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掌权时绝不手软，方能上令下达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对领导者驾驭下属的谋略，阐发过精深的见解，其中影响最大者便是“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理论。韩非认为：聪明的领导者，应该“背法”、“处势”、“执术”。“法”，即法令规章制度，“势”是权力，“术”是权术。“法”、“术”、“势”三者统一起来，相互配合，就能居万人之上，维持统治秩序。
“法”、“术”、“势”三者比较起来，韩非更加强调“势”。在领导者的驾驭活动中，权力的作用更为紧要。韩非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尧是古代的圣明之君，可当他没有取得帝王地位的时候，连三个人也治理不了；桀虽为无德无能的残暴之辈，可坐在天子的地位上，却可以为乱天下。这就说明能否驾驭下属，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有没有权势。有权力，就能驾驭人，无权力就不能驾驭人。韩非举例说：“飞龙乘云，腾蛇乘雾，云能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类，则失其所乘也。”飞龙和腾蛇之所以能够在万里高空腾云驾雾，飞来游去，变化无穷，就因为有云雾作依托。一旦云消雾散，失去赖以生存的条件，便再也没有那样神奇的光彩了，就与蚯蚓和蚂蚁差不多。对领导者来说，所依托的东西，就是权力。有权力，就可居万人之上，驾驭下属；失去权力，便只能受制于人。
为此，韩非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驾驭活动的成功与失败，不在于驾驭者本人德能的高低善恶，而仅仅在于是否具有权力。因此，聪明的领导者，应遵守这样的原则：“不养仁爱之心，但增威严之势。”不必过于讲求仁爱道德，要把驾驭活动的重心放在增加和维护自己的权力上面。为此，要把兵权、财权、赏罚、任免之大权，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谨防枝强干弱、尾大不掉。韩非还提出了许多防治下属侵权夺权的办法，诸如好恶意向深藏不露，设置暗探等等。
韩非可称为中国的权谋之祖。他对权力的认识，是从极端自私自利的立场出发的，为此，有许多与此相关的思想，是不足取并且必须批判的。同时，他将领导驾驭活动放在单纯的、赤裸裸的权力基础上，否认其他因素对驾驭活动的作用，这显然是一种比较片面的认识。但是，从驾驭之术的角度去全面考察，韩非的思想也有许多合理之处，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古今中外，无数事实都说明一条真理：没有权力，就不能驾驭，驾驭和权力不可分离。这在军事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没有权力，就不能带兵，不能打仗，更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诸葛亮说过：“夫兵权者，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欲而施之，若将失权，不操兵事，亦如玉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滔戏浪，何可得也。”没有兵权，就像鱼龙离开海洋一样，纵使有天大的本领，也无从施展，谈何驾驭？
领导者的驾驭之权，简而言之，无非四项：任、免、赏、罚。其中每一项都与人的利益紧密相关。领导者要想获得一种行为，就必须首先设法使这种行为与相应的利益联系起来，使人们敬畏，不敢掉以轻心。晋升和奖赏，对一般人来说，都是愿意得到的，并且是比较强烈的需求。领导者将任免奖惩之权掌握在手里，把握好是否满足、如何满足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满足下属的需求分寸，这就从根本上控制住了下属。
总之，身为领导者，有时必须要大权独揽，才能有效地驾驭下属，如此，方能上令下达，保证命令和措施得以快速的贯彻实行。
集权或分权，需持经达权
关于权力，华为集团老总任正非有一句名言：“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华为永远都实行中央集权。”在分权问题上，任正非是谨慎的：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层层有序分权，口号是“充分授权，严格监督”。在最重要的人事权上，《华为基本法》明确规定：事业部的总经理、财务总监、人力资源总监和审计总监由公司任免。在利润分配上，事业部的全部利润由公司根据战略和目标统一分配。同时，经营决策权也不包含在华为事业部的权力之中。这样，分到华为事业部总经理手上的权力相当有限。作为事业部对外扩张动力的三大权力——经营权、财务权和人事权，都掌握在公司手中。把事业部的三大权力集中在公司政策层面，实际上造成了组织结构上的矩阵结构。在任正非看来，矩阵结构不仅是一种灵活的产品管理方式，而且还是依托横向流程管理权力，制约纵向的直线职能权力的重要工具。任正非看重的正是矩阵结构所表达的权力制衡的理念。
但是，高度集权的体制弊端很多。第一，必然走向家长制，使主要领导者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破坏集体领导；第二，容易破坏法治管理，阻碍企业的长期发展；第三，容易导致一言堂，造成管理者思想僵化，固执己见；第四，权力高度集中，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并产生严重的特权和腐败现象；第五，导致企业运营成本高昂，财政不堪重负；第六，容易造成重大决策失误。总之，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
因此，在谈权力的分散或者集中问题之前，必须要对企业权力目前的状况有个清晰的认知。只有了解状况，才能给出解决办法，即是集权还是分权，需持经达权，因地制宜。
集权或者分权，单纯从事情上来看，并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存在的是合适与否的问题。如果一个团队在之前是集权式管理，那么当这个团队出现高速发展的时候，为了配合这种发展过程就需要适当的放权，需要给发展中的团队成员适当的权力去处理各种日常的事务。等到团队的发展步入稳定增长期后，就需要适当的将权力集中起来。
