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芳
一
1937年7月7日，历史上的这一天，恐怕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都不应该忘记。
当时我在山东泰安省立三中上学，日本鬼子炸了济南的泺口黄河大桥。我们就整日上街宣传抗日，搞募捐活动，并且与反动校长辩论，我还曾代表全校同学多次上台讲演。有一天我们上街宣传回校时，被学校张榜开除了。我父亲的盟兄陶叔又从五十九军写来了邀请信，父亲母亲便同意我离家出走，去安徽先找到“朱先生”——陶叔的妻子，她在陶叔的老家安徽下塘集。
我与难民们挤在南下的火车上，到安徽下塘集已是半夜，找到“朱先生”——陶婶的住址，敲了有半小时的大门，她住在很深的院里，住外面的人家半夜不肯开门。
陶婶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对我说近日有几位新四军的同志来找过她，虽不知去向，但认为他们一定还会来的。
陶婶原也是苦出身，她带着弟妹在教室窗外听课，并拿了小学文凭，又被骗嫁给地主儿子，得到上师范的机会。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陶婶逃离地主的看管到武汉上了军校，成为共产党员。她又登报与地主儿子脱离关系，后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去学习，与陶叔结婚。因她生孩子，陶叔便脱党跟随冯玉祥将军到泰安，一晃三年过去，陶婶仍有一颗追随革命的火热的心。
陶婶被身在郑州的陶叔用电报催去，我暂留在安徽等新四军的同志，但就在这时，日本鬼子先后占了南京、合肥。下塘集成了危险地带，陶叔的弟弟来接走陶婶的两个儿子，我也千方百计一人赶到郑州见了陶婶。
我在陶婶的帮助下，到西安找到省政府的曲先生。他的哥哥在“那边”——延安，他却安居西安，而且对我图谋不轨。幸亏我打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在七贤庄，于是天微亮，我便悄悄起身光脚走到门口才穿上鞋子，到街上打问一位人力车夫。
“你这小姐去那干吗？”车夫老大爷问。
“去找……我的亲戚。”我扯谎。
“坐上我的车去吧，是个女学生家，没错，都是说找亲戚……”就这样，老大爷把我拉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我要多付车钱，老大爷不要，我说：“收下吧，以后我就不用它了。”
门开了，办事处的人出来接待了我。正好两小时后就有要去安吴堡青训班运粮的汽车，去延安，安吴堡似乎是必经之路，它就是向延安和抗日游击队输送人员的中转站。
我又坐车去曲家偷偷把简便的行李拿出来，当我真正坐上开往安吴堡的汽车时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
在过泾渭河汇合口时，胡乔木副主任问大家：“知道为什么这水一边清一边浊吗？”他接着给大家讲泾水清、渭水浊、泾渭分明的小知识。
汽车沿着清澈的泾河而上，向着心中的目标。
从离开父母兄弟、家乡到今天找到了自己向往的队伍，两个月了……不，17年了，这17年的生涯，我都在寻找，都在逃奔呀！
二
坐上开往安吴堡青训班的汽车，我沉醉在歌声里，忘记了时间和过去的烦恼，随着歌声冲上云霄，是歌声随着汽车跑，还是汽车跟上歌声飞？反正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同志们，醒一醒，就要到安吴堡了，看前面！”车上的负责同志向前指着。
我猛然醒来，见有的同志欠起身来，以为是到了，便往起站，准备下车。
“哎，别急，别急！醒醒盹，再坐一会儿，还有一小段路，看！前面那片瓦房，那就是安吴堡，就是我们的家！”负责人再次向前指着。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真的，在几百米外有一片蛮高大的房子，还有像庙似的大瓦房以及大院落！
“这堡里原来住的是西安的一家大富商。看，人家愣是在荒芜的黄土塬上建了个《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呢！”那负责人开着玩笑，“不过这家人早已败落，只留下这片又高又大的房子，供咱们办青训班了。”
车开得很快，负责人的话音未落，我们已来到安吴堡的街口，街真宽，开过我们的大卡车宽宽有余。
我们的车停在敞开的大门前，车上的同志不用招呼地齐动手卸粮袋。我正忙活着，一位男青年向我走过来。
“走，同志！”他站在我身边说，“胡副主任叫我送你去招待所等着编队入伍。噢，我们住这里，你们住在那边。”说着提上我的行李就走。
我被那男青年送到一个阁楼上，看见地板上铺着厚厚的一排稻草，上面放着一些被褥，但是屋中无人，于是我接过行李放在门口。
“门口太冷，把行李往里放放。”
我回头看见来人是一位学生打扮的大姐，上身披了件旧棉军衣。她进了门冲送我的男青年说：“把她交给我吧，你快回去吃饭，饭都凉啦！我领她去女生队吃饭。”那男青年走后，她又冲我说：“嘿，小同志，拿上缸子盛饭用，走，跟着我。”
我赶紧带上漱口缸子跟她下了阁楼。
“你叫张云芳？”她边走边笑眯眯地问。
我点点头。
“这名字好耳熟啊，我在哪儿见过你？”她回过头来打量着我。
我也认真看她，但是没有见过面的印象。
“你也许没见过我，可我见过你，你在台上，我在台下。”她十分肯定地说。
“在台上，什么台上？”我有些惊喜。
