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历史比作一面镜子，此言颇有道理。那么，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历史存在？人们一般认为是有的，因为史料可以反映历史的真实，然而真实的历史却又往往如雾里看花，让人莫测高深。因为史料本身就是一种主观认识，历史的记载者天然主宰着史料的公正性，许多时候我们看历史往往需要倒过来推理。所以说，看历史的方法不同，结果也是大不相同的。
就本书的主人公段祺瑞而言，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
段祺瑞，晚清至北洋时期中国政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袁世凯的爱将，皖系军阀首领，曾几次任政府总理，最后坐到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响当当的政治家。
但此人在历史记载中，往往是个不太正面的角色，原因之一就是他对中国的“宿敌”日本的态度，另一重要原因则是他最后一次执政时期，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历史上言之凿凿，说惨案是段祺瑞指使的，鲁迅先生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也将笔锋直指段祺瑞。然而历史总是这样，有赞同者，就必然有反对者。
这里无意为谁来平反，本人也没有掌握独家秘史，只是叙说历史花絮，聊以解惑。但这些花絮，却很可能就是真实的历史。
“三·一八”惨案中多名学生遇难，执政府难辞其咎，但当时下令开枪射杀示威游行群众的并不是段祺瑞，他本人也的的确确并不在执政府里上班。至于是否他授意而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也找不到任何有力的直接证据，只好将之归为悬案。但当时段祺瑞闻讯后，赶到现场长跪达一个小时之久，以祭奠死去的无辜学生，从此以后便吃起了斋，这倒是公认的事实。晚年当段病入膏肓时，医生说他原本可以通过手术来挽救垂危的生命，只是他一味坚持长期吃斋导致营养不良而无法动手术。
前文说过他“不太正面”，即意味着他还是有正面之处的。
段祺瑞有个外号——“六不总理”，即不嫖、不赌、不贪、不抽大烟、不徇私、不喝酒。段祺瑞在位时，也曾威风八面，“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统率过几十万军队，管辖过大半个中国，但他在任期间却从未贪污过，自己连一栋房子都没有，一直租屋居住。从日本得到的西原借款，也被他全部拿去充作军费，自己分文不沾。后来下台寓居天津时，一度穷困潦倒，还是以前的老部下经常前来接济才能勉强度日。
对国家而言，段祺瑞还是有很大功劳的，表现在他曾经三度捍卫“共和”。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使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段祺瑞响应共和，多次通电逼迫清王室退位，甚至调动军队相威胁。不管他出于何种个人动机，但客观上看他是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是为一造共和。1915年，袁世凯想称帝复辟，当时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段祺瑞强烈反对，面对老上司加恩人的倒行逆施，他进行了明确的反抗，甚至一度被罢免所有官职，最终使得袁世凯取消帝制，是为二造共和。1917年，张勋复辟，段祺瑞率各省“讨逆”军攻入京城，逼迫宣统二次退位，剪除了大清最后一支武装力量——辫子军，这就是三造共和。
段祺瑞在历史上的确是个亲日派，但是面对民族大是大非的问题他还是表现出爱国的一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实现分裂中国的野心，多次派人来游说当时已经寓居天津的段祺瑞，请他去东北成立伪政府，一生看重权力的段祺瑞却多次严词拒绝。为避免被日本人劫持利用，最终选择应蒋介石的邀请，南下上海，颐养天年。
在弥留之际，他依然在挂念着自己曾为之奋斗的中国政局，曾留下亲笔遗嘱“八勿”，阐述复兴之道。其言恳切，其理至简，足为后世者戒：
余年已七十有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生平不喜多言，往日曲突徙薪之谋，国人或不尽省记，今则本识途之验，为将死之鸣，愿我国人静听而力行焉！则余生虽死犹生，九原瞑目矣。
国虽微弱，必有复兴直道，亦至简单。
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
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
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
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
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
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
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
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余生平不事生产，后人宜体我乐道安贫之意，丧葬力崇节简，殓以居士服，毋以荤腥馈祭。此嘱。
历史是动态的，更是立体的，活动其间的历史人物更是复杂多面的，绝非“善恶”两字可以简单形容。虽然北洋政府带给中国的是一段黑暗的统治历史，但是面对这个北洋派首领，我们却难以用非黑即白的标准来个一锤定音。
北洋统治时期，因为时代背景特殊，从而产生了无数的人情冷暖、悲欢离合，小到波及普通人的生活，大到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其间的恩怨、是非，难以凭一个人、一支笔盖棺定论。我们只能通过段祺瑞这个符号，一窥中国历史的浮浮沉沉、纵横捭阖，从而展现历史风貌的一角，以飨读者！
是为序！
