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复兴古希腊合唱艺术和古希腊悲剧舞蹈的愿望是值得的，但同时又是不切实际的。在布达佩斯和柏林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后，我已打算不再做巡回演出了，只想用赚来的钱建造一座希腊圣殿，复兴古希腊合唱艺术。回首年轻时的志向，真是可笑。
一天清晨我们到达了维也纳，为好奇的奥地利观众表演了埃斯库罗斯的《乞援者》。舞台上，我在希腊男孩的歌声中起舞。剧中有50位“达那俄斯的女儿”，用我自己瘦弱的身躯同时表现多个人物，尽管难度很大，可我具有将多种情感融于一身的能力，而且为此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维也纳距布达佩斯只有4小时的路程，但是在帕台农神庙待了一年后，布达佩斯对我来说已相当陌生，因此“罗密欧”没有来看我，我并不感到奇怪，也从来没有认为他应该来。我一心扑在我的事业上，再也不受感情的牵绊。经历过许多事情后，我已变得相当理性。那时，我还将一些注意力投注在一位才智超群的友人身上，他就是赫尔曼·巴尔。
几年前在维也纳的“艺术家之家”里，赫尔曼·巴尔曾看过我为艺术家们表演的舞蹈。我带着希腊男童合唱队回到维也纳，他更感兴趣，在维也纳《新报》上写了许多精彩的评论文章。
巴尔当时大概30来岁，长相俊美，留着浓密的棕色头发和棕色胡子。虽然他经常在演出后到布里斯托尔宾馆和我彻夜长谈，虽然我也经常起身和着一句一句的希腊合唱曲为他跳舞，以表达我对歌词的理解，但是，我俩却丝毫没有暧昧之情。这令人难以置信，却又是千真万确的。自从经历了布达佩斯的情变后，一连几年内，我已对感情世界心灰意冷，只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之中。
我的演出又一次获得了曾在维也纳所获得过的成功。面对希腊男童合唱队，观众们起初反应冷淡，可当我最后表演舞蹈《蓝色多瑙河》时，他们情绪非常高涨。演出后我对观众解释说这不是我要达到的效果，我希望表达的是希腊悲剧的灵魂。我说，我们必须复兴合唱的美。可观众依旧大叫：“好啦，不要说啦，跳舞吧！跳《蓝色多瑙河》，再跳一次吧！”他们一次次地鼓掌和叫喊。就这样，我们在维也纳收获颇丰，之后又去了慕尼黑。我们的希腊男童合唱队在慕尼黑艺术界和知识界引起了巨大轰动。著名的弗尔特汪格勒教授举行了一次专题演讲，论述我们这种由拜占庭琴师配乐的希腊赞美诗。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对我们的演出大为欣赏，这些漂亮的希腊男孩子非常引人注目。只是我个人代表50个姑娘跳舞，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只得在演出结束后向观众解释说，我现在一个人分饰多角，不久我会建一所学校，把我现在的角色还原成50个少女。
柏林对我们的希腊合唱队并不是很热情，虽然来自慕尼黑的著名教授科尼利乌斯先生亲自向大家介绍，可是柏林的观众还是像维也纳的观众一样大喊：“唉，跳《蓝色多瑙河》吧，别管什么希腊合唱曲了。”
与此同时，那些希腊男孩们自己也感到了与环境的格格不入。旅馆的主人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我抱怨这些孩子不懂礼貌，而且脾气很坏，还挑食，对服务员发脾气。好几家高级宾馆都把他们赶了出来。没办法，我只好在我柏林公寓的客厅里给他们支上十几张帆布床，让他们跟我们住在一起。
考虑到他们还是孩子，每天早晨，我们都照着希腊人的样子，穿上麻绳鞋，打扮得像古希腊人那样，带他们去散步。一天早晨，伊丽莎白和我正走在这支奇异队伍的前面，忽然遇上德国皇后骑马过来。看到我们的奇异装扮，皇后竟然惊得从马上掉了下来。
这些可爱的希腊男孩同我们只待了6个月。当时我们很意外地发现他们那天使般的嗓音开始变声了，就连那些对他们非常欣赏的慕尼黑观众都开始不满起来。我继续一人分饰多角，但还是力不从心，再加上这些男孩子越来越跑调，弄得琴师也没有了心情。