“你演过戏吧？听你说话的声音，看你的眼睛，不用说就可以看出来。我在北平上学，有时也看看戏，你这名字在戏牌子上像是见过。”
这下我才明白，急忙解释：“我从没上台演过戏，只十一二岁在青岛上小学时，学校有次开恳亲会，演过小歌舞剧，以后再没演过了。”
“我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会看错的。”她很固执地说，“不敢承认？看你这模样就是像演员嘛！”
我不知该怎样地解释，仅不好意思地笑笑，心想，这位大姐竟如此主观，没办法，我只是没有证人，由她怎么想吧。
在女生吃饭的大房间里，她给我打来饭菜。
“快吃吧，都凉了，我还有事要去办，咱们回头再说，噢，我叫李淑贞。”说罢匆匆走了。
我看到房间里还有位吃饭的女同志，便指指出去的大姐问是做什么工作的。
“她？她就是女生队的李队长呀。”身边的女同志告诉我。我大为惊讶。
青训班有十个大队，前九个是男生队，唯有这第十大队是女生队。编队时我又被选为班长，还当上了青训班救亡室的副主任，工作忙得我脚打后脑勺，常常深夜才见到这位李队长，但也没时间再谈什么上未上过台的事了。
我们课程蛮多，常听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分析，专题讲解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同志们发言都像是誓言一般，要求奔向抗日的战场，赶走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
我特别喜欢游击战术课，摸爬滚打从不怠慢，认为这是当游击队员的基本功，学好它才能当上合格的游击队员。我们这门课的教员好像也姓李，个子特高大，绝对是个称职的好教官。有一天，他给大家上战地战术课讲匍匐冲锋的重要性，强调必须迅速前进的要求，讲着讲着做起了示范：他右手拿起块砖头当作炸药包，匍匐在草地上。我立刻跟上他实地操作，一招一式地学着他的动作。他个大腿长，动作娴熟，前进得很快，我用尽全身力气，怎么也追不上，直嫌身上的旗袍碍事。教员利用一个土包当掩体抛出“炸药包”，我也冲过去观察，他这才停了下来。听到大家的笑声，待我回头一看，同志们都远远地站着，只有我一人跟着教员忙活了半天，再看身上，旗袍也被扯开了好长的口子，还满是土和草刺。我忙笑着擦擦满头的汗水跑回到队伍里。
青训班的学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听说还有各省游击队的组织者，我逐个找着去报名，却都说暂不收女兵，只有山东来的一位队长在我再三要求下答应：如若组织上同意收女兵，第一个要我，这还给我点安慰。
青训班虽然还不穿军装，不发军需品，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军容风纪都要求得十分严格，不亚于正规部队。内务条例几乎天天检查。李队长要求我们这些做班长的起带头作用，何况自己还是救亡室的副主任呢！可我不知怎么做为好，就想到去总务科领了把大扫帚，天天早起一会儿抢先把院子和我们的救亡室打扫干净。墙报我也是经常更换，同志们投稿特别积极，墙报上有文有画有诗有歌，丰富极了。李队长夸我带头带得好。其实，我懂什么带头，就是在这儿心里特高兴，啥活都愿意干，干得开心！
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我了解到抗日战争的艰苦性、长期性，也更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我们几乎每天都学一两首新歌，那些歌词都像教科书一样鼓舞着自己。我们集合也唱，饭前也唱，会前也唱，好像那歌声在青训班里就没断过。当时延安被称为“诗的城、歌的海”，这一点在安吴青训班就已证明了。
三
青训班领导传达说近期常有政治匪徒搞破坏活动，对我们进行袭击，要我们提高警惕，如有紧急集合的号声不许点灯，不许动静大，不许丢失重要的物品，不能失掉联系，要紧跟队伍不能掉队。根据传达精神，班里做了认真的讨论，还做了具体的准备工作：选出两名身强体壮的同志主动去帮助队部搞转移；身体健康的小张同志照顾班里体弱的37岁的黄大姐，她的东西多些。我们还把除睡觉用的必需品以外的东西打点好，睡觉时衣服鞋按顺序摆齐。布置完了以后，班里同志还做了一次全面的练习。就在当晚，半夜里响起了紧急集合号，于是我们班迅速而有条不紊地完成起床、穿衣、提东西等一系列动作，最先到达集合点，在队部门前等待出发。因此我们当场被大队表扬，说我们有了初步战斗意识，准备工作搞得不错。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演习，没有敌人敢来袭击我们这样的队伍。解散时大家一阵欢乐，好像已经打了次胜仗似的相互拥抱起来，然后是喊不完的口号、唱不尽的歌。
这期间我们还搞了一次连续五天的野营演习。首先步行到耀县。男同志为此还带上几顶帐篷，扎营在旷野里，女生睡附近的小学校教室。住教室首先要把没用的东西搬开，每早还要恢复原样并打扫干净。男生庆幸，为他们住帐篷没那么多啰嗦事而得意。但连部每天都要检查内务卫生，做得不够受批评的往往是男生队，他们不服气，说什么演习主要看“战斗”成果而定胜负。演习的项目除了急行军，还有夜间打伏击战。我们身上带的手榴弹、炸药、干粮袋的共有十来斤。演习时我们分为两队，一队臂上扎上红布条，一队颈上束上白毛巾。演习非常激烈，简直是一场混战，终于，我们的女生队也抓到了几个束白毛巾的男生俘虏，可他们不服押送，我们又不可能把他们真正地捆绑起来，竟让他们跑了，跑到帐篷里摘下白毛巾冒充胜利者。当然，很快地他们就被查证，按逃兵论处，他们还不干，争了半天给以宽大就算他们是投降起义兵，这样他们才安静下来，其实谁都知道，算什么他们也是战败者了，大家哈哈笑个不停。
