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年，反对党组织了多次示威游行。记得第一次采访这样的示威游行是在市中心，记协所在大厦下临的大街上。站在记协大楼门口，看着满街黑压压的面孔，正感到有些不知所措，邂逅了《民族日报》的摄影记者奥卢姆——一位朴实精干和善的年轻人。他很有经验地带我走到宽阔的十字路口边。路口另一侧，手拿盾牌和棍子的防暴警察已经严阵以待；路口这一侧，示威的人群脸上失去轻松的笑容，开始显得激动而紧张，不停地呼喊着口号。我和奥卢姆，还有另外三四个外国记者孤零零地在他们之间、靠记协一侧的路口边上站着，但前沿的不少警察和示威者看向我们时，严肃的脸上都会多添一点笑容，虽然他们转回头对视时，表情又立刻变得十分冷峻。
不知怎么起的头，示威者开始向警察大扔石头，奥卢姆紧张地拍，我紧张地看，但没有一块石头扔向我们或其他摄影记者。或许是因警察太多，示威者最终改道前往游行目的地人民公园，双方没有发生直接的身体冲突。在人民公园的反对党集会，给人的感觉也是松松垮垮，还没成形就被防暴警察的催泪弹冲散。回忆至此，惊讶地发现催泪弹的呛鼻滋味，竞仍然保留在脑海里。
这次采访，给我一种很大的错觉，以为不论示威者还是防暴警察，对记者都是尊重的。警察驱散示威者的手段，不过是催泪弹而已，并无当地媒体事先暗示的那么直接的暴力行为。肯尼亚的另一位记者朋友：奥帕拉曾经警告我不是这么回事，但我心里却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相信他们起码对外国记者会客客气气。
没过多久，反对党联合搞了一次规模更大的示威集会——SabaSaba Rally，Saba Saba即斯瓦希利语中的7月7日之意，地点是Ka—makunji Ground。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地方位于内罗毕最大的一个贫民窟边缘，其实就是一大片空地，它同时也是这个贫民窟居民活动的一个中心。
这一天，在这里，肯尼亚警察和示威者之间发生了这一年最血腥的冲突。警察和示威者混战在一起，激烈地相互厮打。我亲眼看见一个怒气冲冲的警察砸掉奥卢姆的相机，因为奥卢姆拍到他用警棍打示威者的情景，另一名白人摄影记者也挨了一警棍。我手里只有采访本，脖子上挂着记者证，警察怒目瞪着我的非肯尼亚人面孔，终于什么也没做就又走开了。
我和分社首席及摄影记者一起去的Kama‘kunji Ground，事先把车停在离那儿有一定距离的一个加油站边上，而且分社的车当时都挂着使馆的红色外交牌照。我开车，首席坐副座，摄影记者坐后座。
我当晚在日记中写道：“从jogoo road转出来，路被两块拳头高的石头堵住，前方道路两旁全是手拿石块、大声吆喝，满眼愤怒的黑人。当此之际，绝不能停，立即踩死油门往前冲，只听见石块打在车身上，像落在头顶一样，玻璃哗哩哗啦地碎，眼角扫见一块石头砸向头侧车窗，感觉就像径直砸在太阳穴上一样，本能地把头伏在了方向盘上，车立刻上了马路牙子。这时，摄影记者从后座站起来扶住了方向盘，在感觉到他的手的那一瞬，我也冷静下来，立刻抬起了头，这时时速已经到了80公里，幸亏这条马路很宽，有两对双向车道，车走了一个之字形，又稳定了下来。逃离那些愤怒的人似乎只用了一分钟不到，但电光石火之间，又似乎已在生死间走了一个来回。回分社后再看车，后窗玻璃全碎掉了，只消飞进一块石头，肯定砸中摄影记者的脑袋。这种情况下，他还敢站起来，而且探身过来帮我开车。
事后想有三大幸运：一、挡路的石头不算大，否则标致车底盘那么低，根本过不去。二：没算太慌，拼命往前冲。三、摄影记者及时把住了方向盘。再晚数秒钟，很难说我把车开到哪儿去了。最大的幸运是车被砸得那么狠，三个人都没有受伤。回来后我很有点儿‘英雄主义的得意洋洋’……”
“英雄主义的得意洋洋”忘了是哪位同事的评论。旋即又听到很多议论，迅速吹散了我的这种幼稚情绪。领导从此不让再去采访示威游行。不过，每次回想此事，我感到幸运，却从未后怕。
过一阵子见到奥帕拉，他告诉我，在萨巴萨巴集会上，他借的相机被砸坏，自己头被打破，缝了十几针，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星期。
但是，奥帕拉接着露出一种神秘的表情跟我说，他相信他这次“倒霉”，是因为有人嫉妒他，请巫师对他施了咒语，他已经请巫师襄解。
