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是宋明理学的高峰，不仅影响了100多年来的中国思想家，而且享誉海外，具有重要价值和独特魅力。作者王阳明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道德管理的理念，第二是权变灵活的原则。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从正式兴起到基本衰竭，期间经历了近7个世纪（11～17世纪）。理学对中国长时间的统治，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理学是中国儒学的更高形态。按照宋明理学各学派的基本观点和影响，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大派别，第一是以张载为代表的气一元论哲学；二是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一元论哲学；三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一元论哲学。
理学是对以往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中外哲学融合的产物。它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先秦以来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又吸收融合了佛教哲学，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理学体系。理学家对哲学问题的探讨，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在理论思维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人类认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中期，王守仁提出以“良知说”为核心的心学学说，认为心之本体即是良知，良知即是天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他的“良知说”和“知行合一说”达到了心学理论的高峰，完成了心学体系。
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字伯安，人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其徒将他的著述编纂成《王文成公全书》，其中《传习录》和《大学问》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他死后被皇帝追封新建侯，谥文成，享有极高的荣誉。在哲学思想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在教育思想方面，他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教育理论；在管理思想方面，他多年为官的经历和感悟孕育出一系列管理学说。王守仁在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传习录》是王守仁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全书分上、中、下3卷：卷上是王阳明讲学的语录，卷中主要是王阳明写给别人的7封信，卷下是一部分语录和《朱子晚年定论》（包括王阳明写的序和摘录朱熹的34段话）。全书由王阳明的门人徐爱和钱德洪编辑而成。《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阐发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关于心学，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强调伦理规范的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出了“致良知”的学说。他认为，人心的“灵明”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天地万物就是从“灵明”中产生的。良知是人心固有的，是一种主观意识，是善恶、是非的标准，是超善恶的，是绝对至善的。
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理学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朱熹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批判了朱熹割裂知行。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认为，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行合一”说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道德的实现。“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但它首先讲的是道德修养。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观点都强调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宰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行。”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人心的本质是理，并且人能自觉认识到这种道德意识，所以人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现。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之蔽。
《传习录》中记载了王阳明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作为人心本体的至善是超经验的，它不是具体的善的行为。有所为而为的善是手段，无所为而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间具体的善恶。具体的善行只是无善而至善之心的自然表现。
《传习录》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哲学著作，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王阳明的思想在当代新儒家中仍有深刻影响。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表达了一种儒家的“德治”的治国之道。他面对“功利之习与功利之政”盛行的社会政治现实，在传统政教合一的思维架构下，力推“圣贤之学与圣贤之政”以教化天下、安定天下。他的“德治”思想以及所树立的道德正义将对现代道德与现代“德治”的建构大有裨益。
《传习录》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传习录》是王阳明的代表作，不仅影响了100多年来的中国思想家，而且享誉海外，具有重要价值和独特魅力。《传习录》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道德管理的思想，第二是权变灵活的原则。
第一，道德管理
王阳明的道德管理首先体现在他的“致良知”思想中。在他看来，“良知”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本体，同时也是道德的出发点。因此，“致良知”不仅是认识的途径，也是道德修养的途径。
王阳明非常重视道德教育，认为应该把德放在教育的首位，认为道德教育的过程应为“开其知觉”、“调理性情”、“发其志意”、“导之习礼”四个环节。
在《传习录中·答顾桥东书》中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意思是，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成就人们的德行。人的才能各异，有的擅长礼乐，有的擅长政教，有的擅长农业，这就需要依据他们所能成就的德行在学校中进一步培养其才能。依据德行来任命他们，并使他们能够在这个职位上终生不再更改。作为领导，只需要让民众同心同德，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注意他的才干是否称职，而不根据地位的贵贱来分轻重，不凭借职业的种类来分优劣。
在管理方法上，首先，王阳明重视启发诱导、循序渐进，强调规章制度在德育中的作用，认为制定一定的规则，并使之为众人认可是实行道德管理的先决条件；其次，他认识到艺术手段在德育中的运用，通过歌舞吟咏激发人们的意志，通过礼仪训练修正人的仪容，通过读书帮助人们树立理想；再次，王阳明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因此，道德水平的提高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对不同阶段的人，在道德方面提出的要求和衡量的标准应有所不同。
王阳明丰富而系统的道德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遵循以德为先的管理理念有很大影响。就管理而言，德性管理是组织中实施管理的一种智慧，通过组织中管理者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来影响组织效能和其他员工的行为，以达到员工对组织认同的最佳状态。
摩托罗拉公司曾经一度被称为世界无线电通讯领域的“大哥大”，如今，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仍扮演重要角色。能取得如此的成绩，可以说是摩托罗拉公司的两个基本信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是对人保持不变的尊重，其二是坚持高尚的操守。这种独特的员工管理理念内涵极为丰富，它认为，人是最重要的，企业应该实行道德管理。摩托罗拉创始人保罗·高尔文认为，一个公司只有在它的员工参与管理后，才能更好地发挥效能，否则只能是死水一潭。尊重个人是摩托罗拉公司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其含义包括以礼待人、忠诚不渝、个人参与企业管理与发展、提倡集体协作精神、鼓励创新。
摩托罗拉公司道德管理的一个典型体现就是注重平衡员工工作与生活。它提倡员工平衡地对待工作和生活，采取各种措施，如设立摩托罗拉员工委员会，来支持公司的这一理念。员工委员会经常组织各种各样的员工活动，包括晚会、卡拉OK、郊游、家庭日活动、球类比赛、游泳、俱乐部活动、运动会、对内对外救助、生日祝福、妇女节祝福、年终礼品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丰富了员工的生活，减轻了员工的工作压力，让员工可以拥有更加健康的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而且大大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和员工的自豪感，提高了员工的忠诚度。
第二，权变灵活的原则
王阳明的心学不是书斋之学，而是他个人对社会人生体验后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从一个无权无势的中下级官吏子弟到后来的功业显赫，王阳明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段荆棘丛生的道路。因此，他高妙的胆略和计谋不仅为时人所赞叹，而且成为后人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