最后一项演习是长途行军，我们都叫它“长征”。行军由游击战术教员带队，天不亮就出发，大家全副武装沉甸甸的，路线呢？是围着耀县绕一大圈，再往安吴堡方向走。李队长让大家早饭多吃点，说行军中吃饭时间不保证、住宿不保证，因为有“追兵”，要大家做好精神准备。我们觉得伏击战都打过了，走路行军算什么，大家既重视准备又不把困难放在眼里。李队长布置完工作后走到我的身边。
“你把班长工作移交给副班长，跟我来，去执行个别的任务！”这是命令，毫无商量的余地，我听李队长说完立即向副班长说了几句就跟她走了。她把我带到一支男生队，交给了几个边走边敲鼓、打锣、练歌的人。
“你会唱凤阳花鼓吗？”一位操着四川口音的同志问我。
“不会。”我从没唱过，摇摇头。
“这不难，我立刻教你，包你一小时内学会！”他十分有信心。
“我平常学个歌还得俩仨小时呢。”我说。
“这不是平常，是急行军中临时组织的宣传棚演唱队，必须出活快，要的就是个情绪气氛，你集中精力用心学就是。没听说爬雪山过草地饿着肚皮的宣传棚吗？”说着，不等我回答，他已用筷子敲着挂在腰带上的缸子唱了起来。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咚咚锵，咚咚锵，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着花鼓走四方，咚咚锵……”这小高用他那粗嗓门唱出来也挺好听的，尤其他打在缸子上的点儿都特像鼓点儿。
我立刻跟上学，虽然认真，但又记词又记曲还不能错了点儿，可难为我了。我好半天记住词却忘了曲，记住曲又忘了点儿，自己哼哼叽叽地边走边唱。词曲算是背过了，想请师傅提提味儿，可那位四川同志早已去帮别的同志了。
太阳已经好高了，肚子里咕咕噜噜的挺饿的，我想该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可队伍前进着，队长噔噔地走在前面似乎根本没这个意思。或许是多数人都和我差不多，因而队伍走得不带劲了。这时只见队长站出队，在路边向全队人鼓劲。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多少天的急行军都过来了，咱这还是在平地上，算什么苦？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不是要当游击队员吗？那就这样，经得起锻炼吗？只有不怕苦、不怕累才能打跑日本鬼子，同志们，打起精神来！”
队长的话像是对我自己讲的，听了这我立即挺着胸大步前进起来，说也怪，这么一来，连累带饿的感觉还真的给赶跑了。
这时，听见队长叫队伍停下稍加休息，同时，宣传棚开始了演出，什么快板、小相声、独唱、小合唱，一个接一个。我正担心轮到自己唱这半生不熟的歌怎么演出呢，突然听到有胡副主任的声音。我巡视着，没有胡副主任其人呀？大家一通大笑才知道，是个男生在模仿，他学得可真像。笑过之后，队长叫我唱，我紧张坏了，这时只听那位四川同志领先来了一句：
“说凤阳，道凤阳……”
我马上随着唱了起来，越唱胆越大，居然红头涨脸地把刚学了没多会儿的花鼓戏唱了下来，当然，不会有什么味道，词曲差不多就行了，同志们用掌声给我以肯定。
“我没说错吧，你这不是上台了吗？”李队长凑过来说。
“还不是你赶着鸭子上架！”我紧张的情绪还未消除，脸仍然红着，“再说，这算什么台呀？”
其他的小节目依次演着。那位四川同志也过来鼓励我：“唱得蛮不错嘛，刚刚学就能唱了。”
“亏了你给带了头。”我说。
他笑笑摆摆手，意思是不值一提，然后又跟我研究起花鼓调的韵味，我认真地跟他练着。
休息完毕，大家继续前进。从天不太亮出发到现在，我们竟走了十个小时，在大家显出疲惫的时候，我们的宣传棚再次演出。我经过前一次的演练，这次的演出显得自然了许多，调不调，味不味的不知怎样，反正声音是更加大了，自己觉得唱得很来劲。居然还被同志们吹呼着反复唱，把这凤阳花鼓又唱了一遍。跑下场后，心里激动、兴奋得乱跳，不是紧张，是演出成功的欢乐！
这天直到天黑了才回到安吴堡，伙房立即给大家送来了热乎乎的饭菜，我吃了满满一大缸子的米饭。我那缸子是特大号的，一缸子水可以够洗脸用的，平时我只能吃少半缸子。这次行军走了13个小时才吃第二顿饭，队长说这也是为了打游击而练兵的，那么，饿着肚子急行军这一关我们就算胜利地闯过来了！
那天没有晚自习，我回到班里时大家跟我亲不够，因为我离开大家整整一天了。班里同志问我平常为啥不给她们唱凤阳花鼓，我说，我哪会，是队长赶着鸭子上架，现学现唱的。有位老家是安徽的同志说，我唱的虽然不太像凤阳花鼓，但也好听。我告诉她，我在山东老家从没听过这玩意儿，今天唱得准也跑了调走了味。是的，直到现在我还能哼哼的凤阳花鼓也准是变了味的。
大家欢乐一阵，鼓动着我不得不又唱了一遍才安静下来。大家在床上、在被子上写着日记，记述着这艰苦而又欢乐的一天，我自然在日记上写下了首次演出的心得。
四
时间过得很快，两个月的训练时间已经悄悄地过了50多天。
有天一大早，我正在救亡室打扫房间，李队长匆匆来找我，她总是这样风风火火，任何事情都像是布置任务，她主观，但十分热情：“昨晚四队的男同学来找我，要借你到他们队去排演一个独幕话剧，不用唱，是光说话的那种话剧。是作家丁玲同志刚写出来的剧本，讲的是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其中有个女角色，说你合适演……”
