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
对于年迈之身，能使我怦然心动的地名，就是延安。那是60年前，我翘首东望的日出之乡，心向往之的革命圣地，追逐和拥有光明的起点，今生真正生活的开始。
在那样的历史年代，像我这样一个对人生充满渴望的19岁的中学毕业生，同许许多多追求进步的同龄朋友一起，克服各种困难，去投奔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就如同百川归海、日出东方，是再自然、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
我的父亲张晋才是四川大学前身四川高师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在岳池、南充、万县等地当过中学教师、教导主任、校长。担任过四川军阀、省主席杨森的秘书兼家庭教师。母亲曾是小学教师，辛亥革命时成了“解放脚”。父母对我这个大女儿的态度，相当开明。因而，我从小就有了很强烈的男女平等的女性解放意识。
家庭里有两件事，对我刺激特别大。大伯的女儿小学毕业后被迫嫁给一个地主家的白痴儿子为妻，同人私奔后让家族抓回处死。我的三叔也是弱智，还是驼背，娶了三婶没几年就去世了，留下三婶单身守寡。大伯为占有其家产，将自己已结婚生子的二儿子硬“过继”给三婶，刚两三个月，三婶便自杀了。这两位可怜的女性，是被罪恶的旧制度活活吞噬的牺牲品。我眼看着一位同我非常要好有志气、有才华的姓胡的同学，一旦走入旧式婚姻，做了地主家的媳妇，便成了旧式家庭的新女奴。从而更强化了我要求女性独立的意识，特别推崇五四运动倡导的妇女解放新思潮。
正在这时，爆发了七七事变。在日本侵略和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我个人的危机感升华成了民族的危机感。没有中华民族的出路和前途，哪有我个人的出路和前途？一些高年级已毕业正在小学当教师的老校友回校来串联我们，发起组织“妇女抗敌后援会”，为前方将士缝制寒衣和组办抗日宣传晚会。我那时并不知道，在国民党广安县党部里选举出的广安县“妇女抗敌后援会”主任谭楚伯，居然是共产党（这是延安整风时，吴德转告我的）。那时，在几个女同学中传看一本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其中一位女同学杜懋玉的叔伯姑姑曾任广安女中的校长，这位校长的朋友赵世兰，是我们初中的历史老师即赵世炎同志的妹妹。我通过《西行漫记》，从一位美国记者的笔下，第一次感性地、较全面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年轻的心中，逐渐明确了一个坚定的信念：要寻求个人的出路、要争取妇女的解放、要抗击日寇拯救中华，就应到延安去追逐那颗照耀在中国西北的灿烂红星，去投奔共产党。
这个激动人心的念头，不仅在我一个人的心中萌动。杜懋玉的哥哥叫杜秀屏（后更名杜烈），也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和他兄妹以及周岚、张小帆等七人，准备一起奔赴延安。杜秀屏说，他在成都有关系，可以把我们介绍到延安。到延安后才知道，原来他的另一个姑姑就是共产党员。一同秘密商量这件令人热血沸腾的大事的，还有一位是张小帆的叔伯哥哥，叫张自俊，另一位是张小帆的朋友（实际是未婚夫）秦运皋。原来杜懋玉也要一起走，后来说家中筹办路费有困难，只能走一人，只好让哥哥先走，她暂时留下。我向同学借了10元钱，那位最要好的已出嫁的胡姓女同学，资助我30元钱，家里又向以前的佃户借了12元钱，总算帮我凑足了盘缠。于是，以我和周岚为首的六个人，相约在南充毕业会考后会合。
刚会考完，杜秀屏来报信，说国民党广安县党部已发现了我们的动向，要把我们追回广安。杜秀屏表示，他仍要到成都去找“姑姑”，实际是取介绍信。我们便同他分道，一行五人改走南巴地区。三个女伴，只带两套被子，以便轻装步行。
大约是12月26日，我们从南充出发，走了5天，到达宁强。刚在一个小店住下，当晚就被宁强稽征所传讯。这天是1937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正常人家正准备过年，而我们却心情紧张地准备迎接审讯。到了稽征所，两个男特务对我们进行“审查”。我强调，自己的父亲曾是杨森的秘书，两个弟弟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特训班十二期学员。正如所料，这招很灵，出乎意料的是，那个主审的特务竟是特训班毕业的。对过“户口”后，对方立刻认我们为“自己人”，便不再深究了。第二天，也就是1938年1月1日，稽征所便把会考证还给了我们。
