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璜
当我提笔纪念这位已故生命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了大海。那一望无际的烟云碧波，那日落日出的灿烂霞光，那奔腾呼啸的惊涛骇浪，那浩月星空的温馨海风，都象征着她生命的足迹。虽然她并无显赫的高位，也无惊天动地的业绩，更无耀眼的著作。但她如同浩瀚的大海，在波涛汹涌、浪花飞溅中度过了她的一生。她，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曾宪植同志，人们亲昵地称她为“阿曾”。
我第一次认识阿曾同志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当时我被送到枣园后沟接受审查，她是我们女生队的负责人之一。她三十出头，给我第一印象是她那天赋的嫦娥之美，那一身不成样式的褪了色的粗布军服掩盖不住那修长匀称的身段。她风度翩翩，性格豪放，举止像个男子汉。她喜爱京剧，清唱男角须生，在和我一起劳动的间隙，便神采飞扬地放声高唱，通过空谷的回音，送进鳞次栉比的山间窑洞。有她在场，大家就活跃起来，摇旗呐喊，要她“再来一段”，把她看成快乐的天使。
在延安，我们过的是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无论是大革命时代的英雄，还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好汉，都和我们这二十左右、经历浅薄的小青年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阿曾虽然也还是个青年，但在我们之中却是一位老练的大姐姐了。后来好长时间，才知道她那波澜壮阔的革命阅历和跌宕坎坷的人生之道路，使我们肃然起敬，感佩不已！
阿曾同志出生在名门贵族，是清朝赫赫有名的重臣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第五代孙。到父亲一代，封建大家族已趋没落，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阿曾，仍不失为名门闺秀。当她就读于长沙女中时，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革命的新思想冲进她的学校，冲进她的脑海！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无数的时代英雄。阿曾热血沸腾毅然冲出封建大家庭的门栏，私自跑到大革命中心武汉，投考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充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批女兵，英姿飒爽地投入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永远成为封建家族的叛逆。时年仅17岁。
正当革命军震撼大江南北，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丧魂落魄之际，风云突变，蒋介石拿起屠刀，大规模血腥镇压革命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惨案。如果阿曾是个胆小鬼，完全可以放弃革命，回到她那阔绰的家庭，并在政治上求得封建官僚家庭的庇护。但倔强的阿曾，义无反顾，举起红旗，拿起武器，在敌人的追击下，随革命军直下广州，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广州起义。
由于敌强我弱，全国革命运动跌入低谷。共产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共产党和革命志士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革命的前途未卜。就在这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18岁的阿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勇敢地向中国共产党呈上入党申请书。当时入党意味着什么，她完全清楚：决心牺牲一切，直到生命。
