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在备受争议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好莱坞名人充其量也不过是拿反对布什来说事，但更多的是保持沉默。其他许多人，像本·斯坦（《亚美利加》），罗伯特·杜瓦尔（《彗星撞地球》）以及罗恩·西维尔（《特务威龙》、《华氏911》）等演员都表示支持布什的行动。詹姆斯·伍兹对杰雷诺说：“我爱乔治·沃克·布什，我一直都爱！”这话也成了别人声讨“骗子”迈克尔·摩尔在其奥斯卡得奖宣言上对总统进行抨击的主要声音。2008年，影片《白头神探》导演大卫·扎克得到了一些电影明星的支持，拍摄影片《美国颂歌》（抨击左派人士、纪录片摄制者迈克尔·摩尔）。这些表示支持的电影明星包括詹姆斯·伍兹和乔恩沃伊特（《白头神探》、《谍中谍》、《珍珠港》、《变形金刚》），莱斯利·尼尔逊（《终极笑探》）以及凯尔色格拉玛（《关键一票》）。影片《美国颂歌》以抨击左派人士、纪录片摄制者迈克尔·摩尔为主题，宣传一种保守观点，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使伊斯兰原教主义分子掌控住了——也许你已经猜到了——好莱坞。扎克为共和党做了一系列荒谬的政治宣传：描写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赠送一个篮球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替本·拉登的老巢刷墙，帮着中东独裁者更换豪华轿车的轮胎。大老党拒绝了这些政治宣传。当时即将成为加利福尼亚州长的共和党人阿诺德·施瓦辛格对于伊战是否合理的问题，一再回避。据报道，在一次奥斯卡派对上他始料未及地被记者逼问对于伊拉克冲突的看法，最后竟不得不躲进厕所。然而，施瓦辛格的确紧追随乔治·沃克·布什的立场，对于美国使用武力很是支持；他曾经飞往萨达姆从前的夏日行宫，在2003年美国国庆日祝贺美军，对萨达姆嘲弄地说过，“我们来看你来了，宝贝。”
第二年访问德国的拉美斯坦空军基地时，施瓦辛格在一片兴奋的大喊大叫中问道：“知道英语里拉美斯坦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要把对方打得屁滚尿流！”很早之前他就表达过，对于权威他向来完全支持。人们是需要被监管的……世界上95％以上的人需要别人告诉他们应该干什么，怎么干。杰克·瓦伦蒂争辩说，这（伊战）的确不是件好解决的事；所以你才看不到人们拿着高音喇叭在屋顶叫嚷。他的这番话还是有所保留。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2002年年末，好莱坞有104位明星在“不战而胜艺人联盟”标语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以敦促联合国继续进行武器核查。与此同时，其他小型活动也在进行。“如果在美国真的有刚刚爆发的反战运动，那也不是由好莱坞来领导的，至少现在还不是。”纽约时报如是评论道；但却大大低估了这种情势。照这么算来，表示反战的英国下议院议员人数比整个好莱坞名人加起来还多。好莱坞女性政治委员会前任执行理事拉拉·伯格特胡德，在80年代整个好莱坞里是反对里根政府对南美进行隐秘军事干预的最活跃分子。她曾说过，关于对反战的反应，这其中有个对话，但这个对话“应该一开始就发生在华盛顿”，反映出这个组织在1991年还缺乏伊拉克问题上的公众立场。不管听着多么离奇，但是滑稽演员比尔杰克·马赫的脱口秀节目确实因为对美外交政策的不正确政治言论而遭到取缔。甚至就在伊战开始不久，他就呼吁停止对其批判。不过他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永远闭嘴。”
60年代的激进分子华伦·比蒂，措辞谨小慎微，别人还认为他根本就无话可说。“在选举之前匆忙通过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决议，会被很多人认为是投机取巧，这既不不利于政府，也不利于反对派。我只有明白自己在说什么的时候，才会就公共事务发表评论。不能因为我是一个演员，就随便利用公众对我的注意力。我觉得我讲话应该更加慎重，一旦不合常情就会遭到各种人身攻击。”这是比蒂就国会授权对伊拉克动用武力一事发表的自以为是的言论，流传甚广。即使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媒体仍在大肆报道即将开始的好莱坞叛乱。在写给BBC的一篇文章中，汤姆·布鲁克声称，“对于有可能发生的美国对伊拉克的袭击，民主党虽然在言论上不遗余力地强烈反对布什总统，但好莱坞名人们要努力证明反他们才是最强有力的反对之声”，这无非就是对我们能想到的那一小拨人（西恩·潘、丹尼·格洛夫以及乔治·克鲁尼等人）所发表的有关评论刻意进行渲染吹嘘而已。到了2003年3月3日大战前夕，“不战而胜艺人联盟”只有130名支持者。而该网站上“艺人”这一栏甚至从未有过网友链接。
