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仲文人类文明演化的一大特性，在于变与不变之间。有些内容是天天在变的，也有些内容仿佛是亘古不变的，而且二者动转交互，变中亦有不变，不变中亦有变化。也有一种解释，变是因为不变，不变是因为变。现代人都明白自己生活在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特征就是变化大，变化多，变化快。知识在爆炸，技术在奔腾，资源在重组，艺术在变形，文学在思辨，哲学在审美，学科在交叉，中心在消解，体制在变革，经济在加速——包括正面加速也包括负面加速。即如现在困扰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其负面传播速度让世界瞠目，让银行家口吃。然而，变中亦有不变，人生的几大主题，如生与死，贫与富，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性与爱等，任你世相千幻万化，它们却总能吸引众多的眼珠。这些话题，大约将与人类相始终，且都与人性息息相关。本文从人的两种属性出发，旧话重提，发表些积年的想法。
一、人性的两种属性：生物性与社会性
人的这两种属性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动。客观上，不可或缺；主观上，不可畸轻畸重。有一段时间，只可说人的社会性，不可说人的生物性即自然属性，其实并不正确，也不正常。
记得上世纪70年代，印度发现一个狼孩。所谓狼孩，即他在很幼小的时候，就脱离人类，混入狼群。结果，与狼共生，养成了许多与狼一样的生活习性。其心理是变态的，其智力也很低下。再回到人类社会时，那种心理和智力状况已经很难改变。于是，很多学哲学的或者自认为懂哲学的人出来证明说，人的社会性乃是人的本质属性，一旦失去社会性，人就难以成人。
这个自然也有道理，哪怕是一个智商基础高如爱因斯坦的孩子，如果让他与社会与人类完全隔绝，那么，他一定不会成为爱因斯坦，甚至不会成为一名正常的人类成员。
但这只代表真理的一端性，虽然它并非没有逻辑。但我们可以逆向思维：如果不是一个婴儿，而是一只狼的幼崽，或者一只熊的幼崽，或者一只猿的幼崽——不管是什么其他动物的幼崽吧，我们可以使它们接受人类的文明教育吗？即使我们把它们送到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托儿所，最好的大学，直至送到北京大学，送到清华大学，那结果会怎么样呢？它们可以由此就变成人吗？
显然不可以。
这就说明，人的属性具有两重性质。既有自然属性做基础，又有社会属性做主导。
二者不可或缺，二者各具品征。
一方面，人性既然是自然的，就是特定的，或者可以概括为类的特定。唯此类生物可以成人。既是类的特定，必然本性难移；无论千变万化，人终究是人，人性终究是人性。
另一方面，人性既是社会的，必然是建构的；既是建构的，必然是发展的；既然是发展的，必然是开放性的结构体。它只有不断充填、丰富和创造自己，才更合乎人的文明性质。
这又说明，人的两种属性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有机结构体。有自然属性而后有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生物基础，有人必然有七情六欲的人的各种本能；有社会属性而后有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现实存在，有人的一切文明追求与构建的必然逻辑。
二、人性的两种历史：遗传性与建构性
人性的历史，首先是人的历史，有人类而后有人性，有人类必然有人性，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又是最难于解释的。因为既然是历史，就应该有起点，既然有起点，用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就应该有决定者与被决定者。那么，到底是人决定人性，还是人性决定人呢？然而这几乎等于无意义的伪论证命题。那情形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具有不可证明性。
人性的历史，既是一种生物进化史，又是一种文化建构史。
生物进化史的内在性基础在遗传基因，没有特定的基因，进化不能成立。猿之所以可以进化为人，其中的内因，与它的遗传基因因果相关。通俗地说，在人类诞生之前，并非有众多的候选生物种属，而是只有一个候选生物种属——猿。其余的种属，如恐龙，如剑齿虎，如巨型野象，如各种爬行动物，都一概没有这样的资格。这不是因为它们的体形不够大，体魄不够壮，或者不够强健与凶暴，也不是因为上帝偏心不眷顾它们，而是因为它们的内在性条件——遗传基因不行。
遗传基因如此重要，用我们熟悉的例证作比喻，比如成为歌唱家，一定要有必要的嗓音条件，而这嗓音条件，肯定不是练出来的，而是爹妈给的，通过遗传基因继承下来的。没这基因，你把自己练成机器人，依然成不了帕瓦罗蒂，或者迈克尔·杰克逊的。乐器演奏家也是如此，郎朗苦练钢琴，可以成为大艺术家，换成李逵练死也没用，他的特长是风一般地挥舞车轮大斧。