这些神学院的学生对拜占庭音乐越来越没有兴趣，好像已完全失去了在雅典时的热情。他们还经常缺席演出，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终于有一天，这些男孩子因为跑出去跟咖啡馆里的希腊女子鬼混而进了警察局，我们察觉到，问题严重了。而且，自从来到柏林后，这些男孩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在狄奥尼索斯神庙剧场演出时的那种天真无邪的孩子气，每个人都长高了半英尺。每天晚上，剧院里《乞援者》的合唱越来越不靠谱，堪称噪音，观众们再也不会因为是拜占庭音乐而买账。有一天，我们经过多次痛苦的商议后，决定把这些希腊男孩全部带到魏海姆大百货商店去。我们给矮个的男孩买了上好的成品灯笼裤，给个子高的男孩买了长裤，然后用出租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张去雅典的二等车票，与他们深情地道别。把他们送走后，我们便不再想着复兴古希腊音乐，而是开始研究德国作曲家克里斯托弗·格鲁克的《伊菲格涅亚和奥菲士》。
起初我认为舞蹈是一种合唱的形式，或者是一种团体的情感表达方式。正如我过去努力向观众表现50个姑娘的悲伤一样，现在我用舞蹈表现《伊菲格涅亚和奥菲士》中的情景，里面同样需要表达一群少女的情感。因此，我非常渴望创办一个舞蹈乐队，并酝酿已久。在舞台金黄的灯光下，我仿佛看到了我的舞伴们雪白、柔软的身影围绕着我，还有强劲的双臂、摇摆的头颅、充满朝气的躯体和敏捷灵活的双腿。在《伊菲格涅亚和奥菲士》的最后，陶里斯的少女们为俄瑞斯忒斯的得救而跳舞狂欢。当跳起这些如痴如狂的回旋曲时，我感觉到我握住了她们伸过来的手；当回旋曲越来越疯狂时，我感到了她们小小身体的扭动和摇摆。最后，在极度的欢乐中我倒在了地上，这时我看见她们：
在长笛声中烂醉如泥，
还想独自在林荫中寻找野兽的足迹。
我们每周在施特劳斯家里表演一次，那里也便成了狂热的文学艺术中心，并多次发起关于舞蹈艺术的学术讨论会。德国人态度严肃认真，喜欢刨根问底，对艺术形式也不例外。我的舞蹈最具争议。各大报纸上经常刊登整版整栏的评论文章，对我褒贬不一。每次结束了令观众欣喜若狂的演出后回到家里，我就穿着白色希腊裙，就着一杯淡牛奶，细细研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常常沉思默想到深夜，只为了从书中找到我的创作灵感。
经常出入我家的艺术家中有个年轻人，他额头凸出，戴一副眼镜，目光犀利。他认为向我宣示尼采的天才思想是他的使命。他说我的舞蹈表现力要想充分发挥，离不开尼采的指导。他每天下午都来用德语为我朗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并负责答疑解惑。我本来就对尼采的哲学感兴趣，因此我十分沉迷于卡尔·费登每天给我讲哲学的那几个小时的时光中。为此，我宁愿放弃去汉堡、汉诺威和莱比锡等地的巡回演出。对于经纪人常常向我描述的那种大获成功的环球演出，我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我现在需要的是学习，并研发新的舞蹈和舞姿。还在儿提时代时，我就想创办一所自己的学校，这种愿望一直疯长。这下经纪人可着了急，他一趟趟地找上门来恳求我去做巡回演出，并拿来一些褒扬我舞蹈的报纸，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打动我。夏天快到了，为了从艺术本源去研究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我决定留在拜罗伊特一夏天。这个决定，简直让经纪人发狂。一天，瓦格纳的遗孀来拜访我，她的到来，使我的这一决心更加坚定。
这个聪明热情的女人——科西玛·瓦格纳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她身材高挑，雍容大方，眼睛迷人，鼻梁挺拔，额头泛着智慧的光芒。她精通哲学和音律，说起话来语气优雅而又鼓舞人心。我们聊了我的舞蹈，她告诉我理查德·瓦格纳生前很不喜欢芭蕾舞和它的服装。她说，瓦格纳最为心仪的是酒神节歌舞和像鲜花一样的少女的舞蹈，还说将在拜罗伊特举行的柏林芭蕾舞团的表演根本不可能表现出瓦格纳的原意。接着，她问我是否愿意在瓦格纳的歌剧《唐怀瑟》中表演舞蹈。这对我来说是个难题，我本身是不赞许芭蕾舞蹈的，也不愿和它扯上一点关系，我认为它的舞姿会破坏人的美感，表现方式机械而粗俗。
“噢，为什么我没有自己梦想已久的学校呢？”对她的邀请我脱口而出，“这样，我就能把一群瓦格纳梦寐以求的山林仙女、田野之神、半人半马神和美惠三女神给您带到拜罗伊特来。但是我现在孤掌难鸣。不过我还是会去表演的，我要把我对瓦格纳作品的体悟，用舞姿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