好莱坞政治激进人士比较齐心协力的时候是在2006年。当时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如果不是85位好莱坞明星共同在姑息这次军事行动的信件上签字，那么这次袭击就会全然不得人心。受美英扶持的以色列政府将这封信修改后，整版刊登在《洛杉矶时报》上。《综艺》杂志以及《好莱坞记者报》谴责了恐怖组织（如真主党和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继而又补充说，“我们应不惜任何代价支持民主社会消灭恐怖主义”。这显然忽略了哈马斯组织已入选巴勒斯坦自治区政权这一事实。
签名的好莱坞名人包括乔·苏诺（《反恐24小时》），威廉·弗莱德金（《火线冲突》），伊凡·莱曼（《雾水总统》），迈克尔·道格拉斯（《美国总统》）以及威廉·赫特（《刺杀据点》）等人。他们全都紧跟在下述极右派亿万富翁的后面：鲁珀特·默多克（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萨默·莱德斯顿（维亚康姆公司首席执行官）和海姆·萨班（福克斯全球家庭频道创始人）。
也许有人认为，反黎巴嫩公开信签名活动的参与者们全都受到奥兰多市迪士尼主题公园的影响。这个公园是利用以色列政府180万美元援助款建造的，把耶路撒冷变成了以色列首都。再者，也可以要求那些认为好莱坞“有以色列阴谋”的人士解释一下那封公开信上的温和派电影界名人的签名，其中有里德利·斯哥特（《魔鬼女大兵》、《黑鹰降落》、《谎言之躯》），托尼·斯哥特（《红潮风暴》、《间谍游戏》、《怒火救援》、《壮志凌云》），妮可·基德曼（《和平缔造者》）（和布鲁斯·威利斯《太阳泪》）。布鲁斯·威利斯改变了自己的原有立场。他曾经在一场音乐会上“比喻性地”公开向美军悬赏，谁要是活捉萨达姆·侯赛因就奖励100万美元，让他同那位以前的独裁者一起待上“4秒钟”。威利斯已经打过电话问布什总统，“我能干些什么？”布什总统回话说，威利斯年纪大了，不能参军打仗了。
总而言之，好莱坞对美国当代外交政策的不满很容易被夸大其词地渲染一番。事实上，美国权利运作处在以金钱和自我利益为驱动力的政治环境中，对此广大公众普遍表现得比较冷漠。《国家》杂志解释说，“好莱坞电影业期盼着从资助的政治势力那里得到立法上的关照，实际上也确实得到了关照。”自由派资金筹集人斯坦利·K·辛恩鲍姆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克林顿总统的朋友。他解释说，对于好莱坞的资金赞助者们而言，“他们对思想意识不感兴趣。他们就想被邀请前往戴维营[1]。他们很想在白宫过夜，就像我那样”。即使对好莱坞自由派非常鄙视的保守派组织者戴维·霍罗维茨也有同感。他认为“好莱坞98％的人毫无政治头脑可言，或者政治见解非常肤浅。在这个城市里，人们为了往前奔，该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导演约翰·米路斯以典型的直率语气说道：“如果你一直都很成功，你就是成为纳粹党卫队队员，也没谁会在意。”
草根阶层对于国家立场和私人势力既有冷漠的一面，又有串通同谋的一面。我们可以根据这一背景去理解娱乐界企业集团如何制作推出各种各样的影片宣传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是一个仁善强国，而且经常支持美国动用武力。
关于本书的一点儿说明
本书无法详细探讨每一部影片，但是的确涵盖了多数相关的影片，尤其关注那些被媒体认为或者自我定位为对美国强权政治有所批判的影片。我希望读者们能够把我对于书中影片的选择探讨看成是公平合理的；影片所涵盖的时期从冷战结束（大约1990年）一直延续到当今时代。由于本书研究探讨的是电影公司制作发行的影片，书中涉及的各类影片都是大牌影业公司推出的作品。我特地划定了一个超过3000万美元的电影拍摄制作预算标准。一般情况下，低于这个预算标准的影片主要由独立影业公司，或者下属分公司负责影片的拍摄制作过程。本书最后一章《低成本的战场》专门探讨那些被视为好莱坞最具颠覆性的影片，成本均低于3000万美元。本书研究探讨的影片均具有明显的政治内涵，描写美国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在推行对外政策过程中的一些所作所为。