作为一名党的工作者，阿曾辗转南北承受着大风大浪的袭击。在上海，她被敌人抓获，经受住铁窗的考验。她毫无惧色，拒绝给敌人任何供词，保护了党的秘密机关和同志，后经地下党营救出狱。国内待不住，又逃往日本留学，恰逢日本帝国主义对逃亡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大清查，她再一次被捕。阿曾巧妙地利用自己的家庭出身作掩护，使日本人对曾国藩的子孙另眼看待，一年以后，安然回到国内。
地下工作环境险恶，革命者行踪无定。年轻的阿曾虽然结了婚，但经常是匆匆见面又匆匆离去，情牵梦绕，得不到更多的爱情生活。曾有两次难得的机会，可以离开地下环境，公开地自由生活，一次是党中央批准他们夫妇两人去苏联，这当然是最向往的。后因人数超额，她毫不犹豫地主动将名额让给别的同志，自己留下来。一次是中央决定她和爱人一起去苏区。遗憾的是从白区到苏区要经过国民党几道封锁线。阿曾长得太美了，又要化装打扮，更加惹人注目，容易暴露。为了革命利益，她又忍痛放弃，留在白区煎熬。
不幸的是，动荡的年代，他们年复一年地分离，隔山隔水，又不可能互通音讯，竟造成美满婚姻的悲剧。襁褓中的婴儿，也因地下工作环境不能带在身边，出世后隐藏在他乡，无法见面。夫妻之情，母子之爱，均已失落，这又是人生中另一种严酷考验。1943年我在延安枣园见到她时，早已是单身一人。我们这群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很想知道她是怎样忍受着感情的创伤？为什么现在还是那样乐观、潇洒？可又不敢直接盘问，只在背后赞叹和同情。一次，她已断关系的丈夫来枣园后沟作报告，我们好奇地注视着阿曾的表情。她没有回避，在土台上搭起的主席台一角席地而坐。首长来了，她和台上的同志一样，起来和首长握手招呼，神态自若，毫无含羞忍辱之感，两人还相互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回到座位，用心记笔记。似乎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什么事，她那虚怀若谷、处之泰然的博大胸怀和坚强毅力，使我们折服。尔后数十年，她一直过着清平的独身生活，而初恋的情爱，仍然深深埋藏在两人各自的心底，直到生命的终结。
我在枣园一年多就审查结束回了原单位。听说她后来随中央代表团去了重庆，协助邓颖超开展国统区的妇女统战工作，干得很出色。1946年国共关系破裂，她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延安撤退时，转移到晋绥根据地，参加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全国解放前夕，她受中央妇委的重托，带了一班人先期进入北平，筹备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并着手创建全国妇联。作为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开拓者、创业者，阿曾肩负重任，从零开始，四处奔跑，八方求援，夜以继日，紧张操劳，准时迎来了全国妇代会的胜利召开。全国妇联机构也初具规模，开始运转。从此，她就在党的妇女解放战线上奋战了她的后半生。
1951年夏，我在北京偶然见到她。这时她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团委员兼副秘书长。八年不见了，她还是那样生龙活虎，容光焕发。只是额上泛起两条模糊的皱纹。而我在此时，正遭到丈夫被诬陷入狱的严重株连，住在前门一个破烂的骡马小店，再次接受审查。离开了集体，孤苦伶仃，深感闹市的凄凉。见了老上级，百感交加，想起八年前在枣园受审时，正是阿曾向我宣布“既无政治问题，也无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不禁心酸落泪。可现在她已是局外人，管不了我的问题，只不过向她诉苦而已。不料一周后，中央组织部通知我去全国妇联报到。到了妇联，接待我的不是别人，正是阿曾。当即安排了工作，并让我立即搬进妇联宿舍，正好住在她的后院。她又当面交给我一封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的亲笔信，信上说我的两个孩子生活供应由公安部负责。我这才意识到，为了我的问题，她亲自去找了罗部长，大概弄清了我和丈夫的问题没有牵连，才使我得到了解脱。而且解决得这样快、这样周到。我联想起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路遇不平、义勇相助的好事。阿曾之于我，就是一个。我是何等欣慰和感激！