“队长，”我打断她，“离毕业只剩下一周时间了，我们班定的计划还有一些没有完成，还需要我和大家一块干呢，我怎么好去排演什么话剧。”
“怎么？”李队长变成了批评的口吻，“你们的事情就超过了一切？已经是个小本位主义者了。班里不有副班长嘛，也应该发挥她的作用。你们班常起带头作用的，这次你就放心去支援男生队的演出……”
我还想推辞，但话未出口，她便制止住，右手搭在我肩头上，意味深长、口气和缓地说：“没有女生，他们就演不成这个戏，演戏也是重要的宣传鼓励。你就代表你们班，不，代表咱们女生大队去支援他们吧。”
“队长，我是怕……”我确实担心演不好。
“怕这怕那，那就什么也干不成了！”李队长的命令口吻又来了，“况且有的事要根据条件，大家认为你行，你就要干，不然也是没有群众观点。怕困难就无法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说到这，她不等我表态已经转过身去，“拿上你的吃饭缸子，跟上我去四队！”
我只得照她说的跟上去了。
“哈哈，你还不知道咱安吴堡里面有个戏台吧。”李队长边走边说。
左拐右拐，我们走进堡的深处，果然这里有个一人高的戏台，正有几人在忙着挂幕条。有两个人伸手把我们拽到戏台上。
“我把我们队的救亡室副主任、九班班长张云芳同志送来交给你们了，”李队长说，“她没演过话剧，就看你们教的本事了，只许排好不许排坏！”原来她跟外队的人也是命令式的口气。
我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说什么，因为该说的，李队长都替我说了。
“哈哈，”李队长打破小小的僵局，“晚上回班上休息，每天早晨来他们这上临时班。放心，我帮你去安排班里的事！”说完跳下小戏台走了。
我们李队长的干脆劲儿很投我意，批评也罢，命令也罢，我都能接受。她一见我面就说见过我演戏的事也无形中收回了，不用我再找证人解释了。
教我唱凤阳花鼓的四川同志也在这剧组里（他的名字叫徐玉峰，全国解放后改名卜三），使我感到有了靠山，放心些了。其他几人也好像在青训班里见过面。大家寒暄几句便围在一起，有位个子不高的同志读起了丁玲同志的剧本，剧本内容是：开场几个游击队员被日本鬼子俘虏了，他们把一把匕首传给了队里唯一的女游击队员手里，后来分头被送进监狱。那位叫白华的女游击队员被单独关着，来了位日本翻译和她说话，白华认出他是自己以前失散的恋人，就生气地把匕首向他刺过去，那翻译捂住伤口才说清自己是打入敌军的地下工作人员，此次是来救大家的，他把设法弄来的监狱钥匙交给白华，并说不要管自己，快救其他游击队员一起出狱。白华在万分矛盾中照着自己恋人的话做了……
剧本十分感人，我听着头皮都紧了，大家的感情被调动起来，于是趁劲儿对起词来。第一天就都把自己的台词记了下来，在排戏中你一言我一语，也没有正式导演，反正谁不在场上谁就有提意见、出主意的发言权，因此排练很热闹，也有争论不休的时候，总之大家都很踊跃。只有我顾不上这些，只顾记熟自己的词和尽量把词意和情感表达准确，这在我已是相当的难事了。就这样，在四五天内总算把戏拉了出来，练了几遍，虽还有些问题，但还是得到了校部、队部领导的肯定。
有个事我很为难，那就是我演白华刺向翻译的那一刀总是很重，搞得演翻译的同志后背上一道道的红印。
“我是尽可能想轻一点的，可我演时是真恨他当了汉奸，才出手刺伤他的，要不，怎么能刺得像呢？”那时虽不知什么叫体验派，但由于自己的认真态度，倒率先进入这一派别，说：“那他可以躲躲嘛！”
“我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刺我的，怎么能躲开呢，要躲开没刺上也不像啦！”那位演翻译的同志也十分认真，但又很宽容地补充道：“你尽管刺好了，我不怕！”
多可爱的献身精神！那时仅认为是为革命工作的献身精神，现在分析起来，也大有为艺术的献身精神。
毕业晚会是在1938年4月22日晚上召开的，我们排的丁玲同志的戏叫《重逢》，放在了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压轴。
“节目一演完就要宣布分配的名单了，”曾要组织山东游击队的那位队长来到后台，他悄悄告诉我，“有分配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还有去延安陕北公学的……”
“那，游击队的名单宣布吗？”我急忙问。
“暂不宣布。”他说。
“那你们到底要不要女同志呀？”我说。
他笑了笑说：“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看见分配到延安抗大学习的名单上有你的名字！”
“嗯？”我似乎没听清。
“你到延安抗大学习一个阶段，再来前方也好嘛！”他补充说。
听了他的消息，我一方面遗憾不能直接去游击队了，另一方面更为能被分配去延安抗大学习而振奋！这难道不是近几个月来自己朝思暮想的愿望吗？不交学费的学校，学打日本本领的学校！到延安去学习，除了高兴自然也有些歉意的不安，总之，心里有股强大的说不清的暖流的涌动。恰恰这个时候，演出的执行导演催场来了，我便无比激动地跑上了舞台。
戏都不知是怎么演的了，好像没顾上喘口气就演完了。我是个干事认真的人，激动的情绪调动了我在舞台上积极的行动，反正是没错台词，没错动作。我赶紧擦掉脸上涂的油彩，衣服本来就是自己的也不用换，跳下台去挤在我的同志们中间等着听分配名单。当时每分钟都像一小时那么长，不知读名单的人被什么耽误着，过了好半天才走上台来，是我们的胡副主任，也就是胡乔木同志。我回头望望，正遇上那山东队长的目光，他冲我会心地笑笑，我自然更加放心了。