本书只详细探讨评价那些以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为重要题材的影片。本书并不把影片内容视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形象隐喻。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一般的决定，但要知道上述解读影片的视角在影评着当中司空见惯，从《阿拉丁》（1992）、《玩具总动员》（1995）到《不伦之恋》（2001）莫不如此。
本书在分析影片时，重点探讨影片对美国政府及外国人的描写刻画，重点探讨影片如何描写美国影响力在积极解决虚构与真实世界事件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有效作用。如果忽视以上这三方面内容的探讨分析，我们就无法全面理解书中提到的各类影片。因此，右翼评论家抱怨说，有些影片，比如《第一滴血2》（1985）以及《义海雄风》（1992）具有“反美倾向”，因为这些影片描写刻画的是美军中立场不坚定的人物。这种批评态度忽略了一个事实：有些涉及范围更加广泛的影片故事不断宣扬政治神话，认为正当美国怀着崇高目标消灭印度支那的敌人时（以《蓝博》为例），背后却挨了一刀；还认为美国军事当局有自我纠错能力（以《义海雄风》为例）。在同样一种意义上，不能因为我们同情影片《辛德勒名单》（1993）中的纳粹国社党党员奥斯卡·辛德勒，就说这是一部宣传纳粹主义的影片。
本书中选择探讨的多部影片表现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即使政治上最成熟的影片也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乐善好施的，甚至在对使用武力表示担心时也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潜台词是：美国对外政策是不可告人的更深层政治经济利益的产物。战争的消极后果不是由美国政府的政策引发的，而是政府机构中的一些“坏人”或“无赖之徒”造成的。最应受到谴责的罪行，比如美国对印度支那和中东地区的军事打击，至多会给美国本身造成创伤。这样解读影片的一个长处是，同五角大楼关于影片如何为了自身目的而设计情节结构的观点非常接近。比如，五角大楼任命的好莱坞联络官菲尔·斯特拉布甚至可以考虑支持拍摄一部反映1968年越南美莱村大屠杀的影片。美军在那次大屠杀事件中杀害了500多名越南平民。如果影片故事情节的处理方式能使观众明白这样一些极端惨绝人寰的恐怖事件如何得以发生，有些人如何有内疚感，或者如何没有内疚感，罪人如何受到惩罚，如何采取措施避免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所有这一切都会减轻我们对于影片内容的恐惧感。
换句话说，五角大楼将会考虑在有合适剧本的情况下，拍摄一部粉饰数十年前发生的人间惨剧的影片。有人认为，拍摄一些反映印度支那战事的影片，可使越南美莱村大屠杀“显得无关紧要”（如《新闻周刊》在1972年报道的那样），这样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影片也许自觉或不自觉地赞同美国的强权武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整部影片都充斥着这样的内容。例如，影片《独立日》（1996）主要还是描写外星人；《93次航班》（2003）与《世界贸易中心》（2006）两部影片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讴歌真正的英雄主义；《美国战队：世界警察》仍然是针对影片《雷鸟惊航》的戏仿之作。不能因为这些最为明显、最令人难忘，或者最值得欣赏的特点，就应该忽视影片对超级大国行径的赞同倾向。有些影片偶尔会以政治事件为表现题材，但其运用手法不能同主流影片相提并论。如果说《大魔头女兵》同政府宣扬武装力量的神话口径一致，这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孤立来看，并不特别重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存在着许多干扰因素，好莱坞不得不对包含批判内容的影片进行删改。是否应该抵制这些干扰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应该抵制这些干扰因素，由我们来决定。
[1]位于马里兰州Catoctin群山公园内的美国总统休假地。——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