体育犹然，博尔特在北京奥运会短跑项目上的惊人表现，固然有科学的训练方法等多种文明成果凝聚于一身，但其优异的生理条件显然使他占据了很大的先天性优势。而且这优势绝对不是单单靠训练就可以“练”出来的，而是他爹妈无意之间馈赠给他的。内中道理，套用中国戏剧行的一句老话，如果你“自然”条件不行，师傅就会说，没办法，祖师爷不赏饭吃。
包括写诗，写小说，甚至写文章，都有天才在其中。有人写一辈子文章都写不好，不是他不用功，他头都想大了，眼睛都想蓝了，无奈天才不够，奈何奈何？想当初，曹禺先生23岁就写出《雷雨》，也不全是生活历练无比丰富的结果，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具备这样的创作天才。
天才是什么？就是特别优异的生理性形态与结构。你智商80，人家智商160，你不服气，非要铁杵磨成针，怕是白费工夫。
当然，只讲遗传性也不全面，毕竟人是文明的存在。没有文明，只能有猿，不能有人。因此，猿的进化史就成为一种革命史。这种革命，乃是人类一切革命中最具革命价值的革命，因为它使猿“革命”成了人。
决定这“革命”的原因，一说是劳动，劳动造就了人类。然而，继续追问下去，还应看到：劳动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有劳动，又有组织，还需要劳动工具。一方面有必要的组织，一方面有必要的工具。那么，是先有劳动，还是先有组织，是先有劳动或组织，还是先有工具呢？这情形又回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命题中去了。
根据胡适先生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的理念，我们只可以说，没有组织，不构成劳动。至少从猿的进化结果看，人类的诞生，肯定不是一种个体性的行为结果。就是说，那进化过程，不是一只猿，又一只猿，再一只猿地单个完成的；不是在众多的猿中，先有一只聪明绝顶的跳到人这一边来了，然后，高举双手向着后面的猿们招手说，“过来吧，这边风景独好”；而是一种集体性社会进化，共时性的“革命”，一切必备的内外条件成熟时，便都过人这边来了。
更何况，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劳动创造了人，那么，又是谁创造了劳动呢？因为即使用最最简单的逻辑去推断，这劳动一定要有人创造，它才能出现呢！
故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生物历史，固然是一种遗传进化史，而人的文明历史，一定是一种不断的建构史，而有组织的社会性工具性劳动，乃是它的第一个伟大建构。
人类构建文明，从而也构建了自己。
三、人性的两种构建：人类建构文明与文明建构人类
人是文明的创造者，因而也是文明的主人，这一点毋庸置疑。有一种观点，认为文明大于人类，那是片面的。任何文明，如果不能与人类自身相合相恰相宜相进，就是不文明或者反文明了。但人类既然构建了文明，就必然会成为这文明的同构体。文明从此不再是人类的身外之物。极而言之，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文明，就有什么样的人类。
例如，有秦汉文明，就有秦皇、汉武，就有司马迁与董仲舒，有古希腊文明，就有梭伦，就有泰勒斯、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
现代人不是古人，现代人如果硬是如同古人一样生活，即使伟人也必成荒谬，纵然圣人也必成荒谬。例如你非像秦始皇一样地做领导人，就是大荒谬，或者非像孔夫子一样地看待男女差异，也是大荒谬。但在他们各自的时代，也只能如此而已，因为那时的文明建构只到了那一步。在那样的建构时段，你让秦始皇成为华盛顿或者林肯，有那可能吗？你让孔子不作《论语》，而作《人权宣言》、《独立宣言》或《共产党宣言》，有这逻辑吗？没可能，没逻辑，就不是古人的荒谬而是今人的荒谬了。
人类建构文明，建构即创造，且人类的这种创造，是全方位的。人类不但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各具特色各具魅力的精神财富，还创造了各具文化品征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文明的存在不是人类建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或创造乃是人类之文明本性。
一方面，人类建构文明；一方面，文明也建构人类。正如人类创造了教育，而教育又教育了人类一样。人类每创造出一种文化，这文化就会影响人类；人类每创造一种制度，这制度也会影响人类；人类每创造一种工具，这工具又会影响人类；人类每创造一种理念，这理念同样会影响人类。