阿曾同志在妇联，主管党、人、财，是妇联的内当家。还分管国际妇女工作和妇女统战工作。妇联历次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和国际妇女工作会议，均由她主持筹备、组织。会议期间在后台坐镇指挥。她胆大心细，泼辣果断，雷厉风行，一插到底，工作作风如同她那男子汉性格。她始终保持着解放区那种工作不分上班下班、白天黑夜、不知疲劳的习惯，似乎刻意在她有限的生命中填满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烈追求。我住在她的后院，半夜醒来，通过她的后窗，经常看到她的房间灯光通明。夏天窗户大开，有时还听到她小声哼上几句须生唱腔，夜深沉沉，大地静悄，令人遐想！
阿曾同志的工作，主要是和人打交道。上下左右，党内党外，里里外外，事务纷繁。就全国妇联本身，300多名职工，每个职工的情况和问题、困难，她明察如镜，了如指掌，心中装着一本账。她对干部要求十分严格，特别是老党员，批评人不讲情面，不打官腔，直言不讳，令人敬畏。但谁都能从她的批评中理解到她是在关心你、理解你、爱护你，心底十分豁达善良。人们形容她是“内慈外狠，好话凶说”。她从不当面奉承人，更不在背后对同志说三道四，说长道短。干部中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一旦知道，立即主动帮助解决，实实在在地雪里送炭。对上对下，不分亲疏，心如天平。由于她正直无私，宽厚仁慈，专为他人着想，赢得了上上下下的信任和爱戴，上自书记，下至一般职工，凡有什么难于解决的疙瘩，包括个人和家庭的隐私，都愿意找阿曾倾诉衷肠，把她看成最可靠的当家人。
由于我的处境不同，使我感受最深的是阿曾同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受到伤害和压抑的同志的保护。20世纪50年代以后，党内外“左”的思想日益严重，阶级斗争的观念越来越浓，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越来越多。还有不少“左”的框框条条，压抑着一些同志的积极性。比如：对旧知识分子的歧视；对党外人士不够信任；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海外关系的同志，或在旧社会为了生活，当过国民党一般职员，或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等，尽管她们一到妇联就向组织忠诚地作了交待，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争取自己的才能有一席用武之地。但是，在“左”的思潮下，她们不被重视，要求入党十分困难。运动一来，她们有的受批判，有的靠边站，忍辱负重，没完没了作检查。这是总的形势，非个人所能扭转。阿曾同志主管干部工作，在她脑子里，似乎不存在这些框框条条，把它看成已经过去的历史，着眼于现在的表现。凭着她对妇联干部的全面了解，凭着她正直无私的胆略和她那宽厚仁慈的胸怀，大搞五湖四海。在日常工作中，和她们友好相处，提级提职，努力争取一视同仁，在政治运动中极力为她们说公道话，抱打不平，向极“左”情绪泼冷水，尽最大努力保护这些同志，减少对她们的压力。在反右斗争中，既在执行上面规定的比例，又想方设法把斗争的范围降到最低限度。对划成右派的人，她亲自登门拜访，既指出她们的错误观点，又鼓励她们努力工作，十分关心她们面临的各种困难。有的同志因丈夫在别的单位打成右派，自己抬不起头，被迫提出离婚，以示划清界限，都遭到阿曾批评，指出离婚并不表明划清界限，反而加重双方的痛苦和子女的不幸。如果因为住在爱人宿舍而受到爱人单位的歧视，就批准这位同志搬进妇联宿舍，为她们排忧解难。
我到妇联来，背上背着“大反革命家属”的黑锅，在“左”的思潮下，日子也不好过。初到妇联，机关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便向阿曾提出，为了领导居住安全，要我搬出阿曾后院。其实，我有自知之明，自己既是“反革命”家属，行动十分小心，虽然住在她的后院，并不敢轻易去闯领导人的门槛。而且我甘愿搬出去，省得过年过节遭到重点盘问，也免却阿曾的为难。我向她提出，不想被她碰了一鼻子灰。批评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算什么共产党员”！那以后，我就在她后院住了16年，直到“文化大革命”被赶出。