胡副主任讲了几句简单的话便开始读名单了，他虽为南方口音，但名字读得很清楚。我虽有底但仍很紧张地注视着他，然而当那抗大名单一个一个读完以后却没有我的名字，真的，还不至于紧张到听不见自己的名字的地步！我想问却又一时不知问谁。胡副主任开始读陕北公学的名字了，我又认真听下去，几十个名字读完了仍没有我。我忙回头去寻山东队长，只见他正在往回挤，或许他是想上台去为我问询？一定是！我看着想着的时候，胡副主任已开始读另一个学院的名字了。
“这读的是什么？”因为我没听见。
“鲁迅艺术学院的名单。”身边人告诉我。
我心想着刚才的事，没有在意这个学院，认为和我无关，我的目光还在寻找着挤到台前的山东队长。
“……张云芳。”胡副主任读完最后一个名字合上了手中的纸。
我？
“对，最后一个读的是你的名字。”旁边的同志向我确认。
“什么学院？”我又问旁边的同志。
“叫鲁迅艺术学院，好像。”
胡副主任未讲什么便宣布散会，我立即从人群中挤出来，朝校部方向去追胡副主任，半路追上了他。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堆问题。
他听了大笑。
“您别笑，快说这什么学院在什么地方？学什么？”我急咧咧地问。
“在——延——安！”胡乔木副主任故意把这三字拖得老长，然后笑着说：“鲁迅艺术学院自然是学艺术的，让你去学戏剧。”
“抗战期间，学什么戏剧？”我顾不上礼貌，“不，不，我要上前线打日本，我要学打仗，不要学什么戏剧！”我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游击队不批准，说是不要女生，听说我的名字原来在抗大的名单里，怎么一下子叫去学戏剧了，我不干！”
“你愿意去抗大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他问。
“抗日大学嘛，打日本鬼子呀！戏剧有什么用，这是什么时候？！”我极其有道理地说。
胡乔木副主任听到这里，把我拉着坐到路边的石条子上：“为了打日本，那就要学会打日本的本领，没有本领就等于没有武器，你个女同志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两个月来，我认真学习了游击战术，我身体好，能和男同志一样冲锋陷阵地干，一听游击队不要女的，去抗大学习以后再去前方也行嘛！”我说着这些，自然想起自己那沦陷的家乡，自然想起水深火热中的父母兄弟，为了他们，为了更多的他们，我才要去打日本鬼子的，而后面这些话却被泪水代替了。
乔木同志耐心地劝我：“……掌握了斗争武器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戏剧是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好武器。你刚刚演的戏多好，不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吗？你有条件，应该去认真地学会它，掌握它……”
我似懂非懂，但知道不好再要求了：“这个学院学不学游击战术课，学不学政治课？”
“不学游击战术课，”乔木同志说。“但学政治，还要学艺术专业和文艺理论课呢！”
看着耽误胡乔木副主任这么长时间，我也不好意思再问了。
等我跑回宿舍，同志们已经睡下，我便悄悄地躺下，然而，很难睡着，快天亮时才迷糊了一会儿。听见黄大姐起来打行李了，是啊，今天将有好多同志要分手了。黄大姐和许多同志要直接到全国各地去做抗日救亡工作，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再见面，也许会从此再也见不着了呢。两个月的集训把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姐妹们连在一起，分别又该是何等的心酸！我轻轻地爬起身，默默地帮黄大姐打行李。
队部来叫班长集合，通知这通知那的，弄得我没空打自己的行李，好容易抽时间跑回宿舍，社会服务部的同志又来命令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谈。我一进门就催他快说什么事。
“昨晚看了你演的戏，”他慢吞吞地说，“你不一定再去学戏剧，可以直接参加戏剧工作了，现在有个孩子剧团急需演员，你就去这个团工作吧。”
“不行，不行！”我十分坚决，“我还没学呢，又要直接去演，那怎么行！”说完就往外走。
他拦住我一个劲地讲他的道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直到他全讲完了，我推开他就跑了，他自然也无法扯拽我，也没再来追我。
跑回宿舍已没人了，同志们已都去集合。我急坏了，从我的一堆东西里拽出了几样必需品及衣服，又抽出条绳子，抱在怀里，就往集合点跑去，剩下的东西甩在那里不管了。
我跑到操场，看到去延安的同志们正在那里整队，高兴极了，不管不顾地冲进队伍里面，先把自己抱的东西扔在同志们身后，然后跑到队长身边。
“队长，那，名单上……还有我吧？”我气喘吁吁地说。
“有啊。”队长回答我。
我立即站回到队里，请前后的同志帮着我打了个结结实实的背包，倒好，这下真是轻装上阵了。点名了，当听到我的名字时，我那个“有”字答得声音特别大，有点冒调，我不好意思地看看两旁，有几个同志回头冲我善意地笑笑。这时队长让排长们出列，我想这与我无关，还在试着背好自己的背包以便长途行军。
“女生特务排排长张云芳怎么不出列？”这是队长的喊声。
我愣住了，左右同志把我懵懵懂懂地推出队列，我红着脸像犯了错误似的，我怎么也想不起啥时候宣布我是排长。是昨天晚上，还是刚才我来之前？管它呢，反正延安是去定了。