我当时一定下巴都要掉下来了，但奥帕拉没有介意，只是郑重其事地点点头。肯定，他说的都是认真的。
奥帕拉来自Kisii地区，毕业于内罗毕大学，当时的确风头甚健，所写大特稿经常登载在《民族日报》的头版头条，有时几乎占据整个头版版面。但是，他深信巫术！后来我发现，肯尼亚教徒最众多的是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很怪，新教在非洲的气候远不如天主教，一直未及弄清这是何缘故），但就我接触的很多土著天主教徒，他们仍然相信部落文化里的很多属于原始崇拜的东西，包括巫术。在非洲，巫师同时也是“赤脚医生”，用草药行医。
奥帕拉是反对党的拥趸。这一年的大选，虽然西方支持反对党，但莫伊仍然以明显优势赢了大选。此后，奥帕拉一直想方设法申请去美国留学，但我在肯尼亚的时候，他始终没能成功。
三、肯尼亚住与行
内罗毕的贫民窟印象中共有七个，都被称为slum，面积非常之大，其中之一离分社不远。在分社对面的高尔夫球场里散步时，隔一道深沟和沟外尘土飞扬、坑坑洼洼的公路，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铁皮屋顶。
贫民窟里的人不见得都认为自己是贫民。这里的居民大致可以视所住房子的不同又分出三大类：一类是住砖房子的，多靠近公路和公共水源；一类是住铁皮屋的；一类住的是窝棚。说窝棚还是好听的，其实就是路边上一些破报纸、树枝、泥巴、塑料布勉强凑合出的一个略显圆锥形的“穴”，外观也就一人高，必须钻进去，进去后站不直，转身也困难。住在这种“穴”里的，许多是乞丐和流浪儿。内罗毕乞丐众多。
分社当时雇的厨房女佣埃斯塔和杂役彼得都住在从高尔夫球场能够望见的那个贫民窟里。我所熟悉的在肯尼亚主流媒体工作的当地记者，自由撰稿的奥帕拉，《民族日报》的奥卢姆，《肯尼亚时报》的女记者安妮，还有后来采访时结识的肯尼亚博物馆（相当于中国的中科院）研究人员，也在贫民窟里租房居住，采访或上下班主要坐matatu（小公共汽车，拥挤异常，横冲直撞，经常出交通事故，或谓之有“杀人执照”）。他们的收入都很菲薄，生活相当辛苦。出租车既昂贵，也很少能在路上看到，除非在机场那样的地方，一般要靠电话约。
为外国媒体机构工作的当地记者生活境况要好一些，比如给共同社工作的丹尼斯，住在机场附近一个居民小区里，那个小区按北京标准，也是很普通的居民小区，但在土著里面就算高档了，而且他还有一辆二手小汽车，已是大多数当地记者所不能企及的。他曾带我和我的首席去他岳父家中做客，虽然肯定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裕农家，房子大而清洁，生活堪称安逸，但家中陈设仍可用“清贫”二字形容。丹尼斯的岳父曾做到军队上校职位，当时已经退休。
还结识一位曾在美国留学的肯尼亚基库尤族女孩。她在美国圣母大学读书时，同班同学之一是我的前同事。归国后，她在一家外企工作，所得薪资能够让她不住在贫民窟，而是和另外两个女孩一起合租了我们分社那条小街尽头的一栋两层小房子，但她买不起车，哪怕是二手车，每天挤matatu上下班。她的父亲曾经官至肯尼亚政府的内阁部长。但她告诉我，当时的官员还是很廉洁的，她的父亲并未聚敛什么钱财，因此家境清贫，但子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特别强调说，现在（即我在肯尼亚时）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这个女孩很爱国，人也很聪明，读过很多书。和她同住的两个女孩也如此。我后来到肯尼亚北部采访东非三国军事演习时，认识了肯尼亚陆军的一位年轻的新闻官，也是非常聪明和敬业。
我相信这女孩的父亲较为廉洁，大半因为亲眼目睹过肯尼亚当时高官奢华的程度。有一次，我在《走出非洲》作者故居附近独自开车瞎转。那是一个远离尘嚣的富裕居民区，以欧洲移民偏多。左弯右绕、起起伏伏的柏油马路清洁无尘，可容两辆车对开，路旁大树成阴，隔三差五地掩映着一栋栋英格兰风格的红色尖顶房子。
我无意中开进了一条看上去格外清洁幽静的岔道，一路上坡，两三分钟后，柏油马路到了尽头，前面是一道宽大敞开的铁门，一条保养得很漂亮的沙土路蜿蜒深入，两旁全是树林，仿佛是个公园。