1953年，专政机关向我宣布了丈夫的判决结论。这是经过高层人物亲自管理的大案，是最终判决。不允怀疑，不容申辩，服从是唯一保身的办法。但是，了解人莫过于对十几年朝夕相处的夫妻。明知判决结论有性质上的冤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我，假意服从而保身，是对党不忠，良心上也过不去。激烈的思想斗争使我无法忍受。于是，在党的小组会上暴露了这一思想。同志们当然相信专政机关的权威，对我进行了批判，不容分辩地要我与“反革命”丈夫划清界限，使我感到更大的委屈和痛苦，不得已只好去闯阿曾的宿舍，向她哭诉。阿曾讨厌人哭鼻子，曾说我“哭鼻子没出息”。但她还是让人哭个够，她很懂得，一个人把心上的苦处哭出来，会轻松得多。她用心听了我对判决结论的怀疑和根据，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也没有说教式地要我划清界限，只要求我再冷静地考虑，不要感情用事，不要在下面乱说。我完全懂得这是对我的爱护。后来，我索性给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大姐写了书面呈述。我想，我不在下面说，向上申诉应该是党员的权利。我请阿曾同志为我转交。不过，我也十分担心，在当时“左”的思想和缺乏民主与法制的情况下，有谁敢冒风险，为一个业经高层批准判了刑的“大罪犯”的家属向上转递“翻案书”呢？因此，我把申诉书放在阿曾宿舍的桌上就跑了出来，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吉凶。两天以后，她突然在后窗户喊我过去，告诉我邓大姐约我到中南海家中谈话。顷刻之间，我全身发热，心跳不已，反而胆怯起来。心想，像我这样处境的人，怎能有资格到周总理、邓大姐的家？不难设想，如果没有阿曾同志在大姐面前对我作了公正的反映，是绝对不可能的。在这次和我的谈话中才体会出来。
到了大姐家，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我的怀疑和看法。一直等我说完她才开口。没想到她第一句话就肯定我在全国妇联的工作。同时肯定我是有见解的。但劝我不要太难过，女同志要坚强，要我相信党终会弄清问题，并告诫我不要把自己卷进去，要努力工作。一席话，言简意赅，句句说到我的心上。这样的政治思想工作，力大无比，使我沉重的思想包袱一下子丢掉了，我的委屈烟消云散，我的眼泪再也流不出了。我暗暗发誓，只要党理解我，即使为党赴汤蹈火，牺牲一切，我在所不惜。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完全按主观意愿行事。在“左”的思潮日益严重的影响下，由于专政机关施加的强大压力，在运动中我被迫向群众作检查。我又很不争气，检查言不由衷，听起来还是在为丈夫辩护，这就激怒了群众。在总支大会上，终于以“划不清界限，不够党员条件”为由，多数人举手通过开除了我的党籍。我也自认没有划清界限，无可奈何，只好听天由命了。作为机关党委书记的阿曾，没有出席总支大会。是不是因为知道我在群众中过不了这一关，她又不能在群众中公开表态因而有意回避呢？我不知道。深夜，我在宿舍对煤落泪，猛抬头，突见阿曾坐在我的床沿，一声不吭，倒使我吓了一跳，不知她何时进屋的。一股羞愧之情涌上心头，无地自容，感到太对不起大姐和她的希望了，便放声痛哭。等着稍为平静，她才站起来，说了两句使我意想不到的贴心话：“不要东想西想钻牛角了，过两年再争取回到党内来。现在不是地下党环境，党的政策是公开的。认真看报纸，同样可以掌握，同样可以工作。”此时此刻对我这破碎了的心，犹如一剂起死回生的良药，把我从总支大会的绝望中唤醒过来，似乎看到了闪光的希望。是呀！我才30多岁，为党工作的时间还长着呢！不能就此沉沦下去。第二天，我打早起来上班，心情很平静，从此，兢兢业业，埋头工作，心甘情愿接受各种艰苦考验。
数十年过去了，终于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的错误，丈夫的问题经过30年的折腾，虽然人已早亡，但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我无条件恢复党籍。阿曾高兴地向我祝贺，意味深长地说：“过去那种情况，你哭死哭活，申冤告状，那不是哪个人所能推倒。只有今天，平反冤假错案，在这个大气候下，你们的问题才有复查平反的可能。上海的潘汉年、杨帆的事件，不是和你们一样吗？”这是何等透彻的分析，我除了感激，再无二话可说。