队伍在队长的口令下开始前进，我走在前面，紧挨着队长，便悄悄告诉她我被社会服务部找去谈话的事。
“哪能老改动，已定下的名字。他和你谈谈，是征求你个人的意见，你不同意，当然可以选择。行了，快带好你的三排，咱们要八天走八百里地去参加延安的五一节晚会呢！”
我把心放到肚子里，带劲地走起来。
队伍后面涌来一大堆人群，原来是分到全国各地的同志今天暂不出发，他们赶着来为我们送行的。
那位游击队的山东队长跑到我身边：“你们动作真快，我们早点没吃完就听着你们出发了。祝贺你，今后你就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大学生了！”
“我到了延安就要求上抗大学军事，头一批毕业就去前方参加战斗，你到时候得要我，可别不认账啊！”我边走边说。
“哎，要服从组织分配，可别个人行动呀！”
“我是早已报名去山东游击队的，你可得给我作证！”
他拍拍我的背包：“好，咱后会有期！”
黄大姐和小陈也追上来，她俩都是另有任务不能去延安的。两人到我身边不待说话已泪水汪汪，相跟着走了半天，小陈才哽咽着问我：“张姐，你老家是山东哪来着？”我知道，这是小陈指望着抗战胜利了，好有个与我联系的地点，我告诉她：“泰安，泰山脚下，可是，现在已经被日本鬼子占了……”
关怀我的人多，我们的队伍变成了三一群五一伙地走着，大家告别的话说个没完。队长下命令要整理队伍了，欢送的同志才留步。这些同志大都是些有一定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他们将直接奔赴抗日前线，去搞抗日救亡工作。我的同学、我的同志、我的战友，就要分手了，我们都盼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再见，再见呀！
队伍拉开，拉得好长，我们边走边回头，边走边招手，心和送行的同志紧紧连着。
是谁唱起了歌，这歌声很快变成了大合唱，把去延安的和欢送的同志们汇合在一起：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怕雨不怕风，从北平到南京，到处有我们的游击军，到处有我们的好弟兄……”
我们离开了安吴堡，离开了我参加抗日工作的第一个革命课堂。安吴堡呀，你留下了我多少永世不忘的美好回忆！
五
从位于关中泾阳县的安吴堡到陕北的延安有800里山路，我们要八天赶到。那天，1938年4月23日早8点出发前，当队长一说要在五一节前赶到延安参加庆祝晚会，便给同志们鼓足了劲儿，几天来简直是不停地奔跑。最后三天我还被命令当上了值星排长。通知我上任时，我特为难。
“当排长就是轮流值星带队！”队长严肃地说，“作战的时候更没商量的余地，要做军人，就得服从命令！”我们这位队长不像命令的事说得都跟命令一样，何况这次是真的命令。
我只好点点头。
“这就对啦！走了这么多天同志们都累了，几乎所有的同志脚上都打了水泡血泡的，在这时候来个女排长带队，那些男同志就不好意思掉队了。咱一定要在五一节晚上赶到延安参加晚会，去年我在延安过的五一节，那晚会可热闹呢！”队长见我答应后给我补充了这么多理由。我又推翻对她的看法，谁说她说话总像命令？
我们已进入陕北中部延安附近的群山之中，在这黄土高坡上有爬不完的山，翻不完的岭，过不完的沟，我的脚上也由水泡早已转换成血泡，而且身上还来了特殊情况，很不方便，很是艰苦，但我咬牙挺着，用值星排长的责任要求着自己，那困难也就克服了。我毕竟从小经常爬泰山，腿脚还利索，队长要求我发挥带头作用。二排长和指导员都去做收容队的工作了，不少人掉了队。
白天当值星排长还好说，夜间不仅要吹起床哨，还要查房，叫需要早起的炊事班同志们。队长找了只手表给我戴上，可它不是闹钟呀！于是，我不敢睡踏实，总要借着手电看时间。凌晨4点就要叫炊事班，这些同志也都是自告奋勇干这项工作的，一定要叫他们休息好。因为除了早起，他们白天还要背粮食、背炊事用具锅碗瓢盆的和大家一样行军。炊事班还有个从广西来的女大学生，叫易亚蓝，长得好漂亮。总之炊事班最辛苦。
夜里吹了熄灯的哨子，我只打个盹，不管睁开眼是3点还是两点都不敢再睡了，然后去查铺。我们是住小学校的教室，女生好说，男生宿舍便不好办了，他们好多人睡觉只穿个裤头，睡得不老实的人经常滚出铺的草垫外，睡到了地上。
陕北的4月天还是挺凉的，又无法进去提醒他们，正犹豫，突然听到：“快点走，到延安啦……”没有人动，原来是哪个小伙子在说梦话。我大声喊道：“盖好被子，小心着凉！”喊完又不好意思地赶快跑开了。
我走到炊事班，打算待会儿该叫他们了，可发现有几个同志早已起来，还远远不到4点钟，他们已开始为同志们的早餐做准备了。多好的同志们，我代表全体行军的同志感谢你们！
已是五一节晚上8点多钟了，我们这一队人还走在距延安十来里的路上。路渐渐宽了，已经有要进个城镇的样子了，路边还有排水的道沟。队长告诉大家要提高警惕，因为延安附近经常出现埋伏的政治匪徒，有对我们袭击的可能。如有枪声立即卧倒或躲进道沟。
大家提高警惕，不出声响地快步走着，因为心中急切，怕耽误了去参加五一晚会。只能听到从队伍里发出“嚓嚓”的脚步声。我和小我一两岁的孙剑珠走在女生排的前面，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我们立刻跳进路边的道沟。
“口令！哪部分的？”这声音来自路边的一个小山头上，“这么晚了，还上路？”说着这声音往下走来。