譬如一位明代的古人，他一出生，马上受到礼教的熏陶与哺育，上学要读“四书”，考试要考“八股”，以后，还要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不幸为平民，要守民之道；幸而为官吏，又要守官之道或吏之道。生为人子，要守孝道；嫁为人妻，要守妇道；纵然贵为天子，还要守王道。凡此种种，就造就了王守仁，造就了张居正，造就了海瑞，也造就了崇祯。从文学经典看，又造就了《水浒传》上的武松与宋江，造就了《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与西门庆，造就了《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孔明、曹操与刘备，也折射性地造就了《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与唐僧。
如果说，这些人物的很多行为，很多理念，很多追求都十分不合人性，尤其是不合今天的文明标准，也一定不是他们的遗传基因不对，而是那特定的社会文化造就了同样特定的人。
然而，文明的建构，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创造本身就是一种规律，而合乎规律的创造，才具备历史的必然性。这含义有二：人类不可以无创造；人类又不可以滥创造。所以“乌托邦”固然也是一种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却是不可以盲目实践尤其不可以成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这样的实践，小尝试则是小灾难，大尝试则是大灾难。如同中国1958年的“大跃进”，其结果，不但没有跃进，还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与财产的双重代价。
人类建构文明，文明建构人类，二者合一，便在文明的历史层次上，建构了人类自己，建构了自己的本性即人性。
人类建构自己的本性即人性，正如每个人年年月月，日日时时，都在建构自己的历史与形象一样。遗憾的是，这些建构——用最宽容的眼光观察，用最客气的语言表述——既不总是成功的，又不总是正确的，也不总是道德的，甚至不总是正当的。一个人走了弯路，纠正过来，相对容易；一个民族迷失了方向，改变过来，非常困难。对此，稍后再讲。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人类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本性。
四、人性的两种理念：性善论与性恶论
人性事大，事大如天。所以举凡世间主要的宗教流派与思想流派，没有不涉及人性的。或许可以这样评价，不对人性作出反应的哲学终归是不完整、不成熟的哲学，不对人性作出反应的宗教终归是不完整、不成熟的宗教。而这样的哲学与宗教，它的影响很难达到一流状态。
美国学者莱斯列·斯蒂芬森与大卫·哈贝曼合著的《世界十大人性哲学》，对于世界上最著名的人性理念、人物与流派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虽然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但我们得承认，这些归纳与评述，确是进入人性基本理念的很好的入门。这十大人性哲学分别为：
1.儒家：圣人之道；
2.《奥义书》中的印度教思想；
3.《圣经》：同上帝相关联的人性；
4.柏拉图：理性的法则；
5.亚里士多德：人道实现的最终目标；
6.康德：理性的原因，历史与宗教；
7.马克思：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
8.弗洛伊德：精神的无意识基础；
9.萨特：激进的自由；
10.达尔文主义的人性论。
此外，在第5、第6之间，又以“历史的插曲”为题，分五个时段，介绍了十大人性哲学之外的人性观念与流派。其中分目标题中没罗列的包括：伊壁鸠鲁学派、新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伊斯兰教的哲学家、阿奎那、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休谟、卢梭和孔多塞。
这些人性哲学，从古到今，从东到西，历史跨度巨大，地域分布广阔，它们给我们的启迪是：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思想；只要有思想，就会思考人性。
人性理念固多，在最基本的层面概括，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性善论，一种是性恶论。
对这两种理念的表达自然不同，甚至千差万别，但其基本观点，同样无论东方西方，都是无可回避的。然而，由于它们各自的体系、叙说等原因，其表述过于纷繁缠绕，百转千回，一言难尽。
古代中国，即有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韩非子的性恶论；西方文艺复兴以降，又有霍布斯的性恶论与洛克的性善论。
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这种恶发于内心而形于外，表现为自私自利，弱肉强食，没有拘束就会无限膨胀，无所不为其极，其结果必定会伤害到人类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