元旦不发车，只好多住一天。第二天，我们乘长途汽车到了广元。在广元一家旅馆里碰上一男一女两个成都来的学生，男的姓黎，较有经验。他们也往“那边”去的，还劝我们接受教训，宁肯多花点钱住大旅馆，别住小店，免得再惹麻烦。并说，他们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关系。我们便和他俩结伴同行。坐车到达汉中时，按他们的建议，狠心住了一家大旅馆。我们在汉中等车等了两天，其间又结识了些同伴，大约10个，自愿搭伙，分顿摊钱一起买饭。然后又一起乘长途车，两天到了宝鸡。由宝鸡上火车，很快便到了西安。
在西安，我们仍然住进一家较大的饭店。姓黎的男生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来一位叫王前的男生。王前把我们介绍到西安市西北部的一家旅馆。我们到那里一看，热闹非凡，已住满了各地来的学生。大房间的通铺上，一个铺要睡六七个人。我长19岁，与这么多人共睡一个通铺，这还是第一次。第二天，王前来看我们，经他自我介绍，才知他是延安陕北公学的毕业生。他以个人名义，给我们写了个条子，算是介绍信，指点我们到陕北公学去报到。那时大西北已是入冬的季节，可我们这些从四川赶来的南方女生还穿着薄棉旗袍。为适应当地气候，我和周岚各自赶制了一条棉裤、一件短皮衣。我俩一高一矮，这身打扮到了延安一定会十分显眼，真是飒飒英姿。
两三天后，我们启程上路。一路走去，越走越热闹。不仅三五成群的零散人员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和八路军办事处青训班的学员们走在了一路。这些学员经过个把月的训练，由西安办事处成建制地输送到延安去。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虽然操着不同的方言，心中却燃烧着同一把火：大家向往光明，向往共产党。这是一支充满朝气的逐日大军。
走到洛川时，我们找到八路军洛川办事处，出示了王前的介绍信，对方热情地安排我们住在办事处里。第二天，正逢有两辆卡车要向延安运送物资。我们请求办事处主任彭加伦同志批准我们搭车。彭主任说，女学生优待。于是，我和周岚、张小帆三人便乘车经两天跋涉，开进延安。
我们在陕北招待所再次出示王前的介绍信，招待所立刻安排我们住下。住下的第一件事，是赶紧买布、棉花自己做棉被。然后便是填表、谈话、写自传等一系列例行手续。进入延安后，我便将自己的名字张志莲改为章新，纪念新生活的开始。在自传中，我以自己对共产党的信仰和忠诚，把个人的身世和19年的历史，毫无保留地向党全盘托出，充分表现了纯洁青年真诚革命的一片赤诚。住了10天左右，大约组织的初步审查已有鉴定，便开始编队编班。
我们这批学员，十四队和十八队是两个女生队。我被编到十四队三班，当了班长。周岚被编到十八队，当了队长。1938年3月23日，经张昱和陈戈两位女同志介绍，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这一期，学习时间不足四个月，到4月份即毕业了。其间我们学习了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大众哲学和抗战形势等课程，还进行了初级军事训练。那时，党的领袖毛主席、陕公校长成仿吾、教务长邵式平和哲学家艾思奇等著名人物，分别给我们授课、讲演。我们这些初进革命队伍的热血青年，像海绵吸水一样，如饥似渴地汲取真理营养。时间虽然不长，却奠定了我终生的思想基础，树立起了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当然，比较系统的再学习，那是在1940年8月至1941年9月在马列学院时。后马列学院同中央党校合并，我又在中央党校学习至年底。
1938年4月陕公毕业后，我留校在教务处当工作人员。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许多的名人到陕公讲课，都是由我安排桌椅，负责送水。从那时起，我便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有了工作关系。保安处原是红军时期的国家保卫局，后来改为西北保卫局。抗战后改为保安处，即为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锄奸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处长是周兴，副处长兼地方部长、政治处主任是谭政文。
同年6月，保安处在延安城南七里铺举办了第一期特别训练班。由保安处保卫部长布鲁直接领导，从抗大、陕公及其他单位，秘密抽调了35名男女青年（8名女学员），接受党的隐蔽斗争，特别是侦察情报工作的特别训练。特别训练班受训时间半年，实习一个月，1939年1月结业。我就是保安处特训班一期毕业生。那期共分三个班，我是一班的副班长，一班班长是李启明（陕西省省长、云南省委书记）。我们班的学员中，有邹瑜（原司法部长）、解衡同志（原公安部顾问）、艾丁同志（原上海市建委主任）等。特训班的教员中，有很多长期从事党的保卫工作、特情工作和地下工作的领导同志，比如陈云、李富春、徐特立、李克农、潘汉年、高自立等。周兴亲自讲授国特活动，谭政文亲自讲授审讯学。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也来讲过反托派斗争。