对于一个团队而言，需要一个领袖一个声音，这就是集权，但这个领袖为了把事情做好，就需要给下属足够的合适的空间，这就是放权。集权更多的是在团队管理者的威信树立与决策力上，对于这两者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来挑战的，因为团队里的伦常关系至关重要。而分权则在下属工作积极性的调动上，要是集权过度，必然导致“诸葛亮现象”的出现，要是分权太厉害，则必然出现“安禄山现象”。这里面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因为平衡——尤其是这种动态的平衡，是很难把握的。
所以为了一个团队的健康，需要在一开始就对各个级别的人的权限做一个规定，这样大家都不会越权，也可以顺利地实现权利在不同级别之间的流动。
总之，控制的艺术在于“经”“权”之变。“经”是共识，是不易的原则。“权”是应变，是一种权宜的措施，即凡事要有原则的应变。控制之经最基本的就是在原则不变的情况下，不固守己见，方法却应该随机应变。时间变更，场合变动，被管理的团队和个人变换，方式也应该合理变通。只有一切因时、因地、因人而变并有原则，大家才不会怀疑与怨恨，才能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
分权有度，才能避免管理失控
权力是指处在某个职位上的人，对所辖单位及人员的一种行为影响力。正式组织中，权力是由职位所赋予的。在集权的组织中，决策权在很大程度上向处于较高管理层次的职位集中；在分权的组织中，决策权则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到处于较低管理层次的职位上。事实上，在组织结构中，可能是集权的成分多一点，也可能是分权的成分多一点。我们需要研究的，不是应该集权还是分权，而是分权和集权各有哪些优缺点，企业在实际的操作中，应该从内部的哪些因素去判断企业在分权和集权中应该采取的措施。
分权过度就会大权旁落
自从汉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曹丕迫使汉献帝禅让之后，权臣挟主，皇亲国戚专权，逼君让位，便成为此后封建王朝之间权力更迭的一种主要方式。因此，君臣互疑，君权重则臣权轻，臣权重则君权轻。封建专制时代，心怀野心的大臣和王亲国戚，君主厉害了，他们便屏声息气，装出一副顺从的样子；一旦君主是个孱弱之辈，就如狼似虎，凶焰逼人。而权力，便在这种你强我弱的变换中来回转移。
到了西晋时期，晋武帝认为魏朝的灭亡，是因为没有给皇族子弟权力，权臣当道，使皇室孤立了。所以，他在即位以后，封了二十七个同姓王。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军队；王国里的文武官员，都由诸侯王自己选用。他以为这样一来，有许多亲属子弟支持皇室，司马氏的统治就可以稳固了。哪里知道这一来，反而种下了祸根，即分权过度，架空了皇权，导致了后期的八王之乱，葬送了西晋政权。
八王之乱前后延续了十六年，社会动荡不安，晋朝也由此衰败下来。“八王之乱”使晋朝大厦出现难以修补的巨大裂隙，孤木难支，任谁也无力回天。
追思造成西晋最终灭亡的八个司马皇族，司马氏原来的立意完全是出于想“封建亲贤，拱辅帝室”，但晋武帝没有远图，惠帝失于暗劣，执政大臣安于奢放，致使贾后擅权，八王又暗怀私心，相迭而起，煽风速祸，致使“家国俱亡，身名并灭”。
“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闻，乱兵接而宫庙堕，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倘使晋武帝后继者为一守业明君，所有这些王爷大可以善始善终，拱列晋室。即使哪个怀有狼子野心，在大一统的皇权下面也只能做太平顺王。
祖逖曾讲，“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民庶怨叛。由诸王争擅，自相夷灭，逐使戎狄乘虚，毒逋中土。”晋惠帝虽昏而不虐，但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皇皇大晋，由一个愚君来统理，简直是古今所无的事情。晋武帝没有远见，所托非人，儿子不争气也罢，托孤大臣不是杨骏那样的擅权鼠辈，就是张华那样的世故老臣，以至于贾后奸邪妇人秉国，赵王司马伦王爷阴险篡逆，诸王争起，亡乱终至。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亡于农民起义的少数几个政权之一。虽然经学的衰落，玄学、佛教的兴起和少数民族内迁成为西晋政权削弱的重要干扰来源，但其真正的灭亡原因则是八王互攻而造成的内部混乱和崩塌。
分权不是放权，更不是放任，高明的分权方式应该是一手软，一手硬；一手放权，一手监督，只有这样，领导者才算是深谙分权控制之道。
集权有道，分权有序方为控制上策
集权有度，分权有法，是有效防范下级越权行为的方法，身为领导者，应把越权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可能的不利现象出现。
春秋时期，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君臣同心，励精图治，对内整顿朝政、例行改革，对外尊王攘夷，存亡续绝，终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春秋五霸之首的伟业。
齐桓公霸业的取得和管仲的谋略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他对管仲十分器重。尽管如此信任器重他，齐桓公终其一生也没有把内政、外交尤其是军权同时集于他一身，这样一来，既避免了大权旁落，君臣猜疑，也使管仲放开手脚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后功成名就，得以善终。
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皆大欢喜的结果，是和东郭牙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反对齐桓公立管仲为“仲父”分不开的。东郭牙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性情耿直，不避死亡、不图富贵，敢于犯颜直谏。他能“识君臣之有善（与不善）者”，对桓公之治多所匡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