具有向度意义的文学理论话语“浮现”出来，以期达到综合创新的目的。
尽管“现象学”理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假定存在有一种永恒的‘实质’秩序，经验的个性化只是以后才加上去的”，这种观点所可能导致的绝对主义倾向可能造成理论研究的弊端，但现象学主张通过还原法“回归事物本身”，这一方法论是值得提倡的。胡塞尔用还原法把外在世界的真实性“放入括号”、“悬置”起来，使研究对象还原到它的原始状态，此即“回归事物本身”，目的是使不含任何经验内容的“纯意识”脱颖而出。回归事物本身和意向性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两个基本观点，这两个基本观点因带有方法论性质，使现象学产生了一定的实际意义。回归事物本身，也就是直观事物本身，即撇开事物的非本质部分，让现象的本质自己出来讲话。为什么要回归事物本身？这是意向性使然。由于现象本质上是“意向的”，即它总是指向意识本身以外的事物，意识自身即现象自身反而被遮蔽了起来，若要发现它的本来面目，唯一的办法就只能是“回归事物本身”。受此启发，我试图选择一个既简易又灵活的参照系，从向度这一视角对各种文论话语进行提纲挈领式的考察。关于资料的运用，主要选择对文学理论向度的生成或改变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观点进行阐述。
引言作为本书的简介，并未按照一般著述的习惯对书中所涉及的诸种问题全面铺开，或者对该书的价值、意义、可行性等进行逐一说明，而主要在文学要素及其关系的基础上引出“向度”一词，并在此基础上搭建本书的框架体系。当中外学者或者呼唤文学理论的“帝国化”，或者将自己的学术新著取名为《后理论》时，我却在写博士论文时尝试着从文学理论的向度回到它自身，不但显得不够“时髦”，而且实际上是走向了一条艰难曲折之路。因为国内外尚未有人以此为视角对文学理论进行研究，现成的、可以直接借用的资料非常少，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这一论题本身所具有的潜在价值，我的导师董学文先生及开题报告、预答辩和答辩过程中各位专家评委的鼓励与鞭策，还是促使我咬紧牙关继续攀爬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