队长急忙上去，向来人说明情况。人家要证明信，可证明信在指导员身上，而指导员去收容这会儿还未赶上来。那来人走近我们说：“延安文艺晚会是从下午4点就开始了，刚刚9点钟结束了，你们赶不上了。我们是为节日而放出的远哨。”说到这儿，他又十分热情地说：“欢迎同志们！同志们一路辛苦啦！这样吧，咱们有规定，没有证明信不好放你们进城，同志们先跟我们到哨所休息一夜，明天一早进延安城！”
大家虽扫兴，但也只好如此，跟着来到哨所。这哨所不过是一间半窑洞，短短几步路，哨所的同志已看出我们累得腿脚都不听使唤了，快快给我们安排进了窑洞，大家便炕上炕下东倒西歪地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露亮，我突然想起仍然肩负值星排长的重任，于是站到窑洞外用力吹起了哨子，而且大声地招呼大家起床。
“快醒醒，天亮了，我们赶紧开进延安城啊！”
这次同志们不顾腰酸腿疼，动作麻利地爬起来，本来也没解开背包，所以集合十分迅速，指导员和落下的同志也在半夜赶上来。队长走过来，我请她讲话。
她说：“我和大家一样，一觉到天明，那就感谢哨所的同志们了！好，出发！”
话音未落就听有人喊：“同志们先别走，先别走！”是几个哨所的同志抬着个大笸箩跑过来。原来，他们为我们蒸了一大笸箩白馒头。
太及时、太实惠了，大家接过白馒头再三道谢后，接着上了路。
就要到延安了，我突然听到有哗哗的流水声。我离开队伍拨开路边的灌木丛去寻找，发现是一条清澄澄的小河，水流得还挺急。
“同志们，快来呀，这有条小河！”我大喊着。突然想起来，我还未请示队长，队长没说话，我说：“你看同志头上脸上尽是草和土，洗洗吧？”
大家已不管不顾地跑向河边，队长也走过来，映着河水照照自己，然后笑起来。
“要不洗洗整理一下，咱们像支遭了袭击的败兵，大家快快洗洗休整一下，咱们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进延安去见毛主席！”队长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欢笑声。
“还是女排长带队好，能发现敌情！”
“其实，这要什么紧？到延安能洗个痛快！”我身边的孙剑珠说。
“好，不叫小孙洗，就叫她带着这副尊容去延安！”我笑着说。其实早看见那小孙比谁洗得都欢。
队长笑着说：“对，咱们要像支训练有素、打了胜仗凯旋而归的队伍，到圣地延安汇报战功来了！”
大家受到队长这句话的鼓舞，休整之后，迅速集合，昂头挺胸地向延安城挺进。
我们走到两山之间的小峡谷里，抬头看看朝阳已映在前面刚刚露出的小山头上了。不，那不是山头，是什么？当我们从一个小小的峡谷拐出来，眼前开阔了，那映着太阳光辉的是一个立在山头上的宝塔！啊，这不是日盼夜想的宝塔山吗？我们刚刚洗过脸的小河也汇入前面宽宽的河流，噢，那就是延河水呀！宝塔山，延河水，我们到达延安城了。
我不由加快步伐，被身后的队长多次提醒，压住步子才能使队伍整齐，可我怎么能压得住呢？
我终于被从领队的位置上换了下来，队长亲自喊起了“一二一”的口号。走得更近些，我们看到了延安的城墙，灰色的城墙上白底蓝边写着四个大字：“团结抗日”。一股强劲的力量像是注入我们肌体，于是，歌声又飞出了队伍：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歌声把我们带进延安城，歌声把我们带进了革命大家庭。
六
到了延安的前两天我简直不知是怎么过的了，到处参观到处跑，看不够、听不够呀，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亲切，那么的使你激动，使你热血沸腾。
5月4日那天中午，我实在是兴奋地跑了两三天后太累了，倒在招待所窑洞里呼呼大睡，正做梦呢，突然听到有人喊：
“同志们，快去听毛主席的报告了！已经开始喽！”
我猛的爬起来，看窑洞里的人已经全走空了，便三蹦两跳地蹿了出去，随着街上的人流涌到了西山脚下。这里已是人山人海，前面的围坐着，后面的人翘首在山坡之上。
在人群的前面有一排窑洞，窑洞前面是像院一样的平台，上面放只木凳子，凳子旁边站着位身材高大背向前倾的中年人，我想大概是个老同志，他身上穿的是和所有八路军一样的洗得发旧、晒得发白的灰色军装，举着左手，用右手的食指比划着讲话。但讲的什么，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这是谁呀？讲话的，”我问旁边的同志。
“是毛主席！别讲话，快坐下！”
“毛主席？”我似乎不相信，我进延安才三天时间就亲眼见到了毛主席！我赶紧蹲下，可眼睛再也没离开过毛主席，一直看着他讲啊，讲啊，足足有一两个小时。可惜，无论我怎样认真听，却一句话也没听懂，又不敢说话问别的人。直到散会才听说，毛主席讲的是五四运动。
又过了一两天，在招待所里得到通知，叫我们在青训班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30个人重新考试，考不上的可去抗大或陕公学习，我听后马上问，能不能不参加鲁艺的考试直接去上抗大，得到命令式的回答：“不可以！”同时强调所有的人要服从组织分配。
我们30个人开往当时还在北门外的鲁艺所在地进行考试，一路上我心中在想，不管怎样，对待考试还是要认真的，这是从小上学的习惯，也是孩子般的虚荣心所致，可以不去，不希望是被刷下来的，等考上之后再要求去上抗大不更好吗？
第一门考表演。我走进个小屋子见主考老师是位瘦干干的40多岁的老同志（后来才知道他是抗战前就从事了多年话剧事业的先辈左明同志），他拿起一张纸丢在地下，叫我把它当成十斤重的石头搬到桌上。我大概想了想就照着“搬”上去。他又让我读他桌上的剧本中的一段，我因有过排《重逢》的小经验，读剧本倒也不难。读完以后，他把那张当过石头的纸放在床边的地上。