在特训班，我们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和严格的党的组织纪律生活，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那时一共只有三孔窑洞，一个班挤住一孔窑洞，八个女同学挤住一间小平房。学习、开会、吃饭、睡觉、娱乐，都在三孔窑洞里。同学之间胜似兄弟姐妹，亲如手足。
这七个月的生活，不仅决定了我们三十几个人，也决定了我一生的工作方向。此后50多年，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党的保卫、公安工作岗位，一直在这条战线上，为党尽职尽责地贡献着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特训班毕业后，我又改名为姜鹏，被分配到保安处邮电检查所当检查员。那时，特训班女同学中，海伦调中社部，同汪金详同志结了婚。后卓琳也走了，同邓小平结了婚。住在我隔壁的贺诚的爱人周越华对我讲，这么多女伴都走了，你可别走，就在咱们保安处找个爱人吧。她是长征过来的红军老大姐，说话似乎弦外有音。后布鲁也多次向我讲起此事，我说：“我还年轻，考虑这个问题还早。”一天，特训班二班的同学吕璜约我一起去看望他们班的卓琳，没想到卓琳见面就挑明了问我：“听说谭政文对你印象蛮好，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没有想到，暗中爱上我的，竟是我原来的老师、现在的上级。怪不得他不好意思直接来同我谈，却有这么多的热心“媒人”旁敲侧击。原来这几个月唱的是这么一出戏。我第一次见谭政文同志，是他在特训班给我们上课。他讲话生动风趣，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能使听课者终生不忘。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钦佩之余，难免在心中疑惑：这位长征过来的“老革命”，文化水平虽然不高，肚子里怎么有那么多学问？调保安处后，我又在政文同志领导下工作。一次列席他主持的工作汇报会，对于他艰苦朴素的生活，工作的水平和魄力，勇于承担责任、善于体谅下级的作风和品德，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所以，我对卓琳问话的幕后真意虽未置可否，却如实告诉关心我的女友，我对政文同志的印象也不错。
吕璜回去就向布鲁打了“报告”。周兴迫不及待地把我叫去“正式谈话”，说：“既然你有了明确的态度，干脆明天就把事情办了吧！”第二天，1939年9月1日，即苏德宣战的头一天，在党组织的关心和同志们的撮合下，我和政文同志就这么简单地结了婚。再革命化，终身大事总要纪念一下。于是我们向公家借钱，在延安南门外一家饭馆摆了一桌菜，请保安处几位领导和我的几个女友相聚。为了这顿饭，婚后扣了我们两个三四个月的津贴，才把公家的债务还清。刚结婚就还债，也算新婚生活的一点小点缀。一个月后，恰逢召开边区保卫工作会议，由边区政府特批，补办了酒席，招待会议代表和各方战友，才是一次大家尽兴的真正热闹的婚宴。从此，在党的队伍里，在党的同一条战线上，我和政文同志风风雨雨地共同生活了22年，他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时，正值英年51岁。那年我也43岁。
无论是我的革命生涯，还是我的婚姻家庭，都同延安有着不解之缘。我从追求女性解放，到追求民族解放，直到投身于争取全人类共同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去，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一名党的保卫工作者，这种脱胎换骨的飞跃，正是在延安实现的。我进入革命队伍第一天起即奉献给党的那份绝对的忠诚，换取了党对我的经年不变的信任。不管我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也不管其他家庭成员有什么样复杂的经历，虽然经过党内那么多自我清洁的运动，党仍然信任不疑地安排我坚守在公安保卫等要害岗位上工作，直到光荣离休。
可以说，从踏上延安大地的那一刻起，我便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驱逐黑暗追求光明之路。缔造一个阳光灿烂的新世界，需要多少人前仆后继地奋斗牺牲！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我选择了太阳，此后我的生活便充满阳光。我要大声告诉人们：我60年前的选择，终身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