阿曾同志在妇联数十年，为了解决党内党外干部中的问题，可以说操碎了她那颗鲜红的爱心，但也招来一些非议。有的狭隘之人说她重用了某些不该重用的人。“文化大革命”中“包庇一切牛鬼蛇神”的帽子扣在她的头上。对此，她不屑一理。直到最后她病重期间，还念念不忘在她任期内还有两位同志的问题没有落实，要求新的领导帮助解决。
阿曾同志身为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论资历，除几位大姐外，她最长；论学历，20世纪30年代初，在地下党时曾就读于华南大学，20世纪40年代初，又就读于延安最高学府马列学院；论政治水平和才干，她是书记处的佼佼者；论工作，她承担的任务最重最复杂。但她从不自恃，和年轻的书记们亲密无间，形同姐妹，她的工作就是为她们搭桥架梯，为他人作嫁衣裳。只有奉献之心，毫无报答之求。在主席台上，你看不见她的身影；在大庭广众中，你听不到她的洋洋报告；在报纸上，你也看不到她的名字，在电视上更没有她的形象。祖国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没有她参观游览的足迹；出国访问，她总是安排给别人。她把一切荣誉和方便让给别人，一切困难留给自己。她廉洁奉公，一尘不染，自始至终住在刚入城时住的职工宿舍中一间破旧的小平房，和一般职工用一个厕所，一个水池。室内的简陋家具年久松散，从未换过。在她的领导和以身作则影响下，全国妇联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中央机关是出了名的。
阿曾同志生性开朗活泼。她最大的乐趣是生活在这个职工宿舍的小天地，和普通职工同艰苦，共呼吸。清早起来，总是站在房门口，笑看旁边机关幼儿园的孩子做早操，跟着孩子们手舞足蹈。晚饭后不是串门子，便是拿上小板凳在院子里和大家谈天乘凉。有时也找来拉胡琴的同志搭配清唱京剧。节假日经常约着包括我在内的单身职工一起出去看戏逛公园、挤电车、赶庙会。大年初一，她第一个早起，到各集体宿舍拜年。我离得近，是她光顾的头几名。我们也就跟着她到各户拜年。拜年的队伍像滚雪球，越走队伍越大，一路亲亲热热，说说笑笑，不分上下高低，党内党外，也不管是否在运动中挨过批、靠过边的，都在这个和谐的大家庭里，在一个水平线上平等地同乐。这个规矩，她一直坚持了17年，直到“文化大革命”被赶出来，改作了“牛棚”。
人生多歧路。阿曾同志的晚年是极其不幸的，是在凄风苦雨中度过她的余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成了林彪、“四人帮”在全国妇联射击的目标，整得最凶，斗得最惨。加上过重的劳动和生活上的虐待，年近花甲的阿曾很快被摧残得枯瘦如柴，弓腰驼背，披头散发，行动蹒跚，风吹欲倒，惟有她那对目光还炯炯有神，冷漠地注视着这混沌的世界。我很想偷偷去听她哭诉，阿曾素来原则性很强，也不会向我吐露。只有一次，我和她两人在房里，她悄声问我：“看报了吗？国庆节领导人出来，没有林彪、黄永胜他们的名字。”我见她嘴角上挂起一丝笑容，立即有所意识，故意说：“不是党章上都规定了吗？”后来，看到人们把墙上贴的林彪语录全撕了，令人感到一种依稀的希望，阿曾身体越来越坏，她的爱子来探望后，将情况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责令军代表把阿曾从劳改地送回北京，住进医院。粉碎“四人帮”后，她得到彻底平反，在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但因身体折磨太甚，心力俱衰，双腿瘫痪，长期卧床与病魔苦斗。终于蚕丝吐尽、蜡炬成灰，在她80将临之年长辞人世。
大海呼啸，天地哀伤，上千的同志、战友涌向阿曾同志的灵前，国家副主席王震参加了告别仪式，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曾宪植同志的家属表示亲切慰问。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痛悼这位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执著追求、捧着一颗圣洁的心而来、牺牲一切、不带半根草而去的伟大心灵。她的人生价值比天高、比海深，她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纯粹的人。她留在人间的是伟大的博爱，是人们心中永远的怀念。
阿曾同志，让我们的怀念永远陪伴您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