“这张纸就是你父母的照片，”他说，“你的家在你出门时被日本飞机把房子炸塌了，你回来时父母不在了，没有下落，而你看见了这张照片。好，你先出去，再进来，这里便是你的家，就是你已被炸塌了的家，该怎样就怎样。你现在出去吧。”
他说这情节的时候，我的脑里已出现了沦陷的泰安，已出现我在老家时飞机轰炸的情景，已看见我的父母、我的弟弟，而且，我已想到他们现在或许都不在了……所以，当我出去再进来时看到那老师也不在场了，便捡起那张白纸一头趴到床上大哭起来，哭了多久也不知道，直到听到老师在我身边叫我，告诉我可以停下了，才慢慢止住，站起身擦着眼泪还在跟老师说：“我都好久没想过家了。”
老师没说什么，叫我出去叫下一个同学来。
隔了两天又叫我们去笔试。我们被带进山上鲁艺的一间较大的窑洞里，有三张被搭起来的床板当桌子用，摞起的黄土泥坯当凳子，每人发了两张白纸。
“你们就写写为什么学戏剧吧。”发纸的老师说。
很多同志立即写起来，我还等着，以为老师还会讲讲更清楚些，而老师好像已交代完了，见我发愣才又补充了一句。
“要不，就写写你对戏剧的认识。”这句话说完便走开了。
他认为简单，我可为难了。我想告诉老师我根本没想学戏剧，对戏剧更没有什么认识，但怕说出来引同志们笑，破坏考场纪律，妨碍他人考试。于是，我握着笔发愣，快一个小时了，我的纸上没落下一个字。这时已经有的同志写完去交卷了，我才开始写。照实说，第一行就写上了我没想要来学戏剧，也不爱好，想去学军事的，我是服从命令前来考试的，道理嘛，把胡乔木同志给我讲的全写上，什么掌握戏剧的武器啦，打击敌人，团结同志，用戏剧的形式宣传动员群众啦……考试时间到了，大家都交了卷，我也交了卷。
出了考场就有同伴问我：“开头好半天你为啥不写，脸还特红？”
我没好气地：“敢情，你们懂得戏剧，有认识，我不懂也不爱好。”
紧接着口试了，这回没等老师问我，我便说了起来：“不管取我不取我，都请把我转到抗大去学习军事吧。”
弄得两位老师看着我笑笑，又翻出我的笔试卷子，笑着在卷子上划了一下，什么也没问就让我出屋了。我出门时听到他俩议论说：“真是张白纸……”我认为是说我的答卷写得文不对题等于白卷。
这回，我是一门心思等着去抗大了，别人都挺着急地等着发榜，我已无所谓了，一张白纸嘛！
三天后发榜了。据说我们30个人只录取了10个。我本无心，但被同伴叫着还是去了鲁艺。就在我们考表演的小房子的墙上贴着张红纸，黑色毛笔字写着10个名字。说实在的，红色的榜纸还是有吸引力的，能上那上面也还是种光荣，我不由得凑过去，看看前一两个后一两个没有便立即退出来，让给别的同志站立立地，心里有点解脱感可也有点落榜的不好意思。可我刚退出来，就有一位男生过来拉了我一下。
“有你，张云芳，你看，第五个名字。”他说。
“是吗？”我又挤到前面，果然，我排在10个名字的中间，怪不得刚才只看头尾没看到呢。这可真奇怪了，我考得那么不好，名额又要得这么少，怎么倒有我呢？
“听说你笔试分特高。”一位也考上了的同伴说。
这就更奇怪了，我不是“白纸”吗，噢，得重新认识这“白纸”二字了。通过这反复的考试、多日的等待以及老同志们一遍遍“服从命令”的教诲，加上录取人数之少，自己也珍惜这个名额了，也就没有再去要求改上抗大的事。
发榜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被录取的10个人，背上背包整队出发了。我戴上草帽，把本来就很短的头发全扣在里面，身着一套蓝粗布制服，因为就我一个女生且个子矮便走在最前面。
到了鲁艺的山脚下，拥来了已开课一个多月的第一期学员们，这些“老生”们也大都是男生，到山下来欢迎我们，我们该算是第二期。
“哎，考取的不是有位女同学吗？怎么不见人呐？哪个是？”一位欢迎我们的男生问我。
我忍住笑回头向后面努努嘴，他果然向后面跑去，等后面的告诉他：“你刚才问的就是。”引起了连我在一起的一阵大笑。
那位一期同学又跑来看我：“只有这笑的声音像个女的，其他都像男的。头发都这么短，这怎么演出呀？”
进了鲁艺，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但我仍不时流露想上抗大学军事的想法，到了下一期同学入学后的欢迎墙报上登了篇文章，一看便知道是不指名地批评我，并把我的行为批评成没有觉悟。于是，我从此再不提学军事的事了。
鲁艺当时是三三制，即三个月的学习，然后去实习三个月，再回鲁艺深造三个月。毕业后我被分到学校实验剧团，还于1940年与导演史行被借调到陕北公学的西工团参加演出了曹禺同志的抗战名剧《蜕变》，我扮演了女主人公丁大夫。
在鲁艺学习期间，我实习演出了《索夫团》，自己编演的《两代》，还有《上前线》、《查路条》、《河边曲》等。
《蜕变》演出之后，我根据工作需要到陇东抗大七分校去当过教员，在冀中八分区文工团任过艺术指导员，还在新解放的保定市做过群众戏剧活动的辅导工作。
全国解放后，我先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也就是现在的长影，在那里演过电影故事片《无形的战线》。50年代调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又演过苏联剧目《亲人》和老舍先生的《西望长安》以及《妇女代表》等戏，间之做些剧组的党务工作。
历史长河，人生短暂，我以不足30个角色的创作向自己的艺术事业交了卷子，我想它或许得不了高分，但年过古稀的我也聊以心慰。翻开那以剧照留下的印迹，我仍有很多的不满，是的，我当时还是应该去上抗大，去当游击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