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9点半，北京大望京地块正式拍卖，刚开始的时候，有许多家地产企业参与竞拍，但是随着价格的攀升，不断有企业退出，当单价进入2万元以后，绝大多数竞标者都知难而退，竞争开始在保利地产、远洋地产和中国烟草旗下的中维地产等央企间展开，在最后的竞价中，保利地产又宣布退出，中维和远洋开始轮番举牌，最后当远洋将底价抬高到40．8亿以后，中维地产保持了沉默，一个新的单价地王开始诞生。
按照远洋地产的竞标价计算，大望京地块的楼面价达到24066元／平方米，如果再扣除医院、学校等配套设施，这块地的实际楼面价高达27529元／平方米，成为2010年第一个单价地王。
在新生“单价地王”诞生不久，新的“总价地王”又诞生了，这块地王位于大兴区的亦庄地块，在众多房企热火朝天的竞标中，中信旗下的地产企业脱颖而出，以总价50．5亿的价格成为新的地王。
但是仅仅在几个小时之后，又一个新的地王在海淀诞生，这个新地王的诞生，使得刚刚做了几个小时地王的大望京地块不得不屈身做了亚军。
新地王位于海淀东升乡蓟门桥，紧靠北三环，毗邻中心城区。
在这场白热化的地王争夺战中，中国兵器旗下的世博宏业和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上海绿地展开了巅峰对决。经过近六十轮的胶着竞价后，背靠实力强大的兵器集团的世博宏业最终以17．6亿元的代价拿到手中，折合楼面地价为16836元／平方米。
如果仅仅以这个价格衡量，似乎也算不上天价，但是标书还有一个附加条款，那就是竞买企业必须在该地块上以不低于3．5亿元的成本建一栋地上面积为30000平方米、地下面积为10000平方米的酒店，并无偿交给拍卖方。这样一来，竞拍款加上附加款，再除去标书规定的公租房，该地块的实际楼面价格高达30197元／平方米，超过新地王大望京地块27529元／平方米的实际楼面地价，成为最新的“单价地王”。
北京一天之内爆发三个地王震惊全国。尤其是在两会刚刚结束，温总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话音还未落下的敏感时刻，让人不禁大发感慨，越调控，房价就越高。以至老百姓戏言：总理管不住经理。
那么是谁这么胆大，胆敢和政府作对呢？答案很简单，是央企。央企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和监督的国有企业，也就是国企中的国企。
从2009年7月1日，截至2010年4月1日，中国的土地拍卖市场上共产生了十五个地王，其中11个地王为央企所斩获。2010年3月15日，北京的土地拍卖会上所产生的三个“地王”，也全部都是央企制造。
为什么在房价如此暴涨，民怨如此沸腾，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央企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有恃无恐地争夺地王呢。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央企有钱，第二央企有背景，第三央企不怕赔。所谓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大约就是这个道理。
北京的三个地王，贡献了大约一百亿，其中大望京地块一个就卖了50亿，50亿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中国99％的民营企业的资产不会超过一个亿，中国绝大多数的企业也不可能随时拿出50亿的现金。
中国地产界的著名大炮任志强，在北京的历次地王争夺战中，全部铩羽而归，为什么吹牛这么狠，拿地这么怕？很简单，任志强没钱！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任志强没有那么多钱，自然是心虚害怕。但是央企不怕，央企有钱，因为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保护，央企一直以共和国的长子自居，凭借这个身份也拿到了其他类型企业所根本不可能得到的政策扶持待遇。
很多行业，比如石油、电信、电力、金融、烟草等是央企的专利，在这些领域，基本上不允许其他所有制的企业进入，央企凭借行政权力获得了垄断地位，而凭借这种垄断地位，央企轻轻松松就聚敛了海量钱财。比如在大望京地王争霸战中失败的中维公司，就是中烟总公司旗下的地产公司，实力强大的中烟总公司，拿出区区几十亿买块地，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的小事。
想要争夺地王，没有钱是不成的，但是仅仅有钱也不够，很多民企所以在近期的地王争霸战中一败涂地，逐渐让出了主场位置，并非仅仅是没有钱，也不是真的买不起，几十亿虽然是一笔巨款，但是能拿出来的也不少。但是央企敢拿地王，民企不敢，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民企怕亏，而央企不怕。
万科一直是中国地产企业的一面标杆，是最大也是最优秀的地产企业之一，但是在一年来的地王争夺战中，基本不见万科的身影，而进入2010年，万科甚至被驱逐出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只能被迫到武汉、成都等二线城市去淘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本来主业并非房地产的央企，比如中国兵器、中国烟草、中化集团、中粮集团等旗下的地产公司风生水起，在地王争霸战中频频露面。
为什么管理优秀，经验丰富、口碑良好的自身地产企业万科，竟然被半路出家的中国兵器、中国烟草这样的企业从北京上海轰了出去呢？万科怕亏钱，但是央企不怕。
万科是一家股份多元的股份制企业，它的每一笔投资都要深思熟虑，都要从股东利益考量，如果一个项目赚了钱，那么利润丰厚，股价上升，分红增厚，大家都开心。如果一个项目风险太大，}人J为经营不利而亏损，那么股东利益受损，股价暴跌，管理层也要承担责任。而一些没有上市的私营企业就更敏感了，一个项目如果赔了钱，老板可能要去跳楼。但是央企不必担心这些，因为央企的资产属于国家，属于全体人民，赚了钱是企业的，赔了钱是人民的，不需要这些管理层拿出一分一厘来承担责任。90年代，为了稳定中国的金融秩序，财政部曾经两次从四大银行中剥离不良贷款，数额达到几万亿，这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贷给了国企，其中相当一部分贷给了央企。
央企制造了高达几万亿的巨额坏账，但是几乎无人为此承担责任，赔了就赔了，就当缴学费了，怎么办？国家买单！
正是因为几次类似的经历，深深鼓舞了央企冒险的信心，以为央企不怕，所以在“国十条”出台十天后，大望京地块附近楼盘下跌三千，但是央企身份的远洋地产一点也不放心上，赚了是企业的，赔了是国家的，左右逢源，旱涝保收，我是央企我怕谁？