我明知进入私人区域，但好奇心大炽，不自禁地继续深入。转过一两个弯，我目瞪口呆。
前方忽然又出现一道铁门，铁门后是一大片美丽的绿草坪，草坪的那一端，矗立着一栋欧式风格、壮丽华美的大宅，约有八九层高，至少也有几十上百个房间。我当时的感觉，就仿佛《蝴蝶梦》中女主人公初睹曼德利庄园那般。
这道铁门旁，有一个门亭，门亭里有一个瘦高的和善的黑人站岗。他客气地告诉我，我不该闯入私宅，我也客气地向他道歉，问他这是谁的住处。他微微笑着告诉我，住在这里的，是一位内阁部长。
我想这位内阁部长的千金，肯定不会需要与人合租房子，也不需要挤matatu上下班。尽管在肯尼亚的欧洲侨民大多都能住在比在本国条件好得多的房子，就在后来在英国的见闻而言，能住上这等规格的豪宅的人，肯定也凤毛麟角。不过，在英国未见过盖这么多层的私宅，哪怕白金汉宫从外观上看，也没有那么多层。
四、肯尼亚的黑人
黧黑而面无笑容的健壮男人，空着双手、无所事事地站在街头；或匆匆忙忙、无声无息地走在炽热的太阳下，是内罗毕日日可见的一道风景。分社临近的大街上，每天早晚都有步行的人流，有的人甚至每天走两三个小时上下班。有钱挤matatu的人，都能算得上肯尼亚黑人当中的中等阶层。
肯尼亚依部落传统，允许一夫多妻，而且妻子地位平等，无正妻副妾之别。前述丹尼斯的岳父就娶了四个还是五个妻子，每个妻子有自己的房子，房子外观一样，大小没有区别。闻说有的部落酋长一生娶几十个妻子，生下一百多个孩子，且以此为荣。在内罗毕，当时失业率相当高，许多男子找不到活儿。有些男人就靠多娶老婆养活自己，让老婆帮佣赚钱给自己花。
但在受过一定教育、有体面职业的年青一代肯尼亚人中，一夫多妻似乎罕见，虽然男女不平等的程度未必轻。日记里记了这么一桩事：“（一次出差时，）夜宿：lake Baringo Club，与旅馆经理闲聊。这是个大约40岁上下的黑人，自言有一妻子一情人。他爱妻子，将来不管什么时候妻子发现他有情人，他都会立刻斩断与情人的关系，而且talk sweetly（甜言蜜语地）安慰妻子。他不给情人任何钱，只是到镇上就去找她并和她过夜。他的情人仅仅知道他喜欢她。这黑人很自得于他这种状态。”
有班可上，有工可做，在肯尼亚是件令人骄傲的事情，因为有太多的成年男子在街头游荡。在市中心，转盘人口或有红绿灯的路口，都有流浪儿守候着，瞪着带血丝的眼睛给你擦车。抢劫是常事，每个在肯尼亚呆过几年的人，都能和你讲一堆这样的亲身经历。威尔逊机场那位小型飞机公司老板告诉我，他曾经遇上四个劫匪拿枪顶着他的头；另一位独自闯非洲做电池生意的中国人则在吃饭的时候拿出他心爱的手枪给我看（肯尼亚允许私人持枪）。接到手中，不禁深感意外：看似小巧的手枪，原来这么沉甸甸。
大概有大半年甚至更久，分社首席空缺，我一般都独自开车出门采访。一天中午从市中心的记协出来（说起来，肯尼亚人普遍不怎么吃中饭，新闻发布会往往选在中午12点钟开，总是错过分社的饭点），等候绿灯时，突然有个黑人弯腰敲副驾驶座侧车窗，示意我轮胎出了毛病。我正疑惑地摇下一点车窗想问个究竟，蓦地发现另一个黑人正试图打开我身后的车门，抢劫！幸而我久已养成谨慎习惯，一上车首先锁上全部车门，不管多热也不开窗，更不把任何东西放在座位上。我立时狂按喇叭，重新摇上车窗，差点把那个人已经伸进来想打开车门的手夹住。但他们虽然站直了身，却露出悻悻然不舍放手的表情。绿灯终于亮了，我终于全身而退，身上大汗淋漓，开出老远一颗心仍狂跳不已。
但一般来说，大多数肯尼亚人极为善良。不管住在内罗毕或蒙巴萨这样的大城市还是乡村地区，他们对外来客都和善而热诚，仿佛不曾想过设立心防，学习世故。他们的笑容之纯真朴实，无思无虑，很难在矜持的英国人脸上看到。当然反过来说，他们也缺乏英国人脸上常有的微妙的、稍纵即逝难以捕捉的表情。
记得有天采访归途中，车突然熄火，我下车查看时，呼啦一下子，涌出十几个黑人围在车前后，简直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
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但一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又立刻放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