央企所以敢于如此嚣张的最后一个原因，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根子深，后台硬。央企，顾名思义，就是中央直属企业，这些企业一个个历史悠久，财大气粗，根深叶茂。在体制内有着极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享受着和国内最受宠的各种政策的呵护和扶持。
比如在贷款方面，央企缺钱可以轻轻松松地从同样为国企的银行中获得融资，而民营企业身份的地产公司很难得到央企的待遇。
比如在宏观调控中，一次次的宏观调控，倒下的基本都是民族企业，央企反而可以借助一次次的调控扩大地盘吃掉民企。
央企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官商一体，在当前体制中，央企基本都有各自的级别，正局、副部司空见惯。这样央企在为了争取某些项目和地方政府谈判时，往往能获得先声夺人的效果，毕竟一个正厅级的市长，面对一个副部级总经理的时候，无论如何也要给点面子。
这样一来，央企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全部掌控，在地方争霸战中屡屡获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黄土怎样卖出金子价？“招拍挂”的原罪
中国的房价之高，基本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地价之高，也让人真实体验到了黄土变成金的神话。
2010年3月15日，北京是海淀区东升乡蓟门桥地块轻轻松松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录，总面积44507平方米的地块，被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旗下的世博宏业以17．6亿元的代价收入囊中。
44507平方米的土地，17．6个亿的价格，实在让人咋舌不已。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每平方米土地的价格达到将近4万元人民币；真可谓是真正的寸土寸金。
一块平平凡凡的土地，并非独一无二的稀缺资源，为什么能卖到如此之高的天价？为什么还有人买？而且还抢着买？
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垄断了土地出让权。
城市里的土地，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众所周知，中国实行的二元土地制度，乡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而这个国家的代理人就是各级地方政府。
城市里的老百姓要买房子，只能去找房地产商，而房地产商要想盖房子，必须先买土地，而这个土地的所有权，就在各级政府手里。尤其是2004年土地出让制度实行“招拍挂”以来，政府基本垄断了土地出让权。
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只能卖给政府，不能直接将土地直接卖给开发商和工厂主，无论有多少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买主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般用很便宜的价格从农民手里将土地征用，然后转手就可以以十倍、二十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卖给开发商。但是农民虽然明知自己的土地远远超过政府开的价格，但是也只能卖给政府，因为你直接卖给开发商是非法的。
而开发商如果想买土地，也只能从政府手里买，无论有几千几万个开发商，卖主也只有一个，虽然开发商明知农民手里的土地特别便宜，但是它不能直接从农民手里买，只能以十倍、百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从政府手里买。如果你从农民手里买，政府直接就可以将你的建筑拆掉，直接将开发商送进监狱。
后来政府为了将地卖出一个更高价，发明了一个“招拍挂”的制度，这个制度以标榜市场经济的名义，将土地价格推上了一个所能达到的最高巅峰。
“招拍挂”制度原本起源于香港，后来流传到内地，并且很快就发扬光大。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公开竞标，价高者得”。表面看来很公平，减少了暗箱操作的机会，诸多买方平等竞争，钱多的中标，钱少的出局。谁出钱多，谁出钱少一目了然。
表面看很公平，很市场，一切都是公开的，但是仔细分析，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到市场买猪肉，市场里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买猪肉的摩肩接踵，卖猪肉的也是鳞次栉比，买卖双方可以自由选择自由挑选，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交易对象，买肉的有许多个卖肉的可以选择，而卖肉的也有许多个买肉的选择。
这样就是一个公平的自由的市场，没有强买和强卖，市场供应充分，每一个成交价格都是在充分的对比和考量上所达成，没有一个猪肉档敢定一个明显高过市场的价格，这样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就是公平的，所有的交易都是平等的。
但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市场上只剩下一个猪肉档，或者所有的猪肉档都被这一家所强行收购，并且周边所有的地方再也没有其他猪肉档，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再有别的猪肉档。那么买肉者的苦日子就开始了。
猪肉档的老板因为垄断了整个市场的猪肉供应，使得市场的基础其实不复存在。猪肉档老板可以任意提高猪肉的价格，而不必担心没人买，因为猪肉是生活必需品，饭店、食堂、市民都是要吃的，而别的地方没有供应，你只能从我这里买，而且愿意不愿意卖给你？卖给你多少钱一斤？卖给你多少？全都是我说了算。如果我不卖了，你就没有猪肉可吃。
这样一个卖方完全垄断的市场，根本就谈不上公平和自由，所有的规则都是由猪肉档的老板来制定，猪肉档的老板为了使得每块肉都能卖一个高价，每天拿出一块肉来进行拍卖，让所有的买肉者公开竞标，谁给的钱多，就将肉卖给谁。这样一来，猪肉档的老板实现了利益最大化，猪肉卖到了最高价，但是所有的买肉者都成了任人宰割的牺牲品，而最后付钱的确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吃肉的人。
当前中国的土地“招拍挂”制度，和那个猪肉档老板拍卖猪肉的制度一模一样，地方政府就是那个猪肉档老板，被拍卖的土地就是那一块块猪肉，诸多竞标的房地产企业就是那一个